作者|王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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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歐盟在依據《外國補貼條例》（以下簡稱FSR）對“同方威視”開展調查中，要求相關中國實體提供大量中國境內信息。我國司法部隨即發布公告，會同相關部門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外國不當域外管轄條例》（以下簡稱《條例》）認定歐盟的相關跨境調查做法構成不當域外管轄。本次適用《條例》不僅具有阻斷不當域外管轄、保護中企合法權益的直接功能，更在檢驗我國涉外法治效能、反制“制度性單邊主義”以及維護多邊貿易體制等方面具有深遠的戰略意義。

“同方威視”調查中“不當域外管轄”的法理界定

歐盟在跨境調查中要求中國有關金融機構提供中國境內的大量信息，從國際法視角審視，此種執法模式構成了《條例》所規制的“不當域外管轄”。

其一，以“經濟聯系”替代“屬地原則”，構成管轄權的過度擴張。屬地原則是國際法上國家管轄權的基礎。在“同方威視”調查中，歐盟索要的所謂“外國補貼”所涉信息等，均完全發生并存在于中國境內，與歐盟缺乏實質性的領土聯系。歐盟僅憑目標企業在歐設有獨立的子公司，即主張管轄權，是對屬地原則的嚴重規避。

其二，以行政手段掩蓋保護主義實質，破壞國際公平競爭秩序。歐盟試圖將其監管觸角延伸至中國境內的商業活動與金融數據，不僅侵犯了中國的領土主權與管轄權，其本質更是以“公平競爭”為名，行“保護本土產業”之實。這種將他國正常的商業活動與產業政策泛安全化、違規“長臂”取證的行為，嚴重扭曲了正常的商業邏輯與國際經貿規則。

適用《條例》的規范基礎

《條例》的立法目的在于阻斷和反制外國法律與措施的不當域外適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護中國公民、組織合法權益，維護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將《條例》適用于“同方威視”調查，具備充分的規范依據。

《條例》第三條規定：“外國國家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系基本準則，實施不當域外管轄措施，危害中國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損害中國公民、組織合法權益的，中國政府有權采取相應的措施。”在“同方威視”調查的語境下，歐盟表面上是規制在歐經營實體的行為，但其執法所引發的直接后果，是迫使中國企業迎合歐盟的不合理要求，對其在中國境內的正常活動橫加干涉。一方面，歐盟無權在中國領土上開展調查執法活動，歐盟的要求是不當域外管轄的典型表現；另一方面，我國企業的合法權益因其執法活動受到嚴重影響。在此基礎上，國務院法治部門會同其他有關機關開展識別工作，經過充分的調查和全面的考慮，認定歐盟的跨境執法活動構成不當域外管轄，要求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執行或者協助執行，這是具備充分的法律基礎的理性之舉。

適用《條例》應對FSR調查的重要意義

在“同方威視”調查中適用《條例》，其意義已遠遠超出單一案件的維權范疇，而是中國在全球化新階段構建制度性防御體系的關鍵事例。

第一，阻斷“寒蟬效應”，提振中企出海信心。當前，歐盟FSR的模糊性與強溯及力致使在歐中企面臨極高的合規不確定性。適用《條例》進行精準阻斷反制，能夠為企業提供國內法層面的抗辯依據與救濟途徑，有效打破不當域外管轄帶來的“寒蟬效應”。

第二，開展實戰檢驗，激活中國涉外法律矩陣。近年來，我國出臺《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外國制裁法》及其實施規定、《條例》、《不可靠實體清單規定》、《阻斷外國法律與措施不當域外適用辦法》等涉外立法，初步構筑了反制裁、反干預、反“長臂管轄”的涉外法律矩陣。在“同方威視”調查中適用《條例》，是對我國涉外立法的一次高標準“實戰測試”，使法律從文本真正轉化為具備實質拘束力與執行力的制度工具。

第三，對抗“制度性單邊主義”，捍衛多邊貿易體制。歐盟出臺FSR，實質上是試圖以單邊立法取代多邊共識的“制度性單邊主義”行徑。中國本次適用《條例》，釋放出明確的規則信號：中國堅決抵制任何披著“法律外衣”的不當域外管轄。這不僅是一場中歐雙邊層面的法律博弈，更是中國捍衛多邊貿易體制、維護各國自主制定產業政策主權的重要法治實踐。

“同方威視”調查絕非孤立的商業糾紛，而是考驗中國涉外法治應對能力的試金石。面對歐盟的不當域外管轄，妥協退讓無法換取實質公平，唯有以法對法、主動出擊。《條例》作為我國涉外法治體系的利劍，在應對此類新型法律戰時展現出不可替代的時代價值。該《條例》的適時、精準適用，向國際社會重申了中國依法捍衛企業合法權益與國家經濟主權的堅定意志，也為中國在復雜交織的國際經貿博弈中依靠法治力量行穩致遠提供了堅實的底氣。

（作者系外交學院國際法系副主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