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左翼中的一些人開始對湯姆·斯泰爾和其他身家巨額的競選者抱有好感。安德魯·普羅科普是沃克斯的資深政治記者，報道白宮、選舉，以及政治丑聞和調查。他自沃克斯2014年創辦以來一直在該網站工作，在此之前，他曾在《紐約客》華盛頓辦事處擔任研究助理。

湯姆·斯泰爾、杰伊·比·普里茨克、羅·卡納和賽卡特·查克拉巴蒂，都是身家極高的候選人或政治人物。考慮到左翼普遍對億萬富翁心存疑慮，也擔心金錢對政治的影響，他們卻都意外贏得了左翼的贊許。

他們各自搭起這座橋梁的方式并不相同：斯泰爾提出了大手筆承諾，普里茨克推動了一套進步派治理議程，而卡納和查克拉巴蒂則與伯尼·桑德斯陣營有長期聯系。但共同點在于，進步派活動人士希望，這些候選人會更愿意對他們負責，而不是對傳統的民主黨建制派和商業利益負責。

在加利福尼亞州州長競選中，斯泰爾已經拿到了“我們的革命”和加利福尼亞護士協會的背書。前者由桑德斯2016年競選團隊的重要人物創立，后者則是該州推動單一支付醫療體系的主要力量。

而就在本月早些時候，就連美國民主組織加州分支也稱贊斯泰爾是“目前有競爭力的州長候選人中最進步的一位”，并建議不要再投給更左翼的抗議票。盡管所有人都在強調斯泰爾在議題上的立場，但反億萬富翁左翼支持一位已經拿出13200萬美元自有資金、用廣告把全州電波塞滿的候選人，這樣的畫面看上去還是有些別扭。

眾議員羅·卡納來自加利福尼亞州。根據財務披露，他的估算中位凈資產為2.327億美元，其中大部分是他妻子放在信托中的資產。他如今經常被提及為2028年“伯尼路線”上的潛在總統競爭者。

賽卡特·查克拉巴蒂則通過在金融支付初創公司條紋的工作積累了相當財富，如今正在爭取左翼支持，參加一場爭奪眾議院席位的初選，目標是接替南希·佩洛西。

當然，能把數百萬美元投入自己競選的富裕政治人物并不新鮮，兩黨都不乏這樣的例子，已故羅斯·佩羅這樣的獨立人士也是如此。今天的進步派常常把自己的思想源頭追溯到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而羅斯福本人也出身于那個時代最具人脈的家族之一。

但這類左傾的超富候選人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為它出現在民主黨多年警惕超級捐款人在“聯合公民案”時代影響選舉之后，也出現在人們越來越擔心億萬富翁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政府和更廣泛社會之后。

在就這個更大話題與左翼活動人士交談時，我聽到的看法并不一致。人們對支持富裕候選人，尤其是像斯泰爾這樣大規模自掏腰包的人，多少有些矛盾；但也普遍認為，如果他們在議題上說對了話、也站對了敵人，那么他們也許值得支持。“每一個億萬富翁都是一次政策失敗，”我們的革命執行主任約瑟夫·吉瓦爾蓋斯說，“話雖如此，我們還是得在現實世界里運作。而在這個世界里，我們碰巧有一位在意識形態上與我們組織和政策優先事項一致的億萬富翁候選人。”

2026年5月9日，斯泰爾在加利福尼亞州圣安娜的維布斯精品店交談。斯泰爾是一位對沖基金億萬富翁，職業生涯起步于高盛。嚴格說來，他并不是左翼議題的新面孔——早在奧巴馬時期阻止基石輸油管道的斗爭中，他就已經是氣候行動的重要資助者。后來，在唐納德·特朗普第一個任期內，他花了數百萬美元推動彈劾總統，隨后又拿出超過2.5億美元，投入自己那場近乎不切實際的總統競選；他在南卡羅來納州的最好成績是11%。

但加州州長這一開放席位的選戰，給了他新的機會。斯泰爾向左翼靠攏，首先體現在他對競選顧問的選擇上。他簽下了“戰斗機構”這家頗受關注的公司。這家公司成立于2025年1月，背后服務的正是緬因州的格雷厄姆·普拉特納和紐約市市長佐赫蘭·馬姆達尼等左翼挑戰者。

任何一家咨詢公司通常都會樂于接下一個肯砸錢的自掏腰包候選人，但斯泰爾對“戰斗機構”來說并不符合其一貫風格。該公司聯合創始人麗貝卡·卡茨說，起初她把自己永遠不會為億萬富翁工作的理由都告訴了斯泰爾團隊，但對方表示斯泰爾仍然想見她一面，她便答應了。和他談了一個小時后，她被說服了。隨后，斯泰爾開始爭取其他左翼團體，而其中最關鍵的，是他的兩個立場。

“我理解這不是最完美的措施，斯泰爾也這么說過，”我們的革命執行主任吉瓦爾蓋斯說，“但他愿意背書，愿意支持，也認同極端財富應該被大幅征稅這一原則。”

第二個關鍵議題，是斯泰爾對加利福尼亞州單一支付醫療體系的支持，這一點對爭取到護士工會的背書至關重要。加州政客經常作出這樣的承諾，包括紐森在內，但始終沒有兌現。左翼人士把這種失敗歸咎于民主黨建制派受保險業俘獲。當然，除此之外還有別的障礙——政客可能擔心擾亂選民現有的醫療安排，而且似乎也沒人知道這個財政緊張的州該如何為此買單。

斯泰爾并沒有拿出一套認真的籌資方案——他最近對凱夫健康新聞說：“上帝會在細節里。”——但他承諾會比這場競選中的對手更持續、更明確地推動單一支付制度落地。

無論是財富稅提案，還是全州單一支付制度，往往都會遭到政策圈內人士的側目。他們懷疑，這些承諾更像是迎合選民的口號，真要落地會非常糟糕。但左翼中的許多人把這些承諾看作一個積極信號：斯泰爾會打破內部建制派和既有做法的慣例。

這正是斯泰爾競選策略的核心。“我是唯一一個在競選州長時真正對他們發起挑戰的人，”他最近接受我的同事扎克·博尚采訪時說，“他們只擔心我一個人。他們只在我身上花一分錢都嫌多，卻愿意砸下數千萬美元來阻止我，因為他們覺得這個州是他們說了算。”這位億萬富翁也許會成為加利福尼亞州下一任州長——而且他還想逮捕斯蒂芬·米勒。

斯泰爾投入的巨額資金和左翼活動人士的支持，很可能最終都白費。最近的民調大多顯示，斯泰爾落后于貝塞拉和一兩位共和黨候選人。不過，選戰仍然膠著。也許，如果一位億萬富翁愿意花足夠多的錢、贏得足夠多的支持，他就能實現自己的夢想。

在斯泰爾競選州長的四年前，另一位億萬富翁也贏得了左翼一種奇怪而新的尊重：伊利諾伊州州長杰伊·比·普里茨克。普里茨克在2018年首次競選州長時，顯然不是左翼心目中的人選；民主黨初選中的進步派支持給了排名第二的丹尼爾·比斯，他打出的口號是“中產階級州長”，并直接點出對手的財富。

但在第一任期內，普里茨克推動通過了一系列進步派法案——提高最低工資、合法化大麻，以及支持選擇權和支持工會的法律等等——累積成了一份相當亮眼的成績單。

因此，在喬·拜登總統推進議程受阻、讓人沮喪的那段時期，普里茨克開始在一些人眼中顯得相當不錯。網絡上，一個把普里茨克塑造成強悍進步派英雄的迷因形象被接受了下來——多少帶著一點戲謔。《雅各賓》雜志的本·伯吉斯寫道，這一切多少有些奇怪，因為普里茨克其實是個“徹頭徹尾的主流民主黨人”；但他也指出，普里茨克之所以與該黨全國領導層形成對照，是因為他“真的把承諾兌現了”。

普里茨克的體態和個人魅力——他體重超標，而且樂于把這一點擺到臺面上，比如把“想大一點”定為競選口號——也讓一些人著迷。播客《查波陷阱屋》聯合主持人菲利克斯·比德曼在2022年發推說：“杰伊·比·普里茨克是民主黨里的獨角獸，有三點：他很大只，看起來不特別像個知識分子，而且直覺不錯。你在民主黨里真的很少能同時擁有這三點。”

不過，這種興趣也是雙向的。普里茨克說，他為自己贏得桑德斯支持者的認可感到自豪——而且他也很清楚，如果未來想競選總統，就必須找到辦法回應他們的懷疑。他在接受《大西洋》采訪時把自己的個人財富稱作一項“障礙”，如果他要在2028年競選總統，就必須跨過去。

對普里茨克的熱情，也許只是特定情境下的產物；目前還不清楚，這種熱情是否會延續到潛在的2028年總統競選中，因為到那時左翼可能會有別的擁護對象。奧卡西奧－科爾特斯是那里所有人脫口而出的第一個名字，但圍繞另一位長期支持桑德斯的人——眾議員羅·卡納——也已經有不少議論。

事實證明，卡納也相當富有——這要歸功于他的妻子，她的移民父親在俄亥俄州創辦了一家汽車變速器企業。不過，卡納公開強調，財務披露表上顯示的財富是“我妻子婚前的財產，我實際上對這些財產沒有任何發言權或主張權”，而且這些資產大多放在一個獨立信托中。

起初，卡納并不回避自己與富裕選區精英之間的聯系。有一段時間，他似乎成功地在伯尼陣營和科技行業之間維持著微妙平衡，甚至與馬斯克保持著長期關系，同時通過強調一種更偏增長、也更面向未來的進步主義來塑造自己。但本輪加州財富稅倡議最終迫使他選邊站——他支持了這項稅收，這激怒了富有的科技捐款人，也讓他迎來了一位民主黨挑戰者伊桑·阿加瓦爾。

離卡納的選區不遠，另一位同樣富有的候選人也希望借助左翼支持進入國會。賽卡特·查克拉巴蒂是一名軟件工程師，他早年在支付初創公司條紋的工作幫助他積累了上億美元財富，如今他正在舊金山競選佩洛西空出的眾議院席位。“我經歷過那種彩票式經濟，也就是初創公司經濟，”查克拉巴蒂去年在一檔播客中說，“那是一個只要你剛好在對的時間出現在對的地方，就能一下子暴富的體系。”

2026年1月，賽卡特·查克拉巴蒂在舊金山參加候選人論壇。和卡納一樣，查克拉巴蒂與伯尼陣營也有長期聯系——他曾參與桑德斯2016年的競選，2017年又共同創辦“正義民主黨人”，支持民主黨初選中更左翼的候選人。他支持的四名候選人后來當選，并成為“少數派小隊”的最初成員之一，其中包括奧卡西奧－科爾特斯，而查克拉巴蒂曾擔任她的幕僚長。

他在幾個月后離開，外界報道稱，這是因為他公開批評溫和派民主黨人，引發了爭議。如今，查克拉巴蒂正與主播、左翼意見領袖哈桑·皮克爾一起拉票，猛烈批評民主黨建制派，承諾要發動一場“政治革命”，并表示自己會不惜一切代價贏得選舉。最近的民調顯示，他落后于領跑者、州參議員斯科特·維納，但如果他在下個月的初選中拿到第二名，他和維納將在11月的大選中正面對決。

上面這些政治人物各有不同，也各自走上了通往左翼關注的不同道路。斯泰爾長期資助進步派事業，普里茨克是個強調能力的大人物，卡納是個擅長媒體表達的政策型人物，而查克拉巴蒂則是在“少數派小隊”成形之前就已經參與組織工作的人。他們之間沒有哪一種特質能把他們真正統一起來——除了每個人都擁有驚人的凈資產。

但我在與他們支持者交談時注意到一點：他們為像斯泰爾這樣的候選人辯護時，有些論點——比如他的財富在這種情況下反而幫助他擺脫建制派和大金主的控制，也讓他更愿意挑戰體制——聽上去和另一位億萬富翁的支持者所說的話頗為相似：唐納德·特朗普。

只要我們的競選融資體系仍然失靈，“億萬富翁救世主”的幻想就會一直有吸引力。沒人會把特朗普當成伯尼式的金錢政治批評者。但在他2016年的初選競選中，那也是靠自籌資金完成的一次競選，他和支持者經常宣稱，正是因為他有錢，才有能力同時對抗內部建制派和特殊利益集團。

特朗普本人則聲稱，他的對手都被內部頭號捐款人收買了——而其中不少人后來又被他拉攏過來——并說自己的財富讓他對精英如何壓制工薪階層有著獨特的認識。

在我們當前的法律環境下，個人捐款人和各類行業都可以花上數億美元影響選舉，于是把超級捐款人變成候選人，某種程度上反而顯得說得通。既然他能花自己的錢，至少就不用為了籌錢去討好別人！

這里同樣能看到2016年特朗普的影子：他的個人履歷，以及運動保守派對他的可信度缺失，促使他做出夸張承諾——比如說他會從提前公布的名單中挑選最高法院提名人——以爭取他們支持。

同樣，一些進步派的賭注是，這些富裕候選人會覺得，為了彌補自己財富帶來的負擔，他們必須更加努力，證明自己在左翼立場上的純度。畢竟，欠你人情的億萬富翁，總比別的情況要好。

民主黨選民是否真的會被這種邏輯說服，當然是另一個問題，這要看每一場具體選舉的動態。但只要我們的競選融資體系仍然失靈，“億萬富翁救世主”的幻想就會一直有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