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魯網·閃電新聞5月18日訊“和所有的干部、工人都是大家一樣，從來都沒有擺出什么架子來。所以就能夠和群眾，和大家分不清哪個是當官的，哪個是不同的干部，能夠和大家打成一片”，于敏忠在接受采訪時坦言，平易近人、人人平等，正是南下干部最鮮明的工作作風與思想底色。

4月17日至19日，山東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重走山東新聞干部‘北上南下’之路”項目組王詠梅教授、碩士生沈路昱和崔雨夢赴江西省南昌市，圍繞《江西日報》山東南下干部事跡進行采訪。

南下干部是隨著解放戰爭的形勢發展，我黨派往南方開辟新區的北方干部，這是一個英雄的群體。他們早年已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積累了工作經驗，為創建新的人民政權，遠離家鄉，到新解放區參與接管和建設。江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李德成教授長期深耕南下干部歷史研究。他介紹，江西的山東南下干部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源自冀魯豫解放區，另一類山東干部于抗日戰爭勝利后被抽調前往東北，后續又隨四野南下工作團南下。

于敏忠，正是第二類干部中的一員。這位已是百歲高齡的老報人，完整經歷了北上又南下的全過程，并長期堅守在新聞戰線，是那段歷史難得的親歷者和見證人。從烽火歲月里的油印小報，到新中國成立后的黨報陣地，他書寫了跨越山海的新聞人生。

于敏忠老人接受采訪（王詠梅 攝）

棲霞山區：受到革命啟蒙

1926年農歷三月，于敏忠出生在山東棲霞縣一個普通農民家庭。家里有四個兄弟，他排行老三。因為父親會做木工和泥水工，有一門手藝傍身，在閉塞的山村里勉強能維持家用，供孩子識字讀書，也讓他獲得了幼時求學的機會。

于敏忠所在的村子很小，只有十七八戶人家，藏在大山深處，交通閉塞，幾乎與世隔絕。因為村子太小、學生太少，請不起專職老師，他最初只能到鄰村上謝家去上學。自己家在下謝家，兩村相隔不遠，卻是少年求學的必經之路。

后來本村終于有了教書先生，于敏忠才得以在本村讀書。他7歲上學，讀書很用功，讀了幾年私塾，后又上了小學。“我也讀過私塾，像南昌的《滕王閣序》，老師也講過，私塾先生也講過，也讀過了幾年。”這段年少的讀書經歷，為他打下了最初的文化基礎，也為他后來從事譯報、文字工作埋下了伏筆。

平靜的山村生活，在他十幾歲時被徹底打破。

1937年，日本人侵占了山東。日寇的鐵蹄踏碎了中華大地，也打破了棲霞山區的寧靜。原本很少有人來往的大山里，漸漸變得人來人往。一開始，年少的于敏忠什么也不懂，對戰爭、對侵略毫無概念，“慢慢在學校讀書，慢慢講說日本進入中國，緊接著稍微懂得了一點這樣的東西。”

過去，棲霞山區村落整體條件貧瘠、對外隔絕，山里農戶普遍少有外出闖蕩的機會。“在大山里面住，在大山里面生產，農村的孩子對外界都沒什么接觸。”閉塞的環境導致少年于敏忠從小到大幾乎沒離開過家鄉，從未見識過山外的天地。但隨著來往人員越來越多，他漸漸知道，這片大山里來了一支不一樣的隊伍——八路軍。

“慢慢就知道，八路軍在棲霞，在海陽那附近，在靠近海邊有個牙山，牙山就是八路軍的根據地。慢慢就知道還有一個艾山堂（艾崮山），艾山堂也跟我們這邊不遠，牙山也離我們不遠，大概百八十里路。”于敏忠說，艾山堂一帶還有八路軍的醫院，因為地處偏僻，成為敵后堅持抗戰的重要據點。

牙山

那時，當地實行保甲制度，于敏忠的哥哥是甲長，因此家中經常要接待過往的抗日人員。“八路軍來往過要晚上，吃住干什么都要進行招待，所以這樣子接觸的也就多了，對八路軍有所了解。”

八路軍在村里發動群眾、組織群眾，提高群眾的抗戰意識，特別是這支軍隊嚴格的紀律性給于敏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回憶說：“八路軍那時候天天在農村里活動”，吃飯、住宿都有規矩，“吃一餐飯給你一斤糧食，那時候沒有糧食就寫個條子，寫個條子說在這邊吃了一餐飯，交公糧的時候就可以少交這一斤糧。”

那時候老百姓生活窮困，一斤糧食都是珍貴的東西。這種不拿群眾一針一線、嚴守紀律的作風，讓于敏忠和鄉親們從心底里認可、擁護八路軍。也就在這一時期，農村的革命群眾團體逐步建立起來：農救會、青救會、婦救會、兒童團……一個個組織把群眾凝聚起來。革命的思想、抗日的道理，一點點走進了這個山區少年的心里。

1942年，于敏忠16歲。這一年，中共在膠東地區成立了北海中學。“北海中學實際上就是八路軍、共產黨建立的一個訓練班，招生還要考試。”于敏忠回憶，當時的農村青年大多不懂革命的大道理，如果直接動員參加八路軍，很多人不愿意去；但聽說可以去讀書，大家都踴躍報名。一心向學、追求進步的于敏忠主動報名，順利考入了膠東北海中學。

于敏忠青年時期

1942年9月，根據地依托學校選拔進步青年，組織早期學兵前往抗大一分校膠東支校集訓。于敏忠主動報名參加，不料集訓期間，日軍對牙山根據地發動殘酷掃蕩，形勢驟然惡化，集訓被迫倉促停辦，受訓青年就地解散，他也只得暫時返鄉。

1943年，于敏忠重返學校，發現學校已經大變樣。“好多同學們都到了膠東抗大，年齡稍微大一點、身體好一點的，都走了。學校五十多個人，大概只剩下十多個人了。”后來，北海中學與蓬黃福聯中合并，辦學方向也轉為培訓地方干部。1944年開始，學校迎來大批基層干部：村長、各部門局長、區里五大會的干部都來學校培訓。人多了，吃飯住宿成了大事。學校安排于敏忠負責食堂工作，“當廚房的伙頭軍，當司務長，買菜買米油鹽。”除了管食堂，他還要種菜、養蠶。這段后勤工作的經歷，磨煉了他吃苦耐勞、嚴謹細致、服從安排的品格。

渡海北上：任報紙譯報員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抗日戰爭取得勝利。1945年9月，中共中央發出《目前任務和戰略部署》的黨內指示，提出了“向北發展，向南防御”的戰略方針，決定羅榮桓率八路軍主力部隊插進東北。與此同時，按照中央要求，山東有6000多名地方干部調往東北開辟新區。

于敏忠的人生，迎來了新的起點。

抗日戰爭勝利后，北海中學遷至黃縣（今龍口市），后逐步合并調整，于敏忠則被分配到棲霞縣第九區各救會任青年干事，工作地點離家不到三十里路。干了才個把月，就接到通知：到縣委組織部報到。“開了介紹信到縣委，到組織部住下來，過兩天又通知我到地委，地委當時在萊陽。”那時候沒有錢也沒有交通工具，全靠兩條腿走路。“我過小年的時候從棲霞出發，一百多里路，想爭取一天走到，結果沒走到，半路天就黑了。”晚上，他在路邊一戶農民家里借宿。“我們山東人都想高粱米面餃子，過小年的時候，我還吃了一頓高粱米的餃子。”于敏忠對這頓餃子記憶深刻，那是艱苦歲月里難得的溫暖。

第二天，他終于趕到萊陽地委。住了幾天后，組織部的同志找他和另一位年輕同志談話：“讓你們到東北去，去不去？”于敏忠當時心里犯了難：“隔家那么遠，不想去。”和他一起的年輕人更小，年輕氣盛，勸他：“去吧去吧，咱倆人一起去，一起去看一看。”年輕人的鼓動，加上革命干部“服從組織安排”的信念，讓于敏忠下定決心：去東北！

這是一條跨越山海的征途。

1946年春節后，于敏忠和戰友們正式登船出發。出發時，海上風向出現了難得的順向。“那時候海上的風是刮南風，不是冬天的北風。我們從膠東往北走，去東北，風正好轉向南風，一路非常順利。傍晚四五點鐘上船，第二天早晨六七點鐘就到了。”

到東北后，組織直接給于敏忠分配了工作：《遼東日報》譯報員。“那時候我在電臺上，只是做譯報員，四個碼字的電報譯成中文，晚上收新華社的電稿，電稿翻譯成中文，就是做這個工作。”于敏忠說，當時新華社發來的稿子不是中文，而是四個阿拉伯數字一組，每一組對應一個漢字，他的工作，就是把這些數字電碼逐組翻譯成通順的中文。

《遼東日報》

1946年6月，國民黨軍隊進攻中原解放區，全面內戰爆發，國共和談破裂，東北形勢驟然緊張。隨著戰局變化，《遼東日報》進行調整，因遼東與遼南可能被敵人分割，遼南地區急需創辦黨報，于敏忠被抽調參與籌建《遼南日報》，他們的駐地選在岫巖縣。可報紙還沒正式出版，國民黨軍隊就打過來了。于敏忠和通采科科長江村（后來任《黑龍江日報》總編輯）帶著十幾個工人緊急撤離。那段日子，是于敏忠一生中最驚險的時刻，人在前面跑，槍在后面追，“爬到半山腰，我調回頭來看，后面那個子彈，正一下打到土上。”

他們翻過山頂到了平原，碰到遼南軍區的偵察員，被送到了遼南軍區政治部。在政治部，于敏忠遇到了《遼南日報》的兩位報務員。他們說：“你來了就好了，我們管收報，報也沒人譯，你來了就可以譯報了。”

《遼南日報》

就這樣，于敏忠在戰火中重新回到譯報崗位。白天行軍，跟著部隊走；行軍住下，部隊休息，他們就架起電臺收報。兩位報務員收報，于敏忠來翻譯。軍區宣傳組有油印設備，“那時候辦油印，不像現在可以打字，就刻蠟版”，于敏忠他們收報譯稿，宣傳組刻蠟版印刷往外發，就這樣辦起了一份戰地油印小報。

1947年3月，于敏忠加入中國共產黨。

1947年5月25日于遼南軍區戴家屯（前排右一半蹲者為于敏忠）

1947年6月，東北形勢逐漸好轉，《遼南日報》遷至遼寧省復縣瓦房店，于敏忠擔任譯報股副股長，報紙正式恢復出版，一直堅持到1948年東北全境解放。

破譯密碼：促使東北土改

在《遼南日報》工作期間，于敏忠遇到了職業生涯中最具挑戰性也最有歷史意義的一件事——破譯一份密碼新聞。

“我碰到一個密碼新聞，照樣來翻一翻，不成句子，連不成句子，怎么搞一番？顛倒過來，顛倒過來也沒辦法。”于敏忠清晰地還原了當時的困境。這份電文，是新華社用密碼發來的一篇新聞稿，內容至關重要。“我待了好長一段時間，反復看，翻過來覆過來。把這個密碼，把這個碼字顛倒過來，顛倒過去，加啊減啊，顛倒不過來。最后發現了一個字，又拿這個辦法又譯第二個字，譯成句子了。”靠著耐心、細心與反復推演，于敏忠終于把整篇幾千字的電文完整破譯出來。

當翻譯完成的那一刻，他激動不已，這份密碼新聞正是1947年10月10日黨中央正式頒布的《中國土地法大綱》，也是解放戰爭時期全國解放區唯一的、統一的土地改革綱領性文件。這份文件繼承并完善了紅軍時期“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思想，終結了解放區土改無統一依據的局面。它明確規定：廢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為全國解放區土地改革提供了絕對權威的執行準則。

1947年10月晉綏分局印發的《中國土地法大綱》

在于敏忠看來，土地改革絕非簡單的分田分地，而是徹底打破了中國延續兩千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顛覆了舊社會“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殘酷局面。這次土地改革改寫了農民的命運，也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權。政策落地后，廣大貧苦農民終于有地種、有飯吃、有依靠，擺脫了過去受剝削、受壓迫的苦難境遇。翻身做主人的農民發自內心地擁護共產黨，為了保家衛國、守護來之不易的土地，紛紛踴躍參軍，加入東北民主聯軍，投身解放事業。正是土地改革贏得了民心、凝聚了民力，壯大了革命武裝力量，為日后東北全境解放、百萬大軍揮師入關、奪取全國勝利筑牢了堅實根基。于敏忠坦言，破譯這份密碼新聞，是他一生新聞工作中最高興、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

1948年1月15日的《遼東日報》轉載《遼南日報》的創刊周年社論《更好的為戰爭及土地改革服務》

1948年9月，隨著遼南行政區撤銷并入遼寧省，《遼南日報》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同年冬天，于敏忠被派到遼陽縣參加土地改革工作。在基層一線，他親身參與了土改政策的落地執行工作。

揮師南下：扎根贛鄱大地

1949年春節過后，于敏忠接到組織通知：南下。

“解放軍在前面打，我們就在后面跟。”于敏忠說，南下之路漫長而艱險。他們坐火車一路跟到南京，住了很長時間，等待前方戰事結束。在南京，他們遭遇了國民黨特務的監視和空襲威脅。組織通知上船南下，反復了七次，第七次才真正成行。

他們從南京乘船前往江西，船行至九江，還沒靠岸，國民黨飛機就來轟炸。六七百人一條船，只有一個出口，大家急忙下船，場面十分緊張。下船后，于敏忠和戰友們一路奔跑到火車站，乘火車抵達南昌，在南昌大旅社住了很長一段時間后，組織確定了分配方案：于敏忠被分配到吉安地區。

1949年6月，于敏忠到達吉安，負責接收當地印刷廠。9月，他被調到吉安地委干校擔任總務科長。10月，于敏忠被派往基層，任安福縣洲湖區區委書記。1950年5月，調任安福縣委秘書，之后又任安福縣洋溪區委書記、安福縣委宣傳部副部長。

從山東到東北，再從東北到江西，于敏忠始終服從組織安排，扎根基層，在政權建設、群眾工作、宣傳教育一線默默奉獻。

1952年，于敏忠的人生再次與新聞事業相遇。

地委打來電話，通知于敏忠到《江西日報》開會。彼時《江西日報》籌備在各地區設立記者站，經地委推薦，于敏忠被任命為吉安記者站站長。

1949年6月7日《江西日報》創刊號

那時的于敏忠，此前在東北只做過譯報工作，對新聞采訪、文稿撰寫并不熟悉，屬于采寫業務的門外漢。但組織安排，他堅決服從。初到報社，為盡快熟悉業務，他先到基層駐點鍛煉，在江西紡織廠待了一個月，由報社老同志斯群（江西日報社資深記者，后調任南京市文聯副主席、《青春》雜志主編）悉心幫帶、手把手指導，教他如何深入基層采訪、如何構思撰寫稿件。那時候的采訪緊扣國家發展大局，報道主題多圍繞抗旱救災、工農業生產、群眾日常生活展開，都是貼近現實、扎根基層的實在內容。

1953年7月，《朝鮮停戰協定》簽署后，抗美援朝戰爭取得了勝利。1953年9月到1954年2月，于敏忠隨中國人民赴朝慰問團中南分團赴朝鮮慰問，擔任宣傳組副組長，走訪軍營、慰問志愿軍將士。所見所聞讓他深受觸動，滿懷真情寫下《中朝人民心連心》《寶貴的禮物》《普天堡的光芒》等多篇通訊作品。

于敏忠（左一）和戰士們，1954年攝于沈陽故宮

從朝鮮歸來后，于敏忠便一直留在《江西日報》工作，歷任工財組組長、黨的生活組組長、編輯委員會委員、南昌記者站站長、江西日報社黨委委員、（夜班）總編輯、行政管理處處長等職務，深耕新聞宣傳崗位三十余年，直至1985年離休。

三十余年新聞從業歷程中，于敏忠始終堅守新聞初心，他強調：“從事新聞工作要實事求是，要深入群眾，了解真實情況，做些有意義的報道。”

對于新聞工作的職責與使命，于敏忠老人有著深刻的理解，話語樸實，卻字字千鈞：“最重要我覺得是，要好好的學習，根據黨的方針政策，認真的來學習好，按照黨的方針政策來進行宣傳，宣傳教育做這些工作，這一切都做好，你才能夠宣傳好，寫好你的文章。”“寫的多了，報道的真實了，真正起到作用了。大家看到都很滿意，這也就是記者的價值。”

李德成教授這樣總結南下干部的精神：“工作上要跟敵人斗爭，那個時候還有殘余的敵人特務，一些反對我們新政權的建立的問題，要跟他們斗爭。還有在生活中跟惡劣的自然環境斗爭”，“北方的文化環境、生活習慣、生活環境，跟我們南方不一樣。他們到南方來不但克服工作上的困難，還克服生活中的困難。我們北方很多南下干部來，很多容易染上幾種病，瘧疾、疥瘡”，“所以他們一直是牢記黨的教導，發揚這種自力更生，艱苦奮斗，不怕犧牲的精神，為南方政權的穩定和鞏固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李德成教授接受采訪（沈路昱 攝）

這位世紀老報人的奮斗足跡，得到了黨和國家的銘記。于敏忠先后榮獲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70周年、80周年紀念章、“光榮在黨50年”紀念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70周年紀念章等。一枚枚熠熠生輝的紀念章，映照出他跨越時代的赤誠初心，也鐫刻著他一輩子默默奉獻、矢志不渝的家國擔當。

于敏忠佩戴紀念章

從1926年生于山東棲霞，到1942年參加革命；從1946年渡海北上東北成為戰地譯報員，到1949年隨軍南下江西扎根地方與新聞事業，世紀老報人于敏忠，完整走過了山東新聞干部北上南下的革命征程，經歷了戰爭與和平、動蕩與建設。于敏忠以百年人生，書寫了一位山東籍革命新聞干部的忠誠與擔當。他的故事，是“重走山東新聞干部北上南下之路”珍貴的史料，更是一代革命新聞人留給后人寶貴的精神財富。采寫：沈路昱、崔雨夢 指導老師：王詠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