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臘月二十三，小年。

我正蹲在灶臺前給老娘熬小米粥，院子里那條老黃狗突然汪汪地叫起來。我掀開門簾往外瞅，乖乖，一輛黑色的小轎車正慢悠悠地拐進我家那條窄胡同，后頭還跟著一輛銀灰色的面包車。

我心里咯噔一下。

我叫劉桂芬，今年四十八，是家里頭最小的閨女。前頭有四個姐姐，個個都嫁得風光——大姐嫁了縣城開五金店的，二姐的男人在鎮上當會計，三姐一家在省城做服裝生意，四姐更甭提了，女婿是市醫院的主任醫師。就我，守著這座快塌架子的老屋，伺候著中風癱了八年的老娘。

這八年，四個姐姐來過幾回？我掰著指頭都數得清。大姐來過兩回，每回坐不到半個鐘頭，留下兩盒稻香村點心就走；二姐只在老娘住院那年來過一次，撂下五百塊錢；三姐和四姐，一個電話比一個電話金貴，過年都懶得打。

可今天，這陣仗是要干啥？

車門砰砰地響，四個姐姐前后腳地下來了。大姐穿著棗紅色的羊絨大衣，二姐戴著金晃晃的鐲子，三姐燙了一頭小卷，四姐拎著一個我叫不上名字的亮皮包。她們臉上都掛著笑，那笑容我八年沒見著了，此刻卻像夏天井里拔出來的西瓜，又甜又涼。

“小五啊！”大姐一把拉住我的手，“你這手咋這么糙呢！姐心疼！”

我愣在原地，手里還攥著那把燒火的火鉗子，黑灰蹭了大姐一袖子。她卻一點沒惱，反倒笑得更親了。

二姐擠上來塞給我一個紅包：“快過年了，給你的！”三姐把一大兜進口水果放炕沿上，四姐直接進了里屋，對著床上那個眼神呆滯的老娘喊：“媽——我們回來看您啦！”

老娘嘴角動了動，一行濁淚從眼角滑下來，滴在枕頭上，洇開一小片深色。

我心里那股怪味兒，越來越濃。

二

晌午，我搟了一大鍋面條，又炒了四個菜。飯桌上，大姐終于開了口。

“小五啊，聽說了嗎？咱這胡同要拆了。”

我夾菜的筷子頓了一下。

“東頭王嬸家上禮拜就簽了，一平米一萬二。”二姐壓低聲音，眼睛卻亮得很，“咱這老宅子，戶口本上的面積是一百八十六平，算下來……”

三姐搶話：“二百多萬吶！小五！”

四姐慢條斯理地剝著蒜：“媽這房子，是咱爹留下的。按理說，五個閨女一人一份。”

我手里的筷子“啪嗒”掉在桌上。

原來是為這個。

我看著她們四張臉，突然覺得特別陌生。八年了，老娘屎一把尿一把，褥瘡我一點一點給她擦藥，半夜翻身翻得我腰都直不起來。醫藥費我一個下崗女工，砸鍋賣鐵地湊。那會兒她們一個個都裝聾作啞，如今倒好，房子值錢了，姐妹情分也值錢了。

我深吸一口氣，端起水杯喝了一口，水是涼的，涼到心里。

“幾位姐，”我慢慢開口，“這房子是爹留下的不假。可這八年，媽是我一個人養的。你們算算，一個月光尿不濕就得四百，營養粉三百，藥費更別提了。八年，將近二十萬，我一分錢沒找你們要過。”

大姐臉上的笑僵住了：“小五，你這話說的，都是姐妹，算那么清干啥？”

“就是，”三姐撇嘴，“你住著媽的房子，伺候媽不是應該的？”

我冷笑一聲。應該的。這三個字，真輕巧。

這時候，里屋突然傳來老娘“啊啊”的叫聲。我趕緊跑進去，她癱瘓這些年，只有一只右手還能動。她顫顫巍巍地指著炕頭那個舊木匣子，嘴里嗚嗚地想說話。

我打開匣子，里頭是一張發黃的紙——爹臨終前寫的分家字據。我從沒打開看過，一直以為是老宅的地契。

四個姐姐也跟著擠進來。大姐一把搶過去，看了兩眼，臉色唰地就白了。

那字據上寫得清清楚楚：老宅歸誰養老，歸誰所有。底下有爹的手印，還有當年大隊支書的簽字作證。

屋子里一下子靜得針掉地上都能聽見。窗外的麻雀在棗樹上嘰嘰喳喳，屋檐下掛著的臘腸在風里輕輕晃。老娘的眼淚又下來了，這回不是傷心，是解脫。

二姐的臉紅一陣白一陣：“爹……爹咋沒跟我們說過？”

“爹說過，”我的眼淚也下來了，“爹咽氣那天，你們一個都沒回來。就我在跟前，爹拉著我的手說，小五，別怪你姐姐們，人各有命。可是媽，媽得有人管。”

四姐沉默了半晌，把包里的紅包掏出來，放在桌上：“小五，是姐對不起你。這錢你收著，給媽買點好的。”

大姐、二姐、三姐也都不說話了，一個個低著頭。

我擺擺手：“錢我不要。這房子拆遷的錢，我也不是一個人獨吞。媽還活著一天，這錢就是媽的養老錢。等媽……走了，剩下多少，咱們五個平分。但有個條件——”

我看著她們，一字一句地說：“從今往后，你們每個月，輪流回來看媽一次。媽不是房子，媽是人。”

四個姐姐紅著眼圈，重重地點了頭。

窗外，夕陽把老院子染成了暖黃色。我回頭看了一眼炕上的老娘，她的嘴角，竟然微微地翹了起來。

這一刻我才明白，有些親情，不是血緣斷了，是被利益蒙住了眼。錢能把人心照得透亮，也能把人心焐得回溫。就看，你愿不愿意給彼此一個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