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義烏發展經驗的重點不在于簡單復制小商品市場形態，而在于把握其在尊重市場主體、穩定政策預期、優化公共服務、完善專業市場平臺、推動市場采購貿易和應對外部不確定性等方面形成的治理邏輯。義烏的發展不是靜態“模式”，而是在長期市場演進、地方政府有效服務和市場主體持續創新中形成的動態經驗。其核心啟示在于：地方政府應在尊重市場規律的前提下明確邊界，圍繞市場發展所需的制度供給、基礎設施、交易規則和營商環境持續發力；專業市場集聚并不必然導致低價惡性競爭，價格透明、劃行歸市、分工協作、平臺規則和柔性制造能力能夠促進差異化競爭；線上平臺未必替代線下市場，在非標準化商品、綜合采購和小單快返的場景下，數字平臺可以成為線下市場的流量入口和能力放大器。下一階段，義烏仍需在國際貿易不確定性、產業升級、傳統優勢延續和公共平臺治理之間保持戰略定力。對其他地區而言，“義務模式”更可行的借鑒方式，是立足本地產業基礎和資源稟賦，構建適合自身條件的“有效市場+有為政府”機制，而非照搬義烏的市場外觀。

近期，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國家高端智庫）主辦，中國人民大學國家中小企業研究院、中國人民大學國發院宏觀經濟治理研究院承辦的雙周政策分析會 “義烏經驗”研討會在線上舉行。會議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國家中小企業研究院副院長孫文凱主持。與會專家圍繞義烏發展經驗的理論內涵、制度機制、現實啟示與未來挑戰展開討論，重點涉及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協同、專業市場集聚、線上線下融合、政策連續性和市場采購貿易等議題。

一、義烏發展經驗的可借鑒價值不在于復制市場形態，而在于提煉政府與市場的互動機制

主持人孫文凱在開場中指出，義烏發展經驗對于推動縣域治理和縣域經濟建設具有參考價值，但各地經驗不能簡單照搬，關鍵在于從具體實踐中總結具有共性的內容。會議由此將重點討論義烏經驗中可推廣的治理機制，而非某一市場形態或單一項目復制。

義烏市市場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同濟大學市場經濟研究所義烏研究中心主任何建農認為，應審慎使用“義烏模式”這一表述。義烏更適合被理解為動態發展的“發展經驗”，其形成并非一次性制度設計，而是伴隨市場擴張、政策調整和主體成長不斷演進的結果。浙商研究會執行會長、浙江工商大學戰略企業家學院特聘院長、《義烏經驗》作者胡宏偉也強調，義烏微觀市場本身很難被其他地區直接學習或復制，其更具一般意義的內容是政府與市場之間的辯證關系。各地學習義烏，不宜停留在重建一個“小商品市場”的層面，而應在尊重市場活力和人民創造的基礎上聚焦政府如何有效引領。

從這一意義上看，義烏經驗可被概括為一種縣域經濟治理樣本：地方政府通過穩定戰略、制度供給和公共平臺建設釋放市場主體活力，市場主體則通過持續競爭、分工協作和需求識別推動產業與貿易體系擴展。二者不是簡單的替代關系，而是在長期互動中形成相互塑造的治理結構。

二、“有效市場+有為政府”的關鍵在于政府尊重市場邊界并提供精準制度供給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一帶一路”經貿合作研究所副所長宋琍琍圍繞“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關系指出，兩者并不必然存在誰先誰后、誰主誰次的固定排序，較理想的狀態是“分就各自優秀、合就彼此成就”。在她看來，有為政府的作用主要體現在頂層設計、宏觀調控、市場監管和公共服務等方面，但前提是以有效市場為邊界和歸宿，不干預市場運行本身。義烏市場主體和地方政府共同體現出“精準”和“極致”特征：市場主體精準識別不同客群和階段性需求；政府則精準識別不同發展階段需要何種引導、服務和守護，并將制度供給和環境營造持續做細做實。

浙江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史晉川從資源配置的角度說明，義烏小商品市場的發展是民營化、市場化推動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典型案例。早期地方政府以“集中管理”的方式回應行商集聚，實際上承認并規范了由行商向坐商轉化的市場趨勢。1982年提出的“四個允許”（允許農民經商、允許從事長途販運、允許開放城鄉市場、允許多渠道競爭）進一步釋放了農民經商、長途販運、開放城鄉市場和多渠道競爭的空間，為小商品市場的形成奠定了制度基礎。此后，義烏通過聯托運市場等物流基礎設施建設，增強市場集散功能，并通過商業規劃和工業園區規劃，推動商業資本向產業資本轉化。

胡宏偉則強調，應討論“好的政府行為”，而非抽象地肯定或否定政府行為。義烏經驗的關鍵，不是政府替代市場主體作經營決策，而是在尊重市場經濟規律和堅守法治準則的前提下，提供公共平臺、規則秩序和基礎設施。由此可見，政府行為與市場活力并不必然對立，關鍵在于政府能否以開放、平等和服務型方式對待市場主體。

三、早期行商環境建設和制度調整為市場內生動力形成提供了基礎

何建農從地方實踐脈絡的角度指出，義烏之所以能夠在多個專業市場競爭中后來居上，重要原因在于早期行商環境建設和制度調整。他將義烏概括為較早探索市場經濟、推動共同富裕和優化行商環境的典型城市，并強調，穩定友好的行商環境是全球小商品市場形成的重要基礎。

圍繞早期政策環境，何建農重點提到，市場開放以后，原有的稅制并不適合薄利多銷的小商品經營。義烏政府在實踐中探索更適合小商品市場特征的稅收征管方式，既降低了經營戶稅收負擔，又保證了財政收入。創新稅收征管方式后，地方財政收入明顯增加，經營戶由被動應對征收轉為主動納稅，外地經營者也因此更愿意進入義烏市場。

營商環境并非抽象口號，而體現為具體制度能否與市場主體的經營邏輯相匹配。對于依賴大量小微主體、薄利多銷和快速周轉的專業市場而言，稅費安排、交易秩序、攤位管理、物流服務和行政預期等都會影響市場主體是否愿意長期投入。義烏早期經驗的意義，在于義烏政府能夠較早識別市場機制與制度環境之間的不匹配，并通過實踐調整降低交易成本、增強經營預期。

四、市場集聚并不必然導致低價競爭，價格透明、分工協作和平臺規則可推動差異化發展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副教授鄒靜嫻提出，義烏市場高度集聚，看似最容易出現同質化、低價格、低利潤競爭，但在現實中卻更多地體現為需求匯集和差異化生產。她認為，義烏價格高度透明，使商戶有意愿尋求差異化空間；同時，義烏與制造端、自主制造和定制化制造之間形成較強連接，商戶具備進行差異化供給的能力。因此，義烏既有擺脫低水平競爭的意愿，也有實施差異化生產的能力。

何建農補充指出，1992年義烏實行“劃行歸市”，對規范同類經營、避免無序競爭發揮了重要作用。胡宏偉則提醒，應區分“內卷”和充分市場競爭。浙江的許多塊狀經濟本身就具有高度集聚特征，例如，襪業、小五金、領帶等產業集群。義烏的特殊性在于品類更全、規模更大，但其競爭機制仍更接近充分市場競爭，而非被非市場因素扭曲的低水平內耗。充分競爭通過分工協作和成本最小化，反而提升了專業市場效率。

史晉川從歷史條件和平臺治理角度補充指出，義烏小商品市場發展早期，日用小商品總體處于需求大于供給階段；市場集聚規模顯著降低交易成本，形成世界競爭力；小商品市場公司對經營戶價格競爭也形成了一定約束。這些因素共同解釋了義烏市場為何沒有簡單滑向價格無序競爭。

五、政策連續性來源于穩定主戰略、可見市場收益和公共平臺屬性

宋琍琍認為，義烏能夠長期保持政策連續性，關鍵在于“一張藍圖繪到底”。從早期的“四個允許”到“興商建縣”，再到“興商建市、強市富民”，義烏長期圍繞市場建設和富民強市形成穩定主戰略，為商戶和企業提供了清晰、可預期的發展環境。穩定預期使市場主體敢于進行長期投資，也使地方政府在外部環境變化中能夠保持基本方向。

與此同時，義烏并非僵化延續原有政策，而是在主戰略不變的基礎上順勢而為、因勢利導。宋琍琍舉例指出，面對中介型市場式微和國內產業轉移，義烏政府提出“以商促工、貿工聯動”，推動貿易優勢向產業優勢轉化；面對全球化浪潮，義烏推動市場國際化改造，建設國際商貿城，吸引外商常駐，并設立外貿服務體系；面對電子商務沖擊，義烏采取積極擁抱姿態，鼓勵實體市場和線上平臺融合，培育電商產業集群。

鄒靜嫻提出，政策連續性還可能與早期政策收益的可見性有關。若市場建設在早期已經帶來了明確收益，地方企業和居民形成穩定利益預期，后續政策偏離的空間就會受到約束。胡宏偉也認為，市場是公共交易平臺和地方經濟基礎，義烏市場發展已經深度關系到當地群眾和經營主體的利益，使歷任管理者更傾向于沿著既有方向繼續完善，而不是輕易改變。

六、線上線下融合的關鍵在于數字平臺放大線下專業市場和柔性供應鏈優勢

圍繞“線上是否會吞噬線下”的問題，鄒靜嫻認為，義烏的經驗顯示，線上平臺更能發揮賦能作用。線上平臺能夠快速制造流量入口、放大爆款效應，并與小單快返、柔性生產相結合，強化中國制造在快速響應方面的優勢。對于義烏而言，線上渠道并非簡單地替代線下市場，而是擴大需求觸達和提升供需匹配效率的工具。

鄒靜嫻同時指出，義烏線下市場能夠保持吸引力，與商品高度非標準化和綜合采購效率有關。許多小商品并非完全標準品，采購者需要通過線下場景進行觸摸、比較和組合選擇；同時，義烏市場品類高度集中，采購者一次到訪即可完成多種商品的集中選擇，線下采購具有綜合效率。

宋琍琍也提到，面對電子商務沖擊，義烏并未采取排斥態度，而是通過政策扶持鼓勵實體市場與線上平臺融合，培育“義烏購”等平臺和電商產業集群。這說明，傳統專業市場的數字化轉型并不必然意味著線下衰落，關鍵在于能否將線上流量、訂單組織、柔性生產和線下展示交易能力結合起來。

七、市場采購貿易和“1039”制度創新是義烏外貿模式的重要支撐

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教授谷克鑒從國際貿易視角指出，義烏外貿發展具有鮮明的貿易立市特征。義烏作為縣級市，在全國出口格局中具有突出份額；其中，市場采購貿易是理解義烏外貿模式的關鍵入口。義烏探索形成的市場采購貿易方式，成為全國推廣的重要經驗。

谷克鑒將義烏市場采購貿易概括為“1039現象”。他認為，全球經濟不確定性最終會集中體現為貿易不確定性，而市場采購貿易通過組貨人制度和委托代理關系，將小商品、大市場和長鏈條連接起來，可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企業在面對外部供應鏈和外部價值鏈時難以由內部管理吸收的風險。與一般貿易相比，市場采購貿易更強調專業化組織、信息匯集、訂單組合和風險分擔。

圍繞下一步改革，谷克鑒建議完善市場組貨人制度，推動配套政策改革。由于市場采購貿易改革不只是海關監管或邊境政策問題，還涉及稅收征管、國內治理和全球價值鏈嵌入等更深層次的制度協調，建議義烏在“小商品、大市場、長鏈條”建設中發揮平臺作用，進一步擴大國際貿易綜合改革的外溢效應。

八、面向下一階段，義烏需在外部不確定性、產業升級和傳統優勢延續之間保持戰略定力

宋琍琍指出，義烏面臨的挑戰根源于長期路徑依賴與外部環境快速變化之間的矛盾，主要體現在：地緣政治和貿易保護主義可能對高度依賴出口的商業生態形成長期壓力；產業升級的迫切性與原創設計、品牌價值不足之間存在差距；碎片化訂單趨勢和物流成本變化也可能影響既有供應鏈優勢。

胡宏偉則從義烏自身發展方向提出兩點問題：一是如何應對進出口結構和全球貿易關系；二是如何應對高新技術產業浪潮與傳統日用消費品優勢之間的關系。他認為，義烏應充分認識新技術、新業態帶來的壓力，但也不宜簡單模仿其他城市的高科技路徑，而應堅持自身在日用消費品、專業市場和全球小商品貿易方面的優勢。

史晉川對進出口平衡問題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認為義烏作為國際小商品城，關鍵仍是把出口和小商品貿易優勢發揮好，不能簡單地將宏觀層面的進出口平衡任務直接壓給義烏這一市場。義烏下一階段發展既要回應外部貿易環境變化，也要避免偏離自身比較優勢。更穩妥的政策方向，是在鞏固小商品市場、市場采購貿易和專業平臺能力的基礎上，推動品牌、設計、數字貿易、物流服務和供應鏈組織能力提升。

九、政策啟示：從“復制市場”轉向“構建機制”

第一，各地學習義烏經驗時應首先識別本地真實產業基礎和市場主體結構，避免把“經驗學習”簡化為市場項目、園區形態或口號復制。義烏經驗的可推廣部分，是穩定戰略預期、尊重市場主體、降低交易成本和提供公共平臺，而非某一具體市場建筑或業態本身。

第二，建議地方政府更加重視專業市場、物流網絡、數字平臺、公共服務和交易規則等“市場基礎設施”的供給。對于大量小微主體集聚的產業，政府最重要的作用往往不是替代經營者作決策，而是保障平臺秩序、降低制度成本、提升信息透明度和增強長期預期。

第三，在整治低水平競爭時，應區分充分市場競爭與被非市場因素扭曲的內耗式競爭。價格透明、市場出清、分工協作和差異化能力是市場升級的重要機制，不宜簡單把產業集聚本身視為問題。

第四，面對外部貿易環境變化，義烏經驗提示地方開放平臺需要突破單純商品交易功能，進一步轉向供應鏈組織、風險分擔、制度創新和全球價值鏈嵌入。市場采購貿易、組貨人制度和數字化平臺建設，可以成為提升外貿韌性的重要抓手。

總體而言，義烏發展經驗的價值不在于提供一套可以機械移植的地方樣板，而在于揭示縣域經濟發展中市場主體、地方政府、專業平臺和外部開放之間的互動邏輯。對于正在推進縣域經濟高質量發展、民營經濟發展和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地區而言，義烏經驗提供的核心啟示是：尊重市場規律是前提，穩定政策預期是基礎，公共平臺和制度供給是關鍵，持續適應外部變化則是保持長期競爭力的重要條件。

【作者簡介：孫文凱，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國家高端智庫）研究員、國家中小企業研究院副院長；楊雨萱，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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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王煒、孫文凱、鄒靜嫻

微信編輯：張菁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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