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成中華文明核心思想的儒學歷來重視經典教材的編撰、傳承、更新，形成了源遠流長的教材史，蘊含了博大精深的教材思想，對于當下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教材學具有重要意義。但這一點似乎并沒有得到應有的認識。有觀點認為，古代的教材“程度模糊、分量主觀、方法隨意、內容籠統”，實際并非如此。以下擬以朱子四書學教材為中心，從儒家經典教材的演變歷史及朱子四書學的教材特質兩方面加以論述。

從孔子刪述六經到朱子合編四書

儒家文明本質上是以經典傳承為核心的思想文明。孔子作為儒學的創始人，其貢獻不同于周公等有德有位者的制禮作樂，而在于通過述而不作的方式，重新詮釋六經之思想與意義，并以經其整理之六經為教材，實現對儒家思想的奠基與開拓。《漢書·藝文志》說“宗師仲尼”的儒家“游文于六經之中”。孔子自言他對于六經“述而不作”，并無所創作，只是整理而已。在朱子看來，孔子“述”的具體工作就是“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皆傳先王之舊”。孔子通過對六經開展刪節、編訂、闡發、修整等工作，使六經之“舊瓶”得以裝其思想之“新酒”。孔子對六經整理極為嚴肅認真，如他對《春秋》的處理，被《史記》認為是“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孔子刪述六經的意義獲得后世極高評價。經孔子整理之六經，成為此后儒家的經典教材，對于古代的思想、政治、社會、教育等諸方面都產生了非常深遠而持久的影響。

被公認為理學集大成者的朱子，則以對四書的創造性詮釋，成為繼孔子之后對儒家經典文明作出劃時代貢獻的又一儒學大師。朱子創造性地將《論語》《孟子》和原《禮記》之《大學》《中庸》兩篇合編為一書，即四書，或稱四子。正如四庫館臣所言，“古無四書之名”“至詮解四書，則實亦無逾朱子”。館臣認為，盡管朱子在五經學如《周易本義》《詩集傳》等方面也取得了杰出成就，然未必就超過了漢唐之注，但朱子的四書注釋，則的確是作出了前無古人的貢獻。朱子用盡畢生心血來注釋四書，直至易簀前三日還在修改。他對自己所注四書也極為自信，認為每個字都好比在秤上稱過，不多不少，極為恰當。朱子如此重視注釋四書的原因在于：他立志編撰一本給各地窮鄉僻壤學子學習四書的經典教本，從而更好地傳承、發展理學思想。從歷史來看，朱子所編撰的《四書章句集注》成為南宋以來東亞世界最為重要的經典讀本，其效果恐怕超出了朱子本人的期待。

朱子四書學教材的目的性、原創性、經典性、系統性、一體性

朱子是個偉大的教育家，其四書學教材的成功具有頗多值得挖掘之處。首先是朱子的《四書章句集注》具有明確的目的導向性，就是為傳承理學、辟除佛老服務。故他在作為先秦原典的《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中注入了大量的理學思想，尤其是二程及其弟子的話語，毋庸諱言，朱子的四書學本質上是理學化的四書。因此，對四書或四書學這個概念并不能隨便用于理學之前的《論語》《大學》《中庸》《孟子》。朱子編注四書的一個重要意圖，就在于樹立二程接續孔孟的理學道統譜系。由此，他強烈抨擊了異于理學的諸多思想學術，如俗儒記誦詞章之習、異端虛無寂滅之教、權謀術數功名之說、百家眾技之流等，他認為這些都違背了理學的天理仁義之學。

朱子的四書教材具有突出的原創性。《四書章句集注》能超越五經，成為七百多年來東亞儒學的首要經典，與其思想的高度原創性密切相關。但由于朱子注釋“渾然猶經”的特點，導致這種原創性似乎并不易為學者所認識。比如，他在《中庸章句序》中明確提出了“道統”這個具有創造性的概念，但今日似乎有一種流行的觀點，將“道統”論歸諸韓愈始倡。如果要這樣說，還不如說孔子、孟子始倡。在朱子這里，“道統”是一個內涵豐富、作用全局的概念，而在韓愈等人那里，只是對儒家圣賢人物譜系簡單羅列，顯然不是嚴格的“道統”論。朱子在《四書章句集注》中融入了天理價值論、理氣本體論、人心道心論、天命之性與氣質之性論、主敬涵養、格物致知的工夫論等，這些思想相對于此前有關《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的注釋來說，充滿了強烈的創新性和鮮明的時代性。

經典性是朱子四書教材的另一特性。經過歷史的選擇，《四書章句集注》成為百世不刊之典，它的經典性表現為超越時代性和地域性。朱子去世后不久，南宋理宗即頗為推崇《四書章句集注》。該書在元代仁宗時（1313年）被確立為科舉考試之首，取代了五經的至尊地位，標志著儒家經學在國家教育制度層面從五經時代轉向了朱子的四書學時代。自此，《四書章句集注》作為儒家經典教育之首的地位一直延續到1905年科舉教育的廢除。在此期間，《四書章句集注》的影響跨越國界，被朝鮮、越南等國主動仿效，其科舉考試亦以之為首。《四書章句集注》的經典性還表現為它的普適性。它不僅僅是作為一般意義上的科舉之書，更主要的是作為受眾群體價值觀念和行為準則的指導，具有修己治人、化民成俗的權威地位。這顯然是百年來諸多教科書編撰所期盼而未能做到的。

系統性是朱子四書學教材的獨特之處。本來，《論語》《大學》《中庸》《孟子》是各自分散的，當朱子把它們組合成一個整體時，就面臨如何安頓彼此關系的問題。朱子對此給予了明確說明，在他看來，有兩種次序安排：一種是根據時間先后的《論語》《大學》《中庸》《孟子》的次第；另一種是根據為學工夫由易到難的《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的次第。對于第二種次第，朱子反復解釋，體現了他作為一位理學教育家重視為學先后的苦心。另外一個問題是如何處理四書與五經的關系，朱子認為二者好比“禾”與“飯”的關系，四書相對于五經是“打禾為飯”。他肯定五經是四書的源頭，但就為學難易、成效而言，則學習四書較五經具有“工夫少，得效多”的事半功倍的效果，故相較五經，學習四書應擺在更優先的地位。從將《大學》置于《論語》之前、四書置于五經之前的考慮可以看出，作為編者的朱子，心中始終有受教者在，總是從學習者的角度來考慮經典教育的次第。朱子四書學的系統性還體現在它的體系性或者說集成性。朱子的四書學雖以《四書章句集注》作為最主要的教本，但實質上存在著圍繞該書而展開的《精義》《或問》《語類》《文集》等系列讀本。一是作為《四書章句集注》前身或基本材料的《論孟精義》。在編撰《四書章句集注》之前，朱子苦讀二程學派及張載的著作，把他們有關《論語》《孟子》的言論匯編為《論孟精義》，而《四書章句集注》就建立在該書基礎上。二是對《四書章句集注》所選諸家加以評析的《四書或問》。該書以問答形式，表達了對張載、二程等說加以取舍的原因，有助于讀者了解朱子《四書》注釋的所以然。三是《朱子文集》中有關《四書》注釋的討論。朱子在與弟子朋友往來的兩千多封書信中，大量論及他對《四書》注釋的看法，很好地呈現了朱子在不同時期對同一文本、觀點的看法異同。四是記錄朱子與弟子討論四書注釋的朱子四書語類。朱子在與弟子講學時，弟子將其談話記錄下來，是為《朱子語類》，其中涉及四書者有五十卷之多。這種談話體親切易懂，頗受讀者歡迎。

階段性與一體性。朱子特別注重教育的層次性與一體性。四書教育對他而言，其實屬于中間階段。他將古代教育分為小學和大學階段。他分析當時教育失敗的一個原因是缺乏小學階段的事上養成教育。為此，他和劉清之專門編撰《小學》一書，以作為進入大學階段的必要教材。該書也獲得極大成功，在東亞世界具有了近乎經典的地位。此外，為了推廣周、張、二程的理學思想教育，朱子在1175年和呂祖謙從四者著作中選取622條，編為《近思錄》，作為理學入門之書。該書很快成為理學經典讀本。陳淳所記朱子說認為該書是“四子之階梯”，而“四子”又是“六經之階梯”。對“四子”究竟何指，學界素有不同看法，但這一“階梯論”頗為流行，表明學習四書學的階層性。它意味著北宋理學之書對學習朱子四書學具有優先性，而要學習六經，又須以朱子四書學為階梯。在這種階段論中，朱子始終保持了教育目標的一致性，即培養能夠窮理正心、修己治人的人才。

朱子作為偉大的教育家，其四書學教材取得了巨大成就，體現了深刻而富有意義的教材思想，創造性吸收、轉化其中的思想，必將有助于建設具有中國文化自主性的中國教材體系，推進中國的教材學發展。

原載：《光明日報》2026年5月16日

作者：許家星，系北京師范大學價值與文化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