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周明遠，今年五十二歲。1994年從大連坐船到神戶，口袋里揣著三萬日元和一本翻爛了的日語教材。那時候我二十二歲，覺得日本遍地是黃金，只要肯吃苦，什么都能掙到手。

剛到日本的頭兩年，我在神戶港口附近的一家中華料理店洗碗。老板是福建人，對我還算照顧，包吃包住，每個月給我十二萬日元。白天洗碗，晚上去語言學校上課，周末再去便利店打零工。那時候年輕，不覺得累，就覺得日子有奔頭。

我的第一任妻子叫田中美咲，是語言學校隔壁花店的店員。

說起來我們認識的方式挺普通的。語言學校門口有個自動販賣機，我每天下課都去買一罐咖啡。花店就在販賣機旁邊，她經常在門口整理花桶。一來二去，我們就點頭打招呼了。

有一天下大雨，我沒帶傘，站在販賣機旁邊的屋檐下躲雨。她從店里拿了一把透明傘遞給我，說"用完放在門口就行"。第二天我還傘的時候，順便買了一束最便宜的雛菊。她笑著說，在花店工作三年，第一次有人買花送給她。

美咲比我大兩歲，離過一次婚，沒有孩子。她話不多，笑起來眼睛彎彎的，像月牙。我們交往了半年就結婚了，那是1997年的春天。

婚后的日子平淡但安穩。我從料理店辭職，進了一家小型貿易公司做業務員，專門對接中國的客戶。美咲繼續在花店上班，每天傍晚回家做飯。她做飯很好吃，尤其是味噌湯，用的是她老家信州的白味噌，甜絲絲的，我到現在都忘不了那個味道。

但我很快發現一件事。美咲從來不跟我吵架。不是那種忍氣吞聲的不吵，而是她真的不會跟你起正面沖突。我加班到半夜回家，她不問為什么。我周末跟同事去喝酒，她不說一句抱怨。我把換下來的臟衣服扔在沙發上，第二天就洗好疊好放在柜子里了。

一開始我覺得舒服，覺得這就是賢妻良母。后來慢慢覺得不對勁。有一次我問她，你就沒有什么不滿意的嗎？她想了想說，沒有啊，挺好的。

那種感覺怎么說呢，就像你對著一面湖水扔石頭，水面泛起漣漪，但很快又恢復平靜，你永遠不知道湖底下是什么。

我們的婚姻維持了四年。2001年，她跟我說想離婚。沒有第三者，沒有爭吵，她只是平靜地說，覺得我們不太合適。我問哪里不合適，她說不上來，只是反復說"對不起"。

離婚手續辦得很快，在區役所填了一張表，蓋了章，十分鐘就結束了。走出區役所的時候，外面在下雨，我突然想起她當年遞給我那把透明傘。我想問她到底是哪里不合適，但她已經朝另一個方向走了，背影很快消失在雨里。

離婚后我把精力全部投入工作。2003年公司派我去東京常駐，負責華東地區的進出口業務。我在東京租了一間小公寓，每天早出晚歸，周末就在家看電視或者去附近的居酒屋喝兩杯。

我的第二任妻子叫渡邊綾子，是客戶公司的事務員。

綾子跟美咲完全不同。她性格開朗，說話語速快，笑聲很大，在辦公室里隔著三個工位都能聽到她的聲音。我們因為工作上的往來漸漸熟悉，后來開始一起吃午飯，再后來就自然而然地交往了。

綾子小我五歲，沒結過婚，家里在埼玉縣開了一家小超市。她父母對她嫁給中國人這件事一開始有些猶豫，但見過我幾次之后就接受了。她媽媽跟我說，只要對綾子好就行。

2005年我們結婚，那天綾子穿著白無垢的樣子很好看，我穿著租來的禮服，覺得自己這輩子可能就這樣安定下來了。

綾子確實給我的生活帶來了很多變化。她喜歡出去玩，周末拉著我去各種地方的溫泉、輕井澤的奧特萊斯。她還逼著我考了駕照，說沒有車在日本太不方便了。

綾子雖然性格外向，但在家庭生活里，她有一種近乎執拗的"不給別人添麻煩"的習慣。她生病了不跟我說，我下班回家發現她燒到三十九度，還在廚房煮飯。我說你怎么不告訴我，她說沒什么大不了的，吃點藥就好了。

有一次她媽媽住院，她請了三天假去照顧，回來之后像什么都沒發生一樣繼續上班做飯。我是后來從她妹妹那里才知道，那三天她幾乎沒怎么睡覺。我問她為什么不讓我幫忙，她說不想讓我擔心，而且這是她自己家的事。

"自己家的事"——我們已經結婚了，她家的事不就是我的事嗎？但她不這么想。在她的意識里，有一條清晰的線，把"自己應該承擔的"和"可以麻煩別人的"分得很開。而那條線畫得很嚴格，幾乎什么都歸在"自己承擔"那一邊。

2010年，綾子懷孕了。我很高興，覺得有了孩子一切都會不一樣。但懷孕四個月的時候，她流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