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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江河散人

編輯：莉莉絲

臨近貞觀六年的年末，唐太宗李世民一波破天荒的大動作，引起了后世巨大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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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代當地方法院宣判死刑后，案件還要到最高院進行最后的審核，若是覺得不妥可以駁回重審。這種少殺慎殺、防止錯殺的刑罰理念可溯源至漢代，當時已有對在押犯人進行二次訊察以減少冤假錯案的機制，稱之為錄囚或慮囚制度。

從理論上講，慮囚的目的是防止冤假錯案，故而以平反冤案為宗旨，若是刑罰得當無差錯，自然也不會無故給囚犯減刑甚至一釋了之。不過事實上，每次執行慮囚，尤其是皇帝個人色彩的慮囚，總會有隨之而來的寬宥與赦免之舉。

貞觀六年的十二月二十二日，李世民又一次親自錄囚。與之前針對具體案件的寬免不同，這一次他換了種玩法，在跟囚犯達成明年秋決前自歸的約定后，李世民當即下令將被判死刑的390名囚犯全部釋放，讓他們回家過最后的團圓年。

唐太宗李世民_圖

到了第二年九月，這390名死囚竟然無一跑路，全都如數返回京師。太宗見他們如此信守承諾，自己也是非常感動，而感動之余便將他們全部赦免了事。

一次驚世駭俗的縱囚事件就這樣完美落幕，太宗愛民如子的仁君形象再次得到淋漓盡致的展現。“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 一百多年后，白居易有感于此，特意寫下《七德舞》一詩來歌頌太宗的英雄事跡。

不過，整件事情總讓人覺得很蹊蹺。

沒有誰不貪生怕死。作為征戰沙場經年的太宗真的會相信縱囚歸家能感化死囚，進而使他們遵守君子之約自動歸隊？對于犯人來說，有了逃跑活命的機會無論如何都會比返京更符合個人利益，即便這會連累親友又如何？

一兩個人傻乎乎地為了名譽、自尊返回可以解釋，但這么多人都這么干就太令人費解了，難道視死如歸已經這么普及了嗎？

歐陽修（1007年8月1日－1072年9月22日）_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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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質疑非今人獨有。

宋代大文豪歐陽修便將他的疑惑寫在名篇《縱囚論》中：“此豈近于人情哉？”歐陽修一針見血指出其中的漏洞。在他看來，所謂的縱囚自歸不過是雙方私下勾結的一場秀而已，目的何在呢？不過是圖名罷了。

歐陽修說的沒錯，這恐怕就是一場規模空前的政治秀，雖然對于具體的操作細節現在已不可考。之所以如此肯定，因為這種縱囚歸獄的事例始作俑者并非李世民本人，而是早有先例并幾成套路。

要給這種套路找個發明人的話，當推東漢光武時期的鐘離意。

據《后漢書》的記載，鐘離意曾經有兩次縱囚的行為。一次發生在他被大司徒侯霸征辟為公府職員后不久。他受命將囚犯從洛陽押往河內，但彼時正值寒冬，一些囚犯因缺少冬衣而受凍生病無法行走。

當經過弘農郡時，鐘離意便要求當地官員提供衣物御寒，此后更是直接將囚犯全部釋放，放任他們去自己想去的地方，只要在約定時期抵達河內即可。后來，這些被釋的囚徒們全都如數按期抵達。

另一次事件發生在鐘離意任職地方縣令時。一個名叫防廣的百姓因為替父親報仇而被捕，期間母親病死，鐘離意憐憫之下便放他回家辦理喪事。手下的人紛紛勸他不可，鐘離意卻毫不動搖仍放了防廣。等到喪事完畢后，防廣也果然如約還獄，鐘離意于是將此事上報政府，結果防廣被免除了死刑，可謂皆大歡喜。

鐘離意（約10～74）_圖

這種放縱囚犯、克期而歸的事件自漢以后屢有記載，稍晚于鐘離意有東漢戴封、西晉被稱為圣君的曹攄、梁朝的何胤與王志、北齊的張華原、北周的蕭撝等等，不限一時，不限一地。

不過，這種縱囚事件為何一再出現？

歸根到底，乃是儒家的吏治理念在起著作用。在儒家看來，刑罰最多只是消極地禁止作惡而無導人向善的能力，要想達到天下大治的太平局面，以道德的力量教化眾人才是可行之道。遵循這種理念行事的官員便是所謂的循吏或良吏。

同時，在古人眼中，“倉廩實而囹圄空”是理想社會的重要特征，當政治清明、社會安定時，必定出現“民亡盜賊”、“囹圄空虛”的情況。

在這種政治觀念下，考察地方官員的政績的一個重要指標便是地方的犯罪率，案件與囚犯的人數成為良吏與否的關鍵性考核指標，這也就形成了日后官員厭惡百姓訴訟的心理特征。

正是在理想與現實的雙重考慮下，縱囚歸獄的事例一再發生：既能體現儒家教化的理念而被人稱贊，又可能減少囚犯的數量（當囚犯歸獄時，縱囚的官員通常會替他們向上級求情并獲得成功）而獲得政績，這樣的事情何樂而不為？

唐朝版圖_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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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然有許多先例，唐太宗這次的縱囚舉動仍稱得上是破天荒的。

這不僅是數量上的為數眾多，更重要的是性質變了。在此以前，縱囚事例大多是官員的行為，皇帝往往是事后得知，偶有為之也是被動下的反應，且也多是針對個人的縱囚。

道理在于，縱囚雖然符合儒家以德治國的理念，但又與國家頒布的法律相違背，故而，這類事情往往是吏治上的死結，一如子女替父報仇一般，很難處理。

以官員的身份實施縱囚行為，實際上是把矛盾糾結扛在了自己身上，置身事外的皇帝便有了從容處理的可能。他既可以對囚犯或主事官員既往不咎以顯示仁德，又可以適當處罰官吏以示法律的不可違背。簡而言之，背鍋有官員，好處則歸皇帝。

從這一角度來看，李世民主動縱囚的行為無疑與過往有了本質的區別，從而顯得并不明智。那么，以英明著稱的太宗為何在壯年干了這么一件糊涂事？

究其根源，則是對自身合法性的焦慮使然。

玄武門政變_圖

貞觀之初距離大唐開國不過十余年，政權并未穩固，更重要的是，李世民的即位本身并不合法——先是弒兄殺弟，接著又逼父禪讓，故而他又面對著巨大的倫理壓力與嚴重的合法性危機。

這種時刻下，李世民迫切需要在國家治理方面做出一番突出政績，顯示出自己卓越的治國才能。以政績作為自己執政的合法性根源，自然是當務之急。

正如之前所言，“倉廩實而囹圄空”是社會大治的兩大特征，即百姓富裕與無人犯罪。但要發展經濟、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以達到“倉廩實”的境況是個長期工程，非一朝一夕可至。相比之下，“囹圄空”便有著較大的可操作性，也較容易在短時間內達到。

因此，通過人為手段減少犯罪人數便成了李世民宣揚德政、提振民心的重要舉措。

本著這種原則，即位之后的李世民便極為重視刑事案件，屢屢親自錄囚。在貞觀四年，更是出現了全國死刑犯僅29人的歷史最少記錄，于是，他當即迫不及待地對臣下宣稱貞觀盛世指日可待。接踵而至的，便是這次規模空前的縱囚事件。

然而，縱囚不久后的李世民很快意識到自己的魯莽之處：這種做法無疑將自己置于沖突的焦點，且又極大地破壞了刑罰的威懾力量，進而可能會帶來意料不到的負面結果。

《貞觀政要》_圖

當貞觀七年九月縱囚歸來并被大赦后，按理，如此規模的大赦須采用盛大的典禮來宣示德政，但關于此事史書上卻沒有絲毫記載：既沒有相應的詔書指令，貞觀君臣也沒有留下可供后世品味的“對話錄”。此外，致力于總結發揚太宗事跡的《貞觀政要》對此事也同樣毫無記載。

個中緣由不難猜測，這極可能是太宗為了維護自身形象而有意刪略的結果。沒想到的是，這件他意圖掩蓋的往事卻被一百年后的白居易一把揭開，而后者的目的卻恰恰是為了給他歌功頌德。倒真是諷刺。

參考資料：《貞觀政要》《縱囚論》《新唐書》

文字由歷史大學堂團隊創作，配圖源于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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