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文化界大佬后人里,我最不能理解的,是汪曾祺的子女。一方面,他們盡力打造“護爹人設”,竭其所能維護老汪形象,儼然揚名顯親“孝之終也”的典范;可另一方面,近二三十年來,他們又似乎為了那點版稅,幾乎將老爹版權任意賣給了所有出版商,恨不能全世界出版社都人均出一套“汪曾祺選集”,儼然當今文壇頭號“品牌連鎖加盟授權商”,不僅榨干用盡吃相很難看,且似乎是消費\敗壞汪曾祺聲譽最不遺余力的幕后推手。這種操作,左右互搏術,委實是我這笨人看不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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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市面上五花八門的“汪曾祺選集”,尤其以散文集最為泛濫。汪曾祺生前,出版的散文集其實并不多,自編也就五六種,態度非常謹慎。可到了現在,據說市面上亂七八糟都有300多種“汪曾祺散文”(未曾統計過,我的感覺可能有五六百種),而且都是經過“汪曾祺家屬授權”的,也是當今文壇一大奇觀。這種搞法,不僅一般讀者會迷糊,連鐵桿“汪粉”都生氣。前幾日,我就看到一位自稱“將汪老視為我最喜愛的當代作家且沒有之一”的汪迷公開吐槽說,近些年坊間所出汪集,大多粗制濫造,各種選本泛濫成災,大多以美食、花木蟲魚、舊人往事等為主題重復選文,內容高度重復、東拼西湊不說,編校裝幀也沒什么可取之處,很是無奈云云。過去總覺得《瓦爾登湖》版本之多嘆為觀止,現在想來,全世界“選集”最多的作家,可能就是汪曾祺。國內如魯迅,只是再版不斷,“選集”其實很有限,得到“家屬授權”的更少。
說白了,汪家后人這種迷之操作,目的豈有他哉,無非為了一個字:錢。因為倘若是真心為了推廣乃父作品,是不可能這么放任,胡亂授權,毫無底線,明白就是為了拿版稅收益的。現當代文化界大師名家的后人里,至今也找不到第二位的后人,是如此“放”法的。最為關鍵的一點是,這樣完全見利忘義的做法,既損害了買書人,最終也必然傷害到作者汪曾祺本人。因為本身也就是五六本集子,然后要拼湊出三四百本乃至上千種“選集”、“精粹”、“精選集”之類玩意來,選文必然是高度重復的,不知就里的讀者總以為是“新書”,買了就要上當。說句不好聽的,這是把讀者當韭菜割了。當年陸游老師所苦惱的“何方可化身千億,一樹梅花一放翁”,其實方法很簡單,只要敢夠不愛惜羽毛,隨時“拔一根毫毛”,“變出三二百個小猴”或“千百個大圣”就大功告成了,老汪一生總共寫了553篇散文,自由排列組合上萬本自然也是毫無壓力的,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妙不可言。
而且,到了后來,“選集”之類名目眼看不行了,又在書名上大做文章,什么《汪曾祺的寫作課》、《汪曾祺談師友》、《肉食者不鄙》、《人間至味是清歡》、《萬物有趣》、《家人閑坐,燈火可親》、《汪曾祺人生漫筆》 、《慢煮生活(升級回饋版)》之類層出不窮,其實變來變去都是那幾本書。書出到這個地步,委實與赤裸裸騙錢都不遠了,自然會引發反感。現在好些人到了書店,看到“汪曾祺”三個字都會不自覺反胃,這就是反過來傷害汪曾祺本人的名譽。說起來,汪曾祺生前是很淡泊于利的,自訂文集也極為謹慎,從未搞過這種事情,怎奈身后是非誰管得,大好名聲都讓家屬拿去掙錢了。汪家何以在掙錢這個事上這么急,著實也是我多年來都不解的。按道理,汪曾祺子女,生活都還不錯,看不出哪里這么缺錢了。想現代人即便明確做生意,企業要這么胡亂授權,放任貼牌,大收群眾智商稅,都是要遭詬病,得大量差評的。天下讀書的人,買書的人,又不是都傻。《左傳》那句罵人的名言,“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實貪以禍夫子”,汪家有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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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地講,“事主”汪曾祺自己,是一點都不貪鄙的。他一生名士派,不治生產,隨遇而安,阿堵物對他的誘惑力只怕還沒一份正宗云南汽鍋雞大。林斤瀾說,1993年他受邀到京城蒲黃榆一幢十二層樓的汪家吃飯,一進門都震驚了,發現汪曾祺“家太小了,太簡陋了,過道窄,又陰暗,連墻面都沒有粉飾”,而彼時汪曾祺已有“藝術大師”之譽,可謂大紅大紫,想搞錢多的是門路,賣幾張畫都能置辦一套新房子,可汪曾祺夫婦是無所謂的,““他反正是比較出世的”(程紹國《林斤瀾說》人民文學06年版)。1992年11月5日,海外名作家古劍詢問他的字畫“潤格”,有意花錢購買,汪曾祺當即回信從來不要錢,有人想要直接來索取就好,只須“索字畫者不俗”就行(《人間送小溫:汪曾祺年譜》,廣陵書社2016年版,頁352)。盡其所能地弄錢,似乎也不需要體面,這絕非汪家“家學”,是毫無疑問的。
不得不說,與汪家子女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汪曾祺恩師沈從文的后人,也就是沈從文兩個兒子和孫女們。沈從文去世前就已經“名垂宇宙”,聲望與影響力較之汪曾祺,只會更多而不會有少,所以近三十年來,各大出版社也是絞盡腦汁,想要出版各種“沈從文選集”,可版權這一塊到了沈家那,即便是拋出巨額版稅誘惑,往往都是“免談”。因為沈家后人并不希望胡亂出書,少數有授權的也必然步步緊跟,只求對得住“父親”。給沈從文出“全集”的北岳文藝,當初水準不夠,沈家就準備換出版社的,他們只要求編輯專業且用心,至于稿酬多少一點都不在意,始終都沒提過。不僅如此,沈家的“家規”是,一切還是遵照沈從文意愿,不愿意高調宣傳。所以,前些年湖南地方上想搞一個“沈從文博物館”,鳳凰老家要搬出“沈從文”招牌搞文旅,想圈地搞一個“沈從文墓”然后賣票,沈家都是直接反對的。如今鳳凰的“沈從文故居”也是地方承包出去的,承包期為50年,并沒有得到沈家允許,屬于強行上馬,導致沈家后人“從來不進故居”,只因為討厭“商業運作”。
話說有一回,湖南鳳凰縣里主事者找人與沈從文后人疏通,意在將本地那個大廣場命名為“沈從文廣場”,再往中間樹一個塑像,沈從文兩個兒子沈龍朱與沈虎雛聽聞就堅決反對,理由是“父親自己從來就反對掛名這些事,掛名這個,掛名那個,他特別不喜歡,特別反對”。沈龍朱甚至當面質問那個女縣委書記,“街上還有賣沈從文辣肉的,你將來怎么管理?”搞得那位女書記很下不來臺,勃然大怒,拂袖而去。對于,沈家后人的集體主張是,“我們的命名權,絕對不撒手,不符合基本要求的,絕對不同意。這是父親原來的想法,不是我們的想法。父親生前謝絕過沈從文基金會、沈從文研討會之類的東西。我們不是滿意不滿意的問題,就是謝絕,不要搞,不合適”(劉紅慶《沈從文家事》新星出版社2012版,頁355)。
要說錢,沈家后人顯然更窮。沈從文兩個兒子沈龍朱、沈虎雛,一輩子都是普通工人,他們各自的獨生女也無非一個普通編輯,一個在科研機構搞社會學研究,論收入都是我等普通工薪族。可是,他們不會為了那點蠅頭小利,就放棄原則,玷辱先人聲譽,然后徹底和稀泥去了。這種作派,也許就是所謂“家風”了。想到前幾天在看的巴金傳記,巴金晚年最懷念的老友就是沈從文,因為1970年代他們家落難時,舊日友好沒有一個人主動聯絡,即便是蕭珊重病住院,生命垂危期間。也只有沈從文,在京探知這一消息,冒險輾轉通過上海那邊的親戚,寫了好些長信慰問友人,那份恩情讓巴金至死不忘(竇應泰《巴金最后32個春秋》,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05年版)。這,也許就是沈從文的“風骨”。近讀許建輝《姚雪垠傳》,恰好看到1972年正“運交華蓋”親朋避之唯恐不及的姚雪垠,也是“最始料不及地”“忽接沈從文兄來信”,勸勉他無妨“專搞歷史研究”(湖北人民07年版,頁228),讓風雪載途中飽嘗人情冷暖之人感激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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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從文一家三代人,當然都是可敬的。此外的更多“文二三代”、“名父之子”,委實就不好說了,常見的“啃老”倒是很其次的,最讓“粉絲”們無語的,可能莫過于司馬遷所痛哭流涕的那句“行莫丑于辱先,詬莫大于宮刑”了。大儒錢鍾書那種,有心人要整理出版乃父文集,結果一概拒絕,鐵面到水流花謝兩無情的,固然是一種極端;但汪家后人這種,將“祖產”徑當搖錢樹,一篇遺文恨不得粘貼復制出千百億萬化身,完全不恤人言的,只怕也是天下罕有的。事,也確實是小事,無非搞錢不體面,但這事似乎從未有人公開說,反倒奇怪了。
2026.5.20晚,敲于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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