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當地官員說，被認為是這輪剛果埃博拉已知最早受害者的一名未具名醫務人員，上個月去世時，許多駭人的典型癥狀其實已經出現。

這名醫務人員在4月24日于布尼亞去世前，曾出現高燒、嘔吐和出血癥狀。直到三周后，官員們才最終確認這種致命病毒的存在，并宣布進入國際公共衛生緊急狀態。

在這段延誤期間，外界擔心剛果民主已有數百人感染，數十人死亡。

專家對《每日電訊報》表示，埃博拉之所以能在中非地區被發現前廣泛傳播，是沖突、援助削減以及缺乏能夠檢出這種病毒新種類的檢測手段共同作用的結果。

這場延誤意味著，大型葬禮未受控制地持續舉行。過去，這類葬禮曾多次成為超級傳播事件，因為悲痛中的親屬會觸碰或清洗傳染性極強的遺體。

感染已經蔓延到人口密集的城市地區，并進入至少一個鄰國——烏干達。這也促使包括美國在內的一些國家收緊邊境措施。

盡管目前疑似病例已超過500例，死亡130人，但官員警告說，病毒傳播情況仍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對埃博拉規模的判斷仍處于早期階段。

他們警告稱，這場“令人深感擔憂”的中心位于東北部的伊圖里省，可能會持續很多個月，甚至很可能延續數年，才能被徹底撲滅。

能夠檢測這一毒株的試劑盒短缺、官僚層面的失誤，以及在戰區維持衛生服務的困難，共同削弱了剛果民主原有的防疫措施。

除貧困、偏遠之外，埃博拉波及的剛果這一地區還長期陷于族群暴力和武裝組織活動的循環之中，這意味著中央政府對當地幾乎沒有多少影響力。

“我們并不滿意，因為監測體系存在重大弱點。”剛果病毒學家讓－雅克·穆延貝說。自1976年首次暴發埃博拉以來，他一直在研究并參與應對這種傳染病。

他對當地媒體表示：“我們的監測系統失靈了。”

世界衛生組織駐布尼亞代表安妮·安西亞醫生表示，最初病例開始出現時，當地醫務人員曾進行埃博拉檢測，但結果為陰性，因為這些檢測只覆蓋病毒的扎伊爾型毒株。

她說，當地醫務人員隨后認為，他們看到的疾病是瘧疾和沙門氏菌感染疊加所致。

直到醫生在患者感染約5天后仍持續觀察到出血癥狀，樣本才被送往更遠的地方檢測，最終確認是更為罕見的本迪布焦病毒毒株。

她表示，從開始到病毒被確認，中間相隔了4周。在這段時間里，病毒得以在整個地區廣泛傳播。

她還說，首例病例，也就是所謂的零號病人或指示病例，至今仍未確定。

不過，剛果衛生部長薩繆爾·羅杰·坎巴在周末表示，4月24日死亡的病例是已知的首名患者，死者去世后，哀悼者曾聚集參加葬禮。“每個人都在碰他，每個人都在做這些事……病例就是在那個時候開始暴增的。”坎巴說。

盧維羅自然科學研究中心新發傳染病研究員萊昂德爾·穆胡拉·馬西里卡說：“埃博拉死者的葬禮儀式仍由家屬和教會領袖主持，這極大增加了污染傳播的規模。“當時沒有人知道這些死亡背后是埃博拉病毒。民眾開始尋找傳統療法，使用番石榴葉。”

據報道，除了檢測工具不對口，過程中還出現了失誤。布尼亞當地實驗室在檢測結果顯示并非扎伊爾型毒株后，并沒有把樣本上報至設備更完善的金沙薩或戈馬實驗室作進一步調查，而是將樣本擱置。

樣本最終被送往金沙薩時，據稱運輸過程也出了問題。

樣本送達時溫度為17攝氏度，而本應保持在4攝氏度。送檢樣本量也非常少，限制了可開展的檢測項目。

伊圖里本身也是一個由交戰各方分割的沖突地區，這使跨越前線的協調和運輸都變得困難。

成千上萬人逃離家園，這讓接觸者追蹤人員很難找到那些可能接觸過確診病例的人。

國際救援委員會緊急事務與人道行動副總裁鮑勃·基欽表示，廉價交通和戰爭帶來的人口流動加劇，提高了埃博拉傳播的風險。

他說：“交通聯系更多了，通信聯系也更多了，這會讓人們覺得，‘啊，有危險，我要離開這座城。’如今人們的流動性比10年或15年前更高。“城際交通價格便宜得多，所以現在的風險比過去更高。”

鄰近的戈馬也已確認1例病例。該地目前由反政府武裝M23控制。

盡管唐納德·特朗普聲稱自己已促成一項結束戰爭的和平協議，但今年該地區由盧旺達支持的M23與剛果軍隊之間仍持續發生戰斗。

官員表示，援助削減也起到了作用。不僅醫療設施在沖突中遭到破壞，援助削減還使該地區衛生支出減少了73%。官員稱，這些削減正產生“極其巨大的影響”。另有說明指出，盡管美國削減了支出，但現有資金中仍有61%由美國提供。安西亞醫生說：“我們沒有足夠的資金去做所有我們想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