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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譜的新媒體不多,請關注美國華人雜談
作者 | Esther
全文共 7725字,閱讀大約需要1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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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ofeng Ge
2025年8月5日,32歲的中國公民葛超峰(Chaofeng Ge,音譯)被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拘留。數日后,他在拘留中心身亡。ICE提交的死亡報告稱,葛的尸體被發現時“脖子上纏著布制繩子”。
雖然驗尸官裁定其為自殺,但3個月后,葛的家屬提起了訴訟,他的哥哥葛彥峰(Yanfeng)在訴訟書中提及了一個細節,讓案情變得撲朔迷離:葛被發現時“頸部懸掛,雙手和雙腿被反綁在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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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顯示葛被發現時“頸部懸掛,雙手和雙腿被反綁在身后”。
葛彥峰的律師稱,尸檢沒有明確解釋在他四肢被綁的情況下這種自殺是如何發生的。
訴訟稱,由于拘留所中沒有人會說普通話,葛被長期孤立,這很可能加劇了其兄所提到的情緒健康問題。此前,葛在2023年11月來到美國,因參與信用卡詐騙被判刑6-12個月,從2025年一月起在賓州的多芬縣監獄(Dauphin County Prison)服刑,服刑完畢后,又因其移民身份遭ICE拘留。
葛在多芬縣監獄中曾有過自殺未遂的經歷,多芬縣監獄的官員對美國地方媒體表示,葛被轉移至100多英里外的ICE拘留所時,他們向ICE了提供葛的醫療記錄,其中提及葛曾自殺未遂。然而,ICE出示的死亡報告卻稱,葛在轉移時并未附帶任何醫療交接,而葛在ICE拘留所進行身體檢查時,也否認自己任何有情緒問題。運營該ICE拘留設施的GEO集團(GEO Group)至今沒有任何成員聯系家屬說明情況,也沒表達慰問。
葛超峰被轉移的拘留所,名叫莫沙農谷處理中心(Moshannon Valley Processing Center),亦位于賓州,原本是一座聯邦監獄,后成為美國東北地區最大的移民拘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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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一些倡權團體呼吁關閉莫沙農谷處理中心,稱該設施長期存在醫療照護不足,語言障礙,拘押條件惡劣等問題。
根據ICE官網公布的數據,從2018年至今,ICE拘留期間的死亡人數共有104人,有超過一半發生在特朗普第二任期間,其中,大約三分之一的死者是亞裔,而華裔人數最多,葛正是其中之一。
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宮后,開始施行大規模移民驅逐。執法人員在居民區、超市、移民局辦事處等地尋找目標。雖然名為打擊“非法居民”,但在媒體的報道中,我們看到被抓的還有沒有任何犯罪記錄的合法居民,甚至是。
這些被抓的移民會被轉運到拘留中心或監獄,葛正是在拘留中心失去了生命。按照程序,移民被捕后會被送上移民法庭,如果被認定為非法移民,移民局就會對他們開啟遣返程序。而在現實中,據亞裔民權聯合會(Asian Civil Rights Alliance)的創始人之一Suky Zhang介紹,有些移民因為語言障礙等原因“稀里糊涂”簽署了自愿離境協議(Voluntary Departure Agreement),結果在被捕后被直接送回母國。
美國國土安全局最新文件顯示,2025年就有將近300萬移民離境。其中被正式遣返(deportation)的只有70萬,而選擇自行離境(self-deportation)的高達220萬。在華人被抓捕的案件中,關恒案備受媒體關注。他在申請庇護期間被抓,在被拘留的數月中,換過幾次監獄,美國政府一度援引“第三國遣返”機制,計劃將他遣送到烏干達,最終在國際媒體和公益律師的幫助下,于今年2月在紐約被釋放。
相比關恒案,大多被捕的華人移民案默默無聞,他們在ICE拘留所中的經歷和案件結局,我們也無法得知細節。但我們清楚知道的是,葛超峰并非第一個在拘留期間死亡的華人。
華人權益促進會(Chinese for Affirmative Action,簡稱“華促會”)項目總監Annette Wong,是來自中國大陸和香港移民家庭的后代。她解釋了當前移民政策背后的歷史脈絡,詳述了現代版的“排華法案”,以及作為美國第三大移民群體的華人,正在默默承受的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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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促會項目總監Annette Wong
Mindsite記者Simran Sethi與Wong的本次采訪,是在美國最高法院審理特朗普政府試圖終止“出生公民權”行政令之后進行的。截至發稿時,最高法院尚未作出裁決,以下是中文翻譯,內容略有縮減。
Simran Sethi:
“停止仇恨亞太裔”(Stop AAPI Hate)于2026年3月發布的一項ICE數據分析顯示,與拜登政府時期相比,特朗普第二任執政下,亞太裔被捕人數幾乎增長了四倍。其中,華人占這些逮捕人數的26%,是亞裔中占比最高。在華人社群中,哪個群體最脆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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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p AAPI Hate于2026年3月發布的調查顯示,隨著特朗普執政期間逮捕人數翻了兩番,ICE對亞太裔的影響日益顯現。調查發現,美國一半的亞裔/太平洋島民成年人表示,在過去一年中,他們或他們社區中的其他人受到了反移民政策或情緒的影響。
Wong:
一些是簽證持有者。在川普政府下,他們面臨被驅逐的風險,也面對執法的威脅。F-1學術簽和H1-B工作簽證的流程比過去更加困難,申請費用也更高。出入美國時候,審查更加嚴格。參加抗議活動的學生也被逮捕。總而言之,這些群體被不斷擠壓。
另外,幾年前,我們看到拜登政府所謂的美墨邊境“激增潮”,這中間包括大量的中國人,他們穿越危險的達連隘口(Darién Gap,一條連接南北美洲的險惡叢林路線),然后再從墨西哥入境美國。他們中的大多數只是想尋找更好的生活(本段略有刪節)。
有很多組織在幫助這些邊境的新移民,但提供中文服務的并不多。因此,華促會曾派員工前往加州圣地亞哥提供語言支持。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在處理完相關手續后,人就會被釋放在街上。我們見到了很多這樣的人,他們剛經歷過一場驚險的旅程,然后就這樣被丟在街角,看不懂路上的任何標識,不知道該去哪里。
Sethi:
在移民處理和執法過程中,通常會有西班牙語的翻譯。盡管亞洲是美國移民第二大來源,亞洲語言服務卻并不存在。
Wong:
實在令人難以置信,美國國土安全部,它大部分的工作都與外國人有關,提供語言(翻譯)服務竟然不被重點考慮。無論是美國移民局(USCIS),還是像ICE這樣負責執法、拘留和遣返的機構,語言服務都應該是基礎配置。
Sethi:
川普開啟第二任期兩周后,美國司法部下屬的一個辦公室撤銷了2023年的一項行政指令。該指令原本是為了確保出庭的非公民,在使用其偏好的語言時,會獲得相關翻譯服務。ICE官網雖然聲稱擁有語言服務服務,但他們不但取消了強制性西班牙語培訓,也取消了原本可支持50種語言翻譯的AI翻譯技術。
Wong:
你被拘留時,本來就已經處于脆弱和不穩定的狀態。現在又多加一層,你無法跟掌握你命運的官員用語言溝通,甚至連最基本的需求都無法表達,比如“我很疼”、“我需要藥物”等等。這是健康層面的問題。但還有法律層面:你如何理解針對你的法律程序?為什么會被關在那里?更別說如何獲得法律援助。
所以,這不僅僅是無法被理解,令人沮喪。語言服務不是一種施舍,而是(缺乏它)會帶來嚴重后果的問題。
Sethi:
我們可以在葛超峰這個悲劇案件中清楚看到這一點。他于2023年底通過南部邊境進入美國,希望過上更好的生活。紐約移民記事網的采訪中提及,認識他的人形容葛超峰“心地善良、容易輕信別人”,并懷疑他存在未被診斷出的智力障礙。
Wong:
他的手腳都被綁著,但ICE卻稱這是自殺。這點難以做到,因此才會受到質疑。這其中也明顯存在語言障礙問題。
在另一篇報道中,葛先生的兄弟表示,葛當時極度痛苦,無法說話——他們唯一交流的方法是讓葛把內容在紙上寫下來,再遞交紙張,進行翻譯,這太荒謬了。任何政府機構都知道,現在有電話和電子設備,可以大大改善語言翻譯的服務,使用這些對葛而言,都可能是生與死的差距。
Sethi:
這不是新問題。葛被關押在位于賓州的莫沙農谷處理中心,這是美國最大的聯邦移民拘留中心之一。它直到2021年3月前還是聯邦監獄。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在2024年發布的一份報告中指出,大多數被拘留者都存在“醫療和心理健康問題”。
報告寫道:“不會說英語的被拘留者表示,他們受到工作人員更差的對待。一名受訪者稱,工作人員告訴他沒有衛生紙和肥皂,但會說英語的人卻能拿到這些基本用品。另一位不會英語的人說,當他請求使用平板電腦與親人聯系時,工作人員拒絕幫助他……”
Wong:
語言在決定人們如何被對待方面扮演著關鍵角色。令人難過的是,在美國這樣一個國家,這竟然不是理所當然的。
Sethi:
而且,我們討論的并不是一個小眾或冷門的語言。我們談的是世界上使用人數最多、覆蓋人群最廣的語言之一。這像是一個惡性循環:人們沒有意識到亞裔正在受到這些政策影響,因此也就沒有相應機制去支持那些受影響的亞裔。
Wong:
你說得對。我并不是在責備這些被拘留的人——如果我們統計移民拘留中心對語言援助的申請數量,雖然被拘留的華人在不斷增加,但我猜中文語言服務的請求會非常低,(因為)他們不愿意發聲,不愿意承認“我被虐待了”或“我需要語言幫助”。
人們非常害怕提出這些需求,因為感覺像是在請求特殊照顧。但其實不是。這是一項基本的公民權利。
這反映了一種沉默文化。中文里有一句俗語,“槍打出頭鳥”。它源于人們在對抗權力時遭遇暴力鎮壓的歷史,也承載著數代的創傷和生存本能的智慧。這種生存邏輯幫助人們在革命、戰爭和政治迫害的年代活了下來。
Sethi:
這種文化表達背后有歷史根源。我們把今天的移民政策追溯到數百年前,包括1803年禁止“輸入黑人、混血兒或其他有色人種”的法案;1875年的《佩奇法案》(Page Act),禁止來自“中國、日本或任何東方國家”的勞工及“從事賣淫目的”的女性進入美國;以及更廣為人知的《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
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家Beth Lew-Williams指出,《排華法案》建立了一種通過恐懼運作的美國邊境控制體系”,并“使原本確立的跨太平洋人口遷移突然非法化,把中國人的存在本身犯罪化。《排華法案》讓人們變得‘可被驅逐’,并由此創造出了如今百萬人在美國正共同經歷的一種脆弱身份狀態。”
Wong:
確實如此。我們現在又回到了一個連“出生公民權”都被質疑的時代。我們以前已經經歷過一次,而現在又“重新審理”,而且是真正意義上的“重新審理”(re-litigating)。
有些事的確在歷史重演,而有些則像是比喻。比如日裔集中營。今天被關的不是日本人,但這些新的拘留所又怎樣呢?本質上,它們就是現代集中營。人們生活在極不人道的條件下,睡在地板上,蓋著保溫毯,沒有穩定的干凈食物和飲用水,也沒有穩定淋浴條件。除了集中營,真想不出還能叫它什么。
雖然現在沒有像《排華法案》那樣明確說“華人被排除在外”,但如今的旅行禁令,以及針對某些國家庇護申請者的打擊,實際上就是“現代版排華法案”。
而且這種情況還發生在州一級。過去幾年里,華促會參與了佛羅里達和德州的多項行動,因為當地曾試圖恢復“土地禁令”,規定禁止包括中國在內的九個國家的公民擁有地產。這種事情本該早就被淘汰,但歷史確實在重演。我們今天仍在為此抗爭。
Sethi:
1875年《佩奇法案》和1882年《排華法案》出臺前的暴力事件,也是有史可鑒的。比如,1871年的洛杉磯華埠大屠殺(Los Angeles Chinatown Massacre)是美國歷史上最嚴重的大規模私刑事件之一。當時,華人社區遭到白人和西班牙裔暴民襲擊,共有18名華人男性被殺,其中包括一名15歲男孩,占當時洛杉磯華人總人口的10%以上。
Wong:
某些情緒最初來自于刻板印象,哪怕最開始看似無意,也會逐漸影響人們如何對待自己的鄰居,公司如何做出決策。無論這些情緒原本就存在,還是后來被人為灌輸,都是如此。當人們對一些群體存在深層偏見時,社會就會越來越容易通過某種歧視性的法案。
Sethi:
2026年3月,“百人會”發布的關于《美國華人現狀》的調查報告指出:“美國出生的亞裔美國人仍被視為永久的外來者,在種族歧視和歸屬感被質疑方面,比例高于美國任何其他族裔。” 另一份更早的調查顯示,“27%的美國人認為生活在美國的華人對中國的忠誠高于對美國的忠誠。” 你對于數據結果感到意外嗎?
Wong:
“你到底從哪里來”?這種“永遠的外國人迷思”多年來一直困擾著亞裔。不幸的是,這些年并未有什么大變化。“華人不是這里的人”,“無法同化”,“永遠不會成為我們的一部分”,“永遠忠于中國”等等,白人主流社會不斷重復這些敘事,其實除了這些,他們還能用什么來實現對華裔的去人性化呢?即便你已經是第五代華裔美國人,他們依然會這樣攻擊你。這種“他者化”會讓制定反華政策變得更容易,因為“他們反正不是我們自己人”。
Sethi:
研究證明,這種對亞裔的排外和“他者化”,也會導致抑郁、自尊降低和缺乏歸屬感。
Wong:
我不是心理健康的專家,但從常識上看,被“他者化”對心理健康的影響極其深刻,同時又非常隱匿。
跟移民政策關聯起來說,移民法本來就是最復雜的法律領域之一,而具體政策幾乎每天都在變化,這些變化讓移民們越來越難明白,該如何提交法庭文件、獲取社會服務和尋求安全。這還不包括移民本身已經經歷的創傷,以及與家人分離背井離鄉的悲傷。等來到新的國家后,又面臨歧視和對執法機關的恐懼。所有這些壓力疊加在一起,會讓人精神崩潰。
即使是努力“遵守規矩”的人,也生活在長期不確定狀態中, 他們會想:“我這樣做對嗎?我會不會被攔下?我會不會被拘留?會不會因為某種原因被針對?”
因此,恐懼、焦慮、抑郁、過度警覺和創傷反應等都會出現。這種壓力讓人長期處于“生存模式”。人類本不適合長期生活在這種狀態中,這對心理和身體健康都極其有害。
華促會已獲得美國司法部認可,并取得部分認證,因此我們可以在有限范圍內提供移民法律服務,雖然我們并沒有移民律師。我們確實看到申請入籍的人數在下降。申請費用減免變得更加困難,而申請費本身也上漲了。同時,人們在新聞中也看到一些消息:一些在庇護申請面談中未獲成功的人,在面談后被逮捕。
庇護申請和入籍是完全不同的程序,但假設我正在考慮入美國籍,但要和這些政治庇護申請者在同一地方辦理手續,而那里就有人在庇護面談后被拘留,我想我也會反復,到底要不要進行入籍面談。
Sethi:
人們往往同時要應對多重困境。LGBTQIA+群體也成為這屆政府政策直接針對的目標。您能談談這種交叉性帶來的挑戰嗎?
Wong:
正如黑人女同性戀作家奧德麗·洛德(Audre Lorde)所說,“不存在單一議題的斗爭,因為人們的生活從來都不是單一議題的。”當下,對酷兒群體的持續打壓,例如限制了性別肯定醫療(Gender-Affirming Care)、重新打開“矯正治療”(conversion therapy)的空間、以及對美國國內伴侶權利的限制等等,都帶來沉重壓力。而如果你同時是移民,這種身份上的攻擊還會疊加另一層影響。這意味著,一個人無法完整地活出自己所擁有的任何一種身份。如果無法成為一個完整而被承認的個體,這種長期的撕裂感就會對心理健康與整體幸福感造成影響。
Sethi:
即使已經有這么多心理健康的挑戰,但社會污名,以及語言服務不足等因素,仍讓華人和其他亞裔群體難以獲得所需的幫助。
Wong:
“默默承受”在中國文化中非常真實。心理健康問題并不會被公開討論。在中文有一個詞叫“吃苦”。它是一種關于忍受艱難、相信苦難能磨煉人,并最終帶來回報的文化觀念。說“我很困難”會被視為抱怨;講出自己的痛苦則被看作身體和情緒上的軟弱,甚至帶來羞恥感。
Sethi:
許多亞洲文化中,羞恥感是阻礙人們尋求情感支持的一大障礙,但它也與維持“集體和諧”這一價值取向密切相關。
Wong:
的確如此,這也與“面子”文化有關:保全面子,在他人面前暴露自身脆弱性本身就帶有羞恥感。在中國文化中,這種觀念更多并不圍繞個人自我,而是關乎集體的社會地位與關系結構。同樣地,正如一個人不會輕易暴露自己的脆弱,“保全面子”也意味著在互動中幫助他人維持體面與尊嚴。
我不是說這些文化框架必須無條件堅持,而是希望幫助人們理解:為什么很多中國移民不愿公開自己的移民處境,也不愿談論聯邦政策對他們的影響;以及為什么承認移民帶來的心理創傷、尋求心理幫助,會受到如此嚴重的污名化。
Sethi:
你想要對處于艱難時期的華人移民說些什么?
Wong:
我不想聽起來很絕望,因為“堅韌”向來是移民歷史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移民精神中,很重要的一步就是敢于邁出去,探索未知。
對于那些也許正在掙扎的人,我想提醒他們:你內心本就擁有力量與主動權。當人們面對移民困境時,往往會選擇孤立自己,尤其是在被“他者化”的情況下。但現在,越來越多受影響的人和盟友正愿意站出來。我們看到原本彼此陌生的群體開始團結起來,也看到原本沉默的人開始發聲。盡管世界正在發生這些(糟糕的)事,但你的身邊依然有人在乎你的處境。
參考資料:
https://mindsitenews.org/2026/04/27/eating-bitterness-%E5%90%83%E8%8B%A6-civil-rights-advocate-annette-wong-on-how-ice-policies-harm-people-of-chinese-descent/
https://stopaapihate.org/2026/03/05/keeping-count-a-pi-adults-feel-the-impact-of-ice-as-arrests-quadruple-under-trump/
https://www.migrationpolicy.org/article/immigrants-asia-united-states-2025
https://www.ice.gov/doclib/foia/reports/ddrChaofengGe.pdf
https://www.ice.gov/detain/detainee-death-reporting
https://www.centredaily.com/news/local/community/article311622403.html
https://documentedny.com/2025/11/17/chinese-language-immigrant-death-ice-detention/
https://www.dw.com/zh/%E4%B8%AD%E5%9B%BD%E5%85%AC%E6%B0%91%E7%BE%81%E6%8A%BC%E6%9C%9F%E9%97%B4%E6%AD%BB%E4%BA%A1-%E5%BE%8B%E5%B8%88%E5%90%81%E5%8D%8E%E4%BA%BA%E7%A7%BB%E6%B0%91%E5%B0%8F%E5%BF%83%E8%A1%8C%E4%BA%8B/a-73613035
https://www.nbcnews.com/politics/immigration/ice-not-yet-purchased-translation-technology-promised-new-agents-rcna239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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