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科學家身上有哪些特質？嚴謹、不畏困難、敢于創新、有家國情懷。

這些詞用在“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身上，全對，又不全對。

2026年5月22日，是“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逝世五周年的日子。值此之際，澎湃新聞專訪了國家雜交水稻工程技術研究中心主任、袁隆平院士親授弟子鄧華鳳，回憶了許多與袁隆平相關的鮮為人知的往事。

在鄧華鳳心里，袁隆平是解決億萬人吃飯問題的“雜交水稻之父”、是將“解決我們全中國乃至世界人民的吃飯問題”為己任的大科學家，也是一個愛在地攤買領帶、買花樣好看的裙子的“老小孩”與普通人。

但袁隆平的一生，又從未被“大科學家”光環束縛。他的一生，是偉大與天真、嚴謹與隨性、家國情懷與人間煙火的奇妙融合。

今天，我們通過袁隆平的親授弟子鄧華鳳的視角，走進“雜交水稻之父”鮮為人知的故事。

2007年，袁隆平（右）在實驗室指導鄧華鳳（左）的研究工作。受訪者 供圖

關心年輕人才成長

澎湃新聞：與袁老師初次見面的場景，您是否還記得？

鄧華鳳：還仿佛就是昨天。

那是1984年，我剛從安江農校中專畢業，被分配到學校氣象站，但我心里不太樂意去氣象站。

后來，因為機緣，9月開學后，我有幸直接進入了袁老師的雜交水稻研究室。在這不久后的一天，我第一次見到了回到安江的袁老師。

那時，袁老師和他的團隊已經育成三系雜交水稻，且三系雜交水稻技術已被介紹到美國，正擔任湖南雜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在我心里已經是大科學家了。

第一次見大科學家，我心里比較緊張。那天很熱，我在田里忙得汗流浹背，短袖都濕透了。袁老師過來時，我話都說不利索了。袁老師問了田里一些情況，我答得磕磕巴巴，自己都覺得不滿意。他聽完看了看，沒多說什么，轉身就走了。

正當我懊惱自己的表現不太好時，已經往前走了不到十步的袁老師，忽然又轉身回來了。我心想，壞了，是不是我答得太差，他要批評我？

結果，他走回我面前，很平和地說：“我看你還不太熟悉雜交水稻，我給你推薦兩本書吧。”一本是他自己編寫的《雜交水稻簡明教程》，另一本是《作物育種學》。他說，圖書館里都有，讓我去找來看看。

澎湃新聞：您當時什么感覺？

鄧華鳳：一下子，我心里那塊石頭落地了，接著涌上來的是一股激動的暖流。你想，他已經是聞名全國的大科學家，對我這樣一個滿臉是汗、手足無措的年輕晚輩，沒有半點架子，反而這么細致地關心我的學習。那一刻我就下定決心，一定要把工作干好，不能辜負這份期望。

這兩本書，就像一把鑰匙，為我打開了雜交水稻世界的大門。

以創新精神影響、激勵后輩創新

澎湃新聞：這次見面后，您就堅定了搞雜交水稻研究的決心，后來還成為我國首個秈型溫敏核不育系“安農S-1”發現者。這中間受到了袁老哪些影響與點撥？

鄧華鳳：距第一次見面一個多月后，10月下旬，袁老師又回來給我們團隊上課。那堂課對我科研道路的選擇，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袁老師當時系統地講了兩大前沿進展：一個是湖北石明松先生發現的“光敏核不育水稻材料”，另一個是日本學者發現的水稻“廣親和基因”。他深入淺出地分析：利用這些材料，可以將當時主流的“三系法”（一種雜交水稻育種方法，指通過雄性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復系三種親本配套來利用雜種優勢）簡化為更先進的“兩系法”（相比“三系法”而言，無需保持系），不僅能打破遺傳限制，還能充分利用秈稻和粳稻亞種間的雜種優勢，大幅提高產量潛力。

我當時感覺豁然開朗，又躍躍欲試。我就像個想學武功的人，忽然發現有一條更精妙、更高效的路徑擺在面前。我暗下決心：為什么不直接學更高級的“兩系法”呢？

澎湃新聞：這種想法是如何產生的？

鄧華鳳：我那時中專畢業沒多久，壞處是對“三系法”還沒搞明白，好處是因為沒有做很多“三系法”研究，反而沒有歷史包袱，可以輕裝上陣去研究“兩系法”。

我敢這么想，是受到了袁老師創新精神的鼓舞和啟發。袁老師因為敢于創新、善于創新而育成三系雜交水稻。所以，我想，我也可以大膽創新，直接跳過“三系法”去做研究。

于是，從那時起，我就把主要精力轉向了“兩系法”研究。我判斷，既然粳稻里發現了光溫敏材料，理論上秈稻里也應該有，只是還沒人找到。因此，我的目標，就是找到它。

湖南長沙的隆平水稻博物館內，安江農校實驗室復原場景。澎湃新聞記者 程婷 圖

澎湃新聞：這就是您后來發現“安農S-1”的起點。尋找的過程艱難嗎？

鄧華鳳：說難也難，說不難也不難。難的是需要極大的耐心和細心，像大海撈針；不難的是，只要你真的沉下心，天天泡在田里，機會總會垂青有心人。

袁老師常說“電腦里種不出水稻”，我工作幾十年的感受確實也如此。育種家必須用腳丈量土地，用眼睛認識每一株材料。你得像了解自己孩子一樣，了解它們的“脾氣性格”。

1987年7月，在我自己負責的一片已經性狀穩定的育種材料里，我發現有一株與眾不同。我心里“咯噔”一下，強烈的直覺告訴我，這很可能就是我要找的東西。后來經過鏡檢、套袋自交和雜交測驗，再到把它從湖南安江送到海南三亞，進行不同光溫條件下的種植驗證，最終確認了它具有“在湖南短日低溫下可育，在海南長日高溫下不育”的溫敏特性。那一刻，我知道，我們找到了。

澎湃新聞：您向袁老匯報新發現時，他是什么反應？

鄧華鳳：他非常高興！

那是1988年初，在海南。我騎單車跑到他的住處。他很開心，留我吃飯，親手炒了西紅柿炒蛋、空心菜等幾個菜。飯后，他二話不說，騎上單車就跟我去田里。他蹲在田埂上，拿著那株稻子反復地看，仔細地聽我講發現和驗證的過程。最后，他直起身，很肯定地對我說：“小鄧，這是個好東西！是繼‘農墾58S’（一種粳型光溫敏核不育系水稻）之后，又一個重大發現。”

他告訴我，接下來要從幾個方面入手：一是做遺傳分析，弄清它受幾對基因控制；二是系統考察它的農藝性狀；三是用各種材料跟它測交，看它的配合力，也就是育種潛力有多大；第四，也是最重要的，要設計嚴密的實驗，搞清楚它對溫度和光照的具體反應規律，找到那個關鍵的“臨界點”。

他寥寥數語，就為我勾勒出了一幅完整的研究路線圖。我在心里感嘆，這就是大師的眼界和功力。

“搞科研的，只有那1%堅持下來的能成功”

澎湃新聞：然而，“安農S-1”的發現，只是兩系法長征的第一步。據說1989年的低溫事件，幾乎讓整個研究陷入絕境？

鄧華鳳：那真是跌入“谷底”了。

1989年7月底，長江中下游一場罕見的低溫，出現連續三天氣溫低于24℃的情況，導致幾乎所有正在試驗的、包括“安農S-1”在內的光溫敏不育系，都出現了育性反復——從“不育”恢復了“可育”。這意味著，如果光照不是主要影響因素，溫度才是主要影響因素，兩系法還怎么搞？靠天吃飯的農業，根本無法應用這種技術。一時間，質疑聲四起，許多同行信心動搖，甚至退出了研究。

我當時感覺壓力巨大。因為材料是我發現的，我覺得自己責任重大，不好意思，見人都想繞道走，別人的好心問候都覺得像鞭策。

袁老師自己當時肯定也很難，但他專門到田里找到我，對我說了四句話：失敗是成功之母。搞科研的，99%是失敗的，只有那1%堅持下來的能成功。我們在研究中發現問題是好事，這比將來推廣給農民，造成減產絕收要好一萬倍。現在我們要做的，就是想辦法解決它。

他的話給了我巨大的信心和力量。第二天，他就組織我們分頭行動，任務是搜集長江中下游地區幾十年的氣象資料來進行統計分析。

我們一群人，用最原始的計算器，埋頭算了個把月。數據匯總到袁老師那里，他敏銳地發現了一個規律：近50年來，在湖南、湖北、江西等水稻生產的關鍵時期（7月中旬至8月下旬），從未出現過連續三天日平均氣溫低于或等于23.5℃的情況。

他當即拍板：“好了！這就是標準！以后我們選育實用型不育系，其育性轉換的臨界溫度指標，就定在23.5℃！”

一個基于歷史大數據、保障生產安全的金標準，就這樣在危機中被確立。兩系法從此絕處逢生。

在長沙馬坡嶺，袁隆平曾長期工作的試驗田對面的建筑墻面上，是一幅袁隆平查看稻穗的圖畫。澎湃新聞記者 程婷 圖

在“爭吵”中引領超級稻研究發展

澎湃新聞：此后，雜交水稻向超級稻進軍。聽說在攻關“理想株型”時，你們和袁老師經常交流甚至“吵架”？

鄧華鳳：我們經常交流、爭論，也經常吵架。

在超高產水稻研究中有很多要突破的難點和技術瓶頸。我個人認為，袁老師在超高產攻關過程中，最大的技術難點是高產與抗倒的協調。因為我們在雜交水稻要超高效育種的過程中，最主要的技術路線是形態改良+雜種優勢的利用。

超高產要求水稻生物產量高（常常需要植株更高大），但植株高了又容易倒伏。這個矛盾怎么解決？袁老師提出要設計一個“理想株型”。他參考國外模型，自己畫草圖，然后召集我們討論。我們這群學生，仗著天天在田里摸爬滾打，也敢提意見，有時候覺得他的設計這里不行、那里不好，爭得面紅耳赤。

袁老師性子急，他覺得我們沒抓到要害時，會用手拍桌子，或者半開玩笑地“打”我們腦殼一下，嘴里說著“你們曉得個啥！”

但我們都不介意“被打”，反而覺得，要是他哪天跟你客客氣氣、不爭論了，那才生分了。真理越辯越明嘛。

就這么吵了好幾個月，理想模型幾易其稿，最后靈感來自一次外出考察。

那是在江蘇農科院的試驗田，袁老師看到一份水稻材料，它的株型讓他眼前一亮。他回到長沙，連夜畫出了那張著名的“理想株型模式圖”：高冠層、矮穗層、中大穗、長直葉。第二天拿出來，大家一看，都心悅誠服。

這個模型完美協調了光合、抗倒和高產的關系，后來成為指導我們突破700公斤、800公斤、900公斤大關的經典設計。而當我們要向1200公斤沖刺時，他又提出了更高的理論——“高生物產量、高收獲指數、高抗倒伏”三者的有機統一。他的思想，始終領先我們一步。

“跟解決吃飯問題比，吃這點苦算不了什么”

澎湃新聞：從您的講述來看，雜交水稻研究過程中遇到過的困難其實很多，您自己包括袁老有堅持不下去的時候嗎？

鄧華鳳：袁老師沒有，但我自己有過。

在我一輩子的成長中，袁老師有一次的點撥讓我銘記終生，也成為我堅持下來的核心動力。

這要從我們在海南的南繁育種基地說起。

很多學生問我，“南繁苦不苦？袁老師那時候南繁怎么樣？”我說，我不知道袁老師那時候的情況，我只能講述我1984年的經歷。

1984年秋，我第一次赴海南南繁。出發前，前輩老師交代我準備三樣今天難以想象的物資：將湖南糧票換成全國糧票（出省必備）；買一頭豬，殺后腌成整扇臘肉；采購大量干菜——干辣椒、干豆角、干黃豆。之后，我們將臘肉、干菜、鋪蓋、種子打成數個重擔，一行六人，如同遷徙的農民，挑著擔子、背著行李出發。

那時，我們從湖南懷化擠上開往廣州的火車，28小時的路程，只搶到站票。我們蜷縮在車廂連接處，坐在各自挑的擔子上。我挑的是臘肉，火車越往南溫度越高，臘肉在高溫下滲出油，麻袋都浸透了，沒法坐。到廣州后，要再等數日買船票，乘坐最低等的艙位去海南，暈船暈到“一塌糊涂”。輾轉至三亞的南繁基地，已經筋疲力盡。

基地的生活是另一種艱苦。沒有食堂，需用全國糧票買米，靠自帶的臘肉、干菜下飯。想吃新鮮蔬菜，得自己墾荒播種，長得最快的小白菜也要半個月。沒電、沒自來水，喝水要靠打井，打一桶水需要熟練的技巧。最尷尬的是沒廁所，早晨內急，在野外剛蹲下，放養的豬、狗就圍過來了，只能狼狽地換個地方。

但比起生活，科研工作的“難”才是核心。 為防止老鼠、牛、豬禍害珍貴的育種材料，我們晚上必須“守夜”：提著一盞昏暗的燈，沿著田埂通宵巡邏。

在這種艱苦的環境下，我當時動搖過。我跟袁老師講，“南繁也太難了！”

袁老師問，“你是不是吃不消了？”

我不敢講，就說，“有一點點。”

我這時已是條件改善許多之后。可以想見，若將時間再往前推16年，到袁老師1968年開始南繁時，其艱苦程度更甚。

但袁老師只是對我說，“小鄧，南繁確實難，但是這點難相對于我們肩上的責任又算得了什么？我們肩上的責任是要解決我們全中國乃至世界人民的吃飯問題。你在這里這點生活的苦，跟解決吃飯問題比算不了什么。”

就是他這句“這點苦，跟吃飯問題比，算不了什么”，讓我堅持下來了，一直到今天我也在雜交水稻研究上小有成就。

2014年鄧華鳳（左二）同恩師袁隆平（右二）一起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在北京領獎時合影。受訪者 供圖

愛好廣泛、愛買地攤貨的“老小孩”

澎湃新聞：工作中，袁老有著為了解決天下人吃飯問題孜孜以求的精神。生活中，他有沒有不為大家熟知的一面？

鄧華鳳：如果拋開科學家大光環不看，袁老師有很多普通人的喜好，游泳、打球、拉小提琴、唱歌、打麻將、騎摩托車……沒有一樣不愛。

他是一個特別真實、平和又有趣的人，活得很接地氣、很有煙火氣。

澎湃新聞：有沒有您印象深刻的例子或者故事？

鄧華鳳：太多了。比如，在外面吃飯，袁老師不喜歡去高檔館子，就愛鉆小巷子，吃地道的擔擔面、炸醬面、川菜小吃。他還會用重慶話教你“抄手”怎么說。但他付錢時我們“煩”，因為他從不講價，吃完馬上掏錢，我們想去講價打個折都來不及。他不太在乎東西貴賤，他是覺得“物有所值”就行，不喜歡在價格上斤斤計較。

他也“不會還價”。多年前，有次我想買輛二手摩托車，他熱心陪我去市場。老板開價，我覺得能砍，他倒好，一聽就說：“幾千塊錢的東西，八百多塊錢很劃算嘛！要得要得！”我急得不行，又不好當面駁他，最后只好偷偷去跟老板“磨”，最后老板便宜了五十塊。

他喜歡買“實惠”的東西，逛地攤。有次我們和他一行四人出差途經香港，他看上香港地攤上100港幣3條的領帶。最后我們以100港幣4條的價格一人拿了一條領帶。第二天，袁老師要在香港參加一個比較正式的公開活動，他放著他兒子兒媳給他買的品牌領帶沒戴，戴著自己買的“物美價廉”的地攤貨去出席了活動。

還有一次在海南出差，袁老師看到當地女性都穿著海南特色的花裙子，覺得好看，問清我們有幾個女同事，要自掏腰包在地攤上給每人買一條。我說：“師傅，這裙子花色是好看，一百塊錢能買好幾條，可料子一般，年輕女同事穿可能不一定合適。”他說：“我覺得好看！我穿得，你們不能穿啊？”他堅持讓我統計好人數給買了。

他就是這樣一個特別真性情的人，有時候像個“老小孩”。

澎湃新聞：可見，袁老也有非常細心體貼的一面。

鄧華鳳：是的。有一年我陪他去北京出差，在火車臥鋪車廂，我睡上鋪，他睡下鋪。他出差前就有些腹瀉，我怕他晚上起來不開燈摔著，就叮囑：“師傅，您晚上一定要開燈，我睡覺沉，沒關系。”結果半夜，我聽見他摸索著起來，沒開燈，摸黑去的衛生間。我趕緊打開燈，他反而說：“你怎么開燈了？”

我知道他是怕開燈影響到我睡覺，就說：“您不開燈，萬一磕著碰著怎么辦？我是年輕人，開燈也睡得著。”他才不再摸黑夜起。

澎湃新聞：袁老離開五年了，這個特別的時刻您有什么想說的？

鄧華鳳：我們要化悲痛為力量。他不在了，但他給我們留下了一筆巨大的精神財富，包括他的創新精神、務實精神、愛國精神、團結協作精神等等，這些都是我們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巨大精神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