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假如武松來負(fù)責(zé)押解那批“生辰綱”，究竟有沒有可能順利完成任務(wù)呢？
大觀二年春，東京汴梁城中張燈結(jié)彩，御街店肆紛紛打出“賀壽”幡旗。天子花甲在即，各地州府爭相進獻珍稀禮貢，最惹人矚目的，便是一百二十萬貫的生辰綱。如此數(shù)目，一旦離開城門，便像懸著金鈴的肥羊，全城瞧得見也聽得見，這本就是江湖蜂擁而起的信號彈。
押送這批財物的，原是“青面獸”楊志。此人出身行伍，刀法兇猛，可惜一路走來卻步步失算。為避耳目，他想出“晝伏夜行”的主意，本意低調(diào)，結(jié)果卻成為最大廣告。晚上打火把、白日蒙面，村鎮(zhèn)百姓看得瞠目結(jié)舌，風(fēng)聲就這么傳到了山東好漢晁蓋耳中。吳用掂量一下，笑說：“此行穩(wěn)拿。”短短一句，已宣判了楊志的失敗。
不得不說，楊志的軍旅習(xí)氣在官場或許可用，可放到盜風(fēng)正盛的北方，卻處處掣肘。他對手下的十名軍漢三令五申“滴酒莫沾”，卻沒想到禁得越嚴(yán)，私欲越烈。黃泥崗烈日當(dāng)頭，白勝挑著兩桶酒慢悠悠晃來，軍漢們早被渴得嗓子冒煙，賞銀未到，先把紀(jì)律扔進溝里。一碗悶倒關(guān)公下肚，十幾條精壯漢子?xùn)|倒西歪。楊志惱羞拔刀時，后背已涼，眼前只剩晁蓋那句云淡風(fēng)輕的“借過”——生辰綱易手，一場江湖巨浪由此翻涌。
試想同一路線若換作武松，情形會否不同？這位在景陽岡徒手搏虎的漢子不好對付，也不是一味憑蠻力闖江湖。他在陽谷縣做都頭時，常與腳夫小販同行，最懂路邊黑店里酒肉有無蹊蹺。那年押送兩千兩銀子赴京復(fù)命，夜宿十里坡，店家遞上熱酒，他輕嗅便皺眉，隨手潑到窗外，“酒味不正，另煮！”店小二嚇得連忙換水重熬。一路風(fēng)平浪靜，半枚錢不缺。他的警覺，來自日夜巡街的耳力，也來自無數(shù)次險死還生的路途磨礪。
若由武松領(lǐng)隊，黃泥崗恐怕不易成劫。第一，武松不迷信條文，懂得“人”才是最大變數(shù)。他十名隨行壯漢，表面散漫，卻能讓眾人輪班警戒，白天趕路夜里分崗，少了“一口悶”的機會。第二，他深知情報往往泄于沿途驛店茶肆，凡遇陌生行商必虛與委蛇，絕不顯山露水。白勝那擔(dān)酒若靠近，恐怕要被一腳踹翻在地。更重要的是，武松的殺氣與江湖聲名自有震懾，晁蓋縱有七星聚義，也未必敢明搶；至多退到梁山老巢，另尋機緣。
可歷史（哪怕是小說里的歷史）之所以成形，多半因為雙方的匹配度恰好對上。如果每一趟生辰綱都落在武松這樣的人手里，《水滸傳》就缺了大半波瀾。北宋的保甲制度、鋪戶聯(lián)保制本想堵死盜賊生路，然而信息不對稱仍給了綠林人以可乘之機。白勝在酒旗下一聲吆喝，前腳探子探明了目標(biāo)，后腳官府還在衙門里攤派守備費。制度的籬笆，再密也難堵住人心的漏洞。
再看楊志，命實屬多舛。賣刀不成，被逼上梁山；失鏢之后，又只好順坡下水，搭上了草寇的船。個人悲劇與王法的缺位交織，催生了后來一百零八將的聚義。若說武松可保住生辰綱，固然合理，可他若真把財物安然押進東京，皇城樓上的壽禮會豐富幾箱，而梁山或許就少了“替天行道”的招牌。小說家施耐庵最終還是把骰子擲在了楊志手中，讓讀書人看到：當(dāng)官僚軍紀(jì)與活絡(luò)江湖相撞，輸贏往往只在一碗酒的工夫。
因此，楊志的失敗與武松的可能成功，并非簡單的個人武力高下，而是對環(huán)境的不同敏感度。一個守章法，卻忽視人情世態(tài)；一個通世故，卻依舊持有底線。在群雄并起的晚宋，這種差別決定了誰能在亂局中站穩(wěn)，也決定了《水滸傳》后半部曲折的走向。黃泥崗的土黃色塵土早已風(fēng)吹雨淋，但那一場不該喝下的酒，仍在書頁深處泛著苦澀的香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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