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末的廣東高明，村里大喇叭里念錄取名單，往往只念到鎮里的中專、技校名字，真正考上重點大學的，幾年也未必有一個。那時候，高明的村民已經開始嘗到改革開放帶來的甜頭，但在許多家長心里，最可靠的出路仍然不是去廣州打工，而是——讓孩子“讀書跳出農門”。

在這樣的氛圍里，一個農家男孩悄悄地改變了村里許多人的觀念。多年以后，當同鄉們提起“那個考上北大的小譚”時，早已不僅僅是在說一場高考，而是在說一條從田埂延伸到實驗室、從課桌延伸到政協會場的路。

一、從田邊到考場：一家人的“賭注”

譚志佳出生于廣東佛山市高明區的農村，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農民。那是一個家庭收入主要靠承包地和零工的年代，家里算不上赤貧，但“寬裕”這個詞，與他們關系不大。

讀小學時，村里學校校舍簡單，課桌斑駁，老師卻常說一句話：“誰家孩子讀得出，就要咬牙供。”在高明，當時不少農戶已經開始種經濟作物、辦小作坊，可對譚家這種純種地的家庭來說，要在“買農機”和“供孩子讀書”之間做選擇，并不輕松。

中考結束后，譚志佳成績不錯，完全有機會去地級市里讀重點高中。班主任也是這個意見，說：“出去見識大，機會多。”父母聽得心里直打鼓：一邊是更好的教學條件，一邊是高昂的生活費。

“你要是去市里讀，每個月起碼多一倍花銷。”父親算著賬，眉頭皺了又松，“要不就留在本地？老師說，你在哪兒都能學。”

這話聽起來樸素，卻是一家人的現實選擇。最終，譚志佳留在高明本地的重點高中。一方面，學校愿意給予一定的照顧；另一方面，離家近，周末可以回來幫忙干活，既減輕了家里負擔，也讓父母心里踏實。

有意思的是，很多農村家庭對高中學習的理解，往往停留在“多做題、多熬夜”。譚家卻在有限條件下，做出了一個并不“傳統”的決定——農忙時盡量讓兒子少下地。母親對鄰居解釋：“這孩子書讀得還行，讓他專心一回，以后他有能力了，再幫我們。”

這種舍不得用孩子力氣、卻咬牙掏錢供書的做法，在當時的高明農村已經越來越常見。在義務教育普及、錄取率逐步提高的背景下，教育對于農家來說，漸漸成了改變命運的一種“家庭投資”。

高中三年里，譚志佳的作息在同學眼中有點“刻板”：晚自習后回到宿舍，稍微洗漱，下樓再做一會題；周末下午回家，幫父母干完農活，又拿出書本。他并不是那種滔滔不絕的“學霸”，更多時候是在教室后排默默做題，有同學搞不懂理科題目，他也愿意一遍一遍講。

臨近高考那段時間，班里有人說：“將來考上大學，要去哪里旅游。”他只是笑笑：“先考上再說。”

高考成績公布前一晚，家里其實比他還緊張。父親坐在門口的小板凳上，一支煙接一支煙地抽。第二天，電話先打到了學校，再轉到家里——廣東省理科第一名，高明自恢復高考以來，第一次出了全省理科滿分狀元。

母親反應有些慢，愣著問：“那……是不是說，他能去北京？”老師在那頭笑著回答：“去不去北大，看他自己選。”

家里人后來回憶，高考結束后，班里組織畢業旅行，譚志佳卻選擇了留下。他對同學說得很直白：“家里忙，我回去幫干幾天活。”那段時間，他天天在烈日下插秧、鋤草，人曬得更黑了些。有人調侃他：“狀元也要下田啊？”他只是笑笑：“田還在，家也在。”

從結果看，這三年似乎順理成章：高中努力，高考狀元，進入北京大學。但在當時的農村家庭視角里，這其實是一場不確定的“賭注”——把有限資源押在教育上，賭孩子有能力把整家人的生活拉上一個新臺階。

二、從高明到燕園：在“熱門”和“冷門”之間的選擇

高考志愿填報時，親戚們七嘴八舌：“讀金融，將來賺錢快”“學計算機，出來好找工作”。在不少人眼里，那些和實驗室、大白老鼠打交道的專業，不算“劃算”。

結果出人意料，譚志佳填的是北京大學的生命科學相關專業，也就是后來人們常說的生物學。有人忍不住問：“你考那么高的分，怎么不去讀更熱門的？”父親也有點不解，只是問了句：“這個，將來能養家嗎？”

譚志佳想了想，說：“總要有人做這些。”這句話并不豪邁，卻隱約透露出他對未來的判斷——國家正處在發展生物醫藥、生命科學的階段，這個方向，可能不會立刻帶來財富，卻一定有用。

進入北大后，他發現，來自全國各地的學生，家庭背景差異很大。有的同學父母是機關干部，有的是企業老板，自然也有和自己一樣的農村子弟。宿舍里偶爾會聊到生活費，有人問：“你一個月多少？”他笑著回：“夠吃就行。”

為減輕家庭負擔，他在學校申請了獎學金，也做過一些勤工儉學的工作：幫老師整理資料、參與實驗室雜務，還擔任班長，協助班級事務。生活并不松散，課程、實驗、學生工作擠在一起，他的時間被安排得很滿。

有一次，舍友開玩笑地對他說：“你這么忙，圖啥？”他半開玩笑地回了一句：“圖以后不再算那么多賬。”

在專業學習上，他并沒有因為“生物不賺錢”的調侃而動搖。那幾年，北大生命科學相關學科正在不斷強化基礎研究能力，學校鼓勵學生進入實驗室接觸科研前沿。他在本科階段就開始跟著老師做項目，慢慢接觸到遺傳、發育、生物化學這些聽上去挺“枯燥”的領域。

不得不說，在不少人眼里，這種選擇有點“逆潮流”。金融、法律、管理專業畢業生紛紛進入大城市的寫字樓，而他則朝著實驗室走去。站在家庭角度，這樣的選擇，也意味著短期內很難有豐厚收入。但與其說這是“理想主義”，不如說是一種對自身能力和國家需要的判斷：與趨勢捆綁，而不是完全追逐眼前的收益。

本科結束后，他拿到繼續深造的機會，目標是更加細分的生物化學方向。那時候，很多優秀學生選擇出國，去歐美讀研。而他把目光投向了離家鄉相對更近的地方——香港大學。

三、在香港的實驗室里：與骨骼疾病較勁的那些年

香港回歸后，內地與香港在教育和科研領域的交流明顯增多，越來越多內地學生跨過深圳河，到香港讀研、讀博。香港大學醫學院在生物醫學研究方面頗有名氣，這對譚志佳有不小吸引力。

來到香港大學攻讀碩博連讀時，他的專業方向更加聚焦于生物化學與醫學交叉領域。與內地本科階段相比，這里的實驗室節奏更緊，要求也更細致。導師常常反復強調數據的嚴謹和實驗的可重復性，任何看起來“漂亮”的結果，都要經過一輪又一輪驗證。

在這里，他接觸到一個在普通人耳中頗為陌生的名詞——史密德氏幹骨端軟骨發育不良，這是一種罕見的先天性骨骼疾病，患者往往從小就表現為身材矮小、骨骼畸形，嚴重的甚至影響生命質量。

有一次組會，導師提到：“這類疾病雖然罕見，但對家庭打擊極大。我們未必能一下子解決問題，但總要有人往前推一步。”這句話，讓譚志佳想起自己村子里那些抱著孩子去縣城醫院跑的父母，心里多少有些觸動。

在港大攻讀碩博期間，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團隊中參與相關疾病的分子機制研究。每天面對的是細胞、試劑、儀器，和一堆復雜的數據。有人問他：“天天對著這些小東西，不煩嗎？”他只是笑著說：“你習慣就好，看到一點點新東西出來的時候，其實挺有意思。”

值得一提的是，在香港讀書期間，他的經濟狀況比本科時稍微寬裕一些。學校提供獎學金，加上合理安排，基本能自給自足。這樣一來，家庭負擔減輕了，他也能騰出精力去做一點自己想做的事。

他加入了旅港高明同鄉會青年社會工作團，和同鄉一起給在港務工人員的子女做課業輔導。有一次，一位工友把孩子送到補習班門口，支吾著說：“我讀書少，你們多幫幫他。”孩子做題卡住時，他會耐心解釋，講到興趣盎然時，甚至會順勢聊起自己當年在高明念書的經歷。

隊友曾經打趣：“你在實驗室里研究骨頭，在這邊又幫孩子打牢‘底子’，兩頭都在做基礎。”這種略帶調侃的說法，倒也貼切地概括了他的狀態——一邊扎進晦澀的專業研究，一邊盡力在生活層面給人一些實際幫助。

2013年，他從香港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當時，曾有國外研究機構向他拋出橄欖枝，也有內地大醫院和企業表達興趣。面對這些選擇，他最后還是留在了港大醫學院，既做博士后，又繼續跟隨團隊深挖先天骨骼疾病的研究。

2018年8月，博士后出站后，他留校任教，繼續在同一領域深耕。那時候，他已經不再只是實驗室里的“學生”，而是要帶著年輕研究者往前走的人。

四、一款藥物的出現：從鼠籠到病房的漫長路

在港大醫學院的那些年，譚志佳所在團隊的一個重要方向，就是尋找能夠改善先天性骨骼疾病的新方法。新生兒結構畸形中，骨骼相關的比例不低，據公開資料，先天型缺陷在我國新生兒中占有一定比例，給患者和家庭帶來沉重負擔。

在研究過程中，他們逐步把目光鎖定在一種名為ISRIB的分子上。這個分子本身并非他們首先發現，而是國際上已有相關研究，顯示它可以調節細胞應激反應。在骨骼發育異常這一領域，該團隊嘗試將其用于史密德氏幹骨端軟骨發育不良等疾病的動物模型，以此探索其在骨骼疾病中的潛在作用。

實驗做起來并不浪漫。大量重復的操作、漫長的觀察記錄、無數次失敗，都掩在簡短的實驗記錄后。有人開玩笑說：“科研就是和失敗做朋友。”團隊成員之間偶爾也會互相打趣，緩解壓力。

“這次又不行？”同事某天問。

“再試。”譚志佳晃了晃手里的記事本，“總得把可能走的路走一遍。”

經過長時間的探索和改進，團隊在動物實驗層面看到了新的信號：通過特定的方式調整細胞內應激反應，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模型動物的骨骼發育情況。這一結果與ISRIB分子的作用有關，為下一步進一步研究提供了基礎。

與謝寶恩教授等合作，在公開場合，他們向外界介紹了這一階段性的進展：通過ISRIB等分子調控相關通路，有望為類似MCDS這樣罕見的骨骼發育不良疾病，提供一種新的治療思路。目前，這類研究還面臨從動物實驗走向臨床應用的漫長過程，需要安全性評估、劑量探索以及管理部門的審批，遠不能簡單理解為“立刻能治病的藥”。

在這樣的研究環境里，譚志佳的角色從“學生”變成了“研究者”和“教師”的結合體。他一方面繼續參與項目推進，另一方面也要指導年輕學生，幫他們培養對嚴謹科研的基本態度。

從外人看，這是一個典型的學術路徑：本科、碩博、博士后、留校任教。但放在更大的背景下，這條路徑其實緊緊扣住了國家在生命科學和公共健康領域的需求。與那些選擇立即進入高收入行業的同齡人不同，他把時間和精力，押在了一個需要耐心、也需要運氣的長期方向上。

五、從實驗室回望鄉村：政協席位上的“理科思路”

2018年以后，譚志佳在香港的科研工作逐漸穩定下來的同時，與家鄉高明的聯系反而變得更緊。他常說：“人在外面，根還在高明。”這不只是口頭寒暄，而逐漸具體到實際行動。

對不少人來說，政協會議可能是一個相對陌生的場域。實際上，地方政協吸納了不少來自教育、衛生、科技等領域的專業人士，目的就是讓不同領域的人，用自己的知識和經驗，為地方決策提供參考。

譚志佳在高明兩會上發言，重點放在兩個方向：一是農業與旅游結合的路徑，二是學前教育和兒童發展問題。

他提出，“一村一品”的概念在不少地方已經實踐多年，但高明這樣的地區，既有丘陵、河涌等自然資源，又有一定的產業基礎，如果能夠在保留農業生產功能的基礎上，規劃體驗農業、鄉村旅游，既能拓寬農民收入來源，也能吸引外地人走進鄉村。這樣的設想，并不是紙上談兵，而是結合了他對本地情況的了解和一些地方的實踐案例。

在學前教育方面，他注意到城鄉之間，尤其是經濟條件較一般村鎮，與城區相比，幼兒教育資源在師資、場地、安全等方面存在落差。他提出，應當在政策層面給予適當的傾斜，把培訓、設備等資源逐步延伸到鎮村一級，減少孩子起跑階段的差距。

在一次小組討論上，有委員問他：“你搞科研的，怎么對這些問題這么熟？”他笑著回應：“讀書出來的，都是從幼兒園、小學一步步走過來的，也算是‘過來人’吧。”

從某種意義上看，這是另一種形式的“實驗思路”：把問題拆開，從現有條件出發，尋找在現實框架內可行的方案，而不是簡單喊口號。這種理科式的冷靜處理方式，在地方議政中，其實頗為重要。

他還擔任高明譚氏宗親會常務副會長身份，建立起與更多鄉親的聯系。疫情初期，在口罩、消毒物資緊張的情況下，宗親會和同鄉會組織起一批批物資捐助，給家鄉基層防控點、學校、社區送去急需的東西。這其中，也少不了他牽線搭橋、出謀劃策的身影。

有人問他：“你在外面工作忙，何必再摻和這些？”他只是簡單地解釋：“以前別人幫過我，現在有能力，就多盡點力。”

六、從被資助到去資助：責任在悄悄延續

在高明老一輩人的記憶里，年輕時的譚志佳家，并不富裕。為了讓他安心讀書，家中的開支被壓得很低。那幾年，村里和鎮里的一些熱心人士，也給予過幫助，其中就包括后來與他保持聯系的關景佳等愛心人士。正是這些社會力量的介入，讓這個農家子弟在求學路上少走了不少彎路。

這種“被支持”的經歷，悄悄影響了他此后的選擇。

在香港工作穩定后，他參與了不少面向貧困地區學生的幫扶項目，有的是通過同鄉會渠道，有的是通過慈善機構。一些山區的孩子，成績不錯卻面臨輟學風險，他們的故事，在某種程度上與當年的他有些相似。

有一次，組織方安排一次線上見面會，一位來自內陸山區的男孩通過視頻問他：“讀書真的能改變很多嗎？”屏幕那邊，他沉默了幾秒，才說：“不一定每個人都一樣，但不讀書，很多路連看都看不見。”

這樣的回答，并不夸張，卻足夠直接。對于那些孩子而言，這一類來自“過來人”的說法，未必能立刻改變現實，但至少可以讓他們知道，自己不是一個人在努力。

在這些幫扶工作中，可以看到一種連續性：當年家庭和社會資源集中投向他，如今他把積累的能力和資源，向下一批年輕人釋放。農村家庭代際流動中這種責任的轉移，有時候比單純的勵志口號顯得更真實。

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參與這些項目時，并沒有刻意突出個人身份。大多數時候，他只是其中一個普通的志愿者、資助人或者聯絡者。對他來說，重要的是這些孩子能繼續讀下去，而不是誰的名字被寫在捐贈牌上。

七、那條從高明延伸出去的路，還在延伸

從高明農村到北京大學，再到香港大學的實驗室，再回到高明政協會議和宗親會活動現場，譚志佳的人生軌跡，看似跨越了不同空間，但線索并不復雜。

一頭，是父母在田間地頭默默付出的那段歲月和一次次關于“要不要繼續供讀書”的抉擇；另一頭，是實驗室里一項項關于罕見骨骼疾病的研究，以及政協會議上圍繞農村教育和產業發展提出的建議。

中間串起這一切的，是一個不算華麗，但相當清晰的邏輯：在教育公平不斷推進的時代背景下，一個農村家庭選擇把最好的資源押在孩子身上；孩子通過高考走出縣城后，并沒有切斷與土地的聯系，而是用自己的專業和話語權，反過來作用于這片土地。

如果從改革開放以來廣東農村的變化看，這個故事不過是眾多個體案例中的一個。高考恢復后，像高明這樣地區的年輕人，越來越多地通過讀書離開鄉村，又通過不同方式回到鄉村——有人投身企業，有人成為基層干部，有人從事教育，還有像譚志佳這樣，在科研和鄉村之間搭起橋梁的人。

對許多上了年紀的鄉親來說，關于譚志佳的記憶，可能還停留在當年村里廣播里那句“考上北大”的通知；對更多后來者而言，他在港大實驗室里的那些日夜、在政協會上拋出的那些建議，才是這條路更完整的一部分。

試想一下，當年那個在高明田埂上幫父母干活的少年，大概很難預料到，自己將來要面對的是灰白相間的實驗室、顯微鏡下的世界，以及政協會議上關于村莊未來的討論。但時代給了他通道，家庭給了他支撐，他自己做出的每一步選擇，又把這條路一點點延伸下去。

這條路并不轟烈，也談不上傳奇，卻足夠扎實。對于習慣在農忙時抬頭看看天色的高明人來說，這種扎實，或許比任何華麗的詞句都更有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