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初的一場學術圓桌上,一位來自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的資深學者拋出了一個讓全場鴉雀無聲的判斷。他的原話大致是這樣的,如果未來還會有哪個國家對猶太人發動系統性的屠殺,那么概率最高的不在中東,不在歐洲,而恰恰是大洋彼岸的美國。
這句話乍一聽,幾乎所有人的第一反應都是不太相信。畢竟在大多數人的常識里,美國是全球猶太人口最為集中、政治地位最為牢固的國家之一,怎么可能成為下一個發動屠猶的地方?
可仔細去看這位學者拿出來的材料,幾十年的檔案、當代的輿情數據、社會心理學的橫向比對,密密麻麻攤在桌面上,一條一條對照下來,越看越覺得后背發涼。最直觀的,是數字本身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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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反誹謗聯盟在2026年5月初剛剛發布的年度審計報告里給出了一組很扎眼的數據。2025年是該組織自1979年開始追蹤反猶事件以來數量第三高的年份,平均每天發生17起事件,而2020年至2022年間這一數字僅為每天8起。
表面上,2025年全年記錄在案的反猶事件共6274起,比2024年的9354起下降了約三分之一,看似回落,可拿十年前的數據一對照,仍然是當年的五倍左右。數字下降并不意味著情況好轉,因為質變正在悄悄發生。
雖然騷擾和破壞類事件較2023、2024年的歷史峰值有所下降,但過去這一年的人身攻擊事件卻創下了歷史新高。涉及致命武器的襲擊數量從2024年的23起飆升至2025年的32起,增幅達到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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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讓人坐不住的是,2025年是自2019年以來美國境內首次有猶太人因反猶襲擊而被殺害的年份。要說具體案件,2025年的幾樁事件幾乎每一件都足以登上頭條。
華盛頓特區的首都猶太博物館外,兩名以色列駐美使館工作人員被當街槍擊身亡。一個月之后,科羅拉多州博爾德一場聲援以色列人質的游行又遭遇縱火襲擊,造成人員傷重不治。
賓夕法尼亞州州長夏皮羅的官邸在其一家人尚在屋內時遭遇燃燒彈襲擊,紐約街頭則發生了猶太男子被持刀刺傷的惡性案件。這些事件橫跨東西兩岸,兇手身份各異,意識形態光譜也極為分散,恰恰說明仇恨已經不是某個孤立小圈子的事情,而是一種彌散性的社會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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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拉維夫大學相關研究團隊進一步追溯了2020年至2025年間被起訴的反猶罪犯樣本,發現一個值得玩味的特征。
許多襲擊是由所謂的"獨狼"實施,因此極難提前預防,肇事者主要分為兩種意識形態取向,要么是基督教白人至上主義者,要么是將反猶作為對中東政治發展回應的穆斯林。
一邊是本土極右翼的復蘇,另一邊是受外部沖突激化的極端情緒,兩股力量在美國社會里同時發酵,最終匯成一股誰也壓不住的暗流。為什么是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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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背后的社會肌理其實不難看清楚。貧富分化、階層固化、政治極化,這些詞單拎出來都不新鮮,可它們現在攪在一鍋湯里持續升溫。
普通人焦慮無處安放,總得找個出口,而猶太群體由于在金融、媒體、學術等領域曝光度較高,又一次被某些極端團體包裝成了所謂的"替罪羊"。這種邏輯根本經不起推敲,可一旦情緒上頭,誰還跟你講邏輯。
社交平臺的算法在這里扮演了相當不光彩的角色。一個用戶隨手點開一條陰謀論視頻,系統便會不停地往他眼前推同類內容,時間一長,這個人就活在了自己構建的"仇恨泡沫"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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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春季席卷全美高校的反以色列抗議浪潮,曾與校園內的反猶財物破壞和肢體暴力直接掛鉤,而2025年校園事件數量的回落,主要也是因為這股浪潮的退潮。
換個角度看,校園里的事件能起能落,恰恰說明這股情緒一旦被點燃,就能立刻在現實里轉化為對具體猶太學生的傷害。制度層面的防火墻也在變薄。
反誹謗聯盟正在游說聯邦政府向非營利安全資助計劃投入10億美元,用于保護猶太教堂與學校,并推動國會通過《SACRED法案》,在宗教場所周圍設立100英尺的安全緩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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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立法專門為宗教場所劃一個物理意義上的"安全圈",這件事情本身就足以說明日常治理已經罩不住基本的宗教自由。
再加上學校里關于二戰那段歷史的教學不斷被壓縮,年輕一代聽到"奧斯維辛"幾乎沒有任何反應,納粹符號反倒在一些城市的墻面上重新冒頭,這種倒掛關系才是最讓人發憷的代際危險。政治極化把事情搞得更復雜。
圍繞以色列的爭論已經不是政策辯論,而是黨派對峙的延伸。支持以色列的被罵成極右翼,批評以色列的又被扣上反猶的帽子,猶太人被夾在中間,里外不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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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因反猶襲擊死亡的人數達到了三十多年來的最高水平,三大洲四起襲擊共造成約20人遇難,發生地點包括華盛頓特區、博爾德、悉尼以及英國曼徹斯特,是自1994年布宜諾斯艾利斯AMIA猶太社區中心爆炸案以來死亡人數最多的一年。
特拉維夫大學相關研究的主編烏里亞·沙維特直接點明,真正令人擔憂的是高水平的反猶事件正在變成一種常態化現實,10月7日襲擊之后曾出現短暫下降,但這一趨勢在2025年并未延續。"常態化"三個字,正是那位以色列學者最警惕的概念。
當襲擊不再讓公眾震驚,當猶太學童在校園里被罵成"骯臟的猶太人"被當成孩子之間的玩笑,當涂著納粹符號的墻面只能在地方報紙的角落里出現一行短訊,這個社會就已經喪失了最基本的免疫反應。
把2026年的美國與1930年代的德國機械類比當然不嚴謹,兩國的政治體制、法律傳統、社會結構差異巨大。可那位學者真正想提醒的,并不是兩個時代等同,而是某些前置條件的相似。
魏瑪德國也不是一夜變成納粹的,它經歷了漫長的經濟衰退、對精英階層的不信任、輿論動員手段的革新以及歷史記憶的稀釋。這些信號在今天的美國正在以新的劇本重新上演。
把視線挪回亞太,會發現情況其實是一面鏡子。中國在多民族共處的社會結構下,對裂痕一直保持著相當高的警覺性,從歷史教育到紀念制度,反復地提醒人們記住過去,正是為了避免重蹈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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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那位以色列學者的判斷本身。他點名美國,并不是出于地緣政治的偏見,也不是為了制造聳人聽聞的標題,而是基于他能夠拿到的所有指標。
暴力數據持續高位,制度回應步步遲滯,教育記憶代際衰減,政治極化裹挾一切,社交平臺放大仇恨。這些信號單看每一項都不至于讓人絕望,可一旦疊加在一起,便構成了他眼中那個"極有可能"的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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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再回頭審視那句"下一個屠殺猶太人的,極有可能是美國",就不再覺得它是危言聳聽了。它更像是一份基于數據與歷史寫就的備忘錄,寫給美國,也寫給所有還來得及防患于未然的社會。預言能否落空,不取決于先知,而取決于今天每一個具體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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