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外界沒有看到一場充滿火藥味的公開清算，但在民主黨精英內部，確實已經形成了一種低調的共識。問題在于，這種共識是否正確？

如果你想從民主黨全國委員會那份遭到切割的“驗尸報告”里，找到民主黨為何在2024年敗選的答案，恐怕不會有太多收獲。這份報告在5月21日承受巨大壓力后才被發布。

這份報告并不完整，錯誤也不少，由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肯·馬丁的一位朋友撰寫。報告對選舉提出了各種看法，卻拿不出多少有說服力的證據，還完全回避了不少有爭議的問題，比如移民和以色列。

民主黨也并沒有真正發起什么戲劇性的行動，去重塑未來的政黨形象。內部沒有出現一份像紐特·金里奇1994年“與美國的契約”那樣、可供全國候選人遵循的政策綱領。

各地零散的初選競爭，也沒有像2010年的茶黨那樣匯聚成一場全國性運動。內部領導層也沒有高調推動民主黨人與喬·拜登不受歡迎的執政記錄切割，而且掌權的基本還是原來那批人。

但在閉門場合，民主黨精英之間的反思確實已經發生，至少在未來道路的部分方向上，已經形成了一種低調共識。

最明顯的中期選舉策略，就是把焦點牢牢放在民生成本上，同時集中批評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全國各地的競選活動中，都能看到這一點。

無論是左翼人物佐赫蘭·馬姆達尼，還是黨內領導人哈基姆·杰弗里斯，都認同把生活成本問題作為主打議題是最好的辦法。只是他們在具體表述和所主張的政策上，各有不同版本。

除此之外，民主黨還在一些其他議題上做了更微妙的調整。黨內許多人認為，過去十年里，民主黨在若干問題上與主流選民的距離拉得太遠，最典型的就是邊境安全、犯罪、氣候變化和身份議題。

不過，這種調整通常并沒有演變成民主黨公開拋棄這些支持群體的混亂場面。更多時候，是候選人悄悄淡化、甚至后撤那些如今被視為帶有“覺醒巔峰時期”色彩過重的立場，希望這些議題本身變得不再那么重要。

比如，馬姆達尼在競選市長期間，就否定了自己過去把警察稱作“種族主義者”的說法。

而在去年的弗吉尼亞，阿比蓋爾·斯潘伯格在跨性別學生、衛生間和體育項目等學校政策問題上始終語焉不詳，避開了對手試圖在這一議題上逼她明確表態的努力。

這種更克制的形象調整方式，很可能會在中期選舉中奏效。畢竟，中期選舉通常更像是對現任總統的一次公投。

但懷疑者也在追問：無論是為了中期選舉，還是為了之后的選舉，民主黨是否還應該做得更多？

自由派刊物《論點》的民調專家兼數據主管拉克什亞·賈因對我說：“實際上，并沒有發生什么真正有力的轉向，去擺脫那些幾乎所有人都大體認同、而且相當災難性的一連串錯誤。相反，現在的想法更像是，寄希望于議題環境的變化來拯救我們。”

2024年卡瑪拉·哈里斯敗選后，內部立刻爆發了一場激烈爭論：她本人以及整個民主黨，是否在關鍵議題上整體左轉過頭，因而與主流選民的看法脫節。

一年半之后，我與民主黨政治圈內外人士的交談顯示，很多人已經普遍認同，答案是肯定的。

中間偏左智庫“探照燈研究所”副總裁特雷·伊斯頓對我說：“從3月初開始，我基本一直在參加各種會議，你能明顯感覺到這種變化。人們——不只是溫和派，連普通民主黨人——都開始明白，我們在2024年做的那一套，導致我們20年來第一次輸掉普選票，這條路不能再走了。”

事實上，在內部精英看來，民主黨需要更加照顧中間選民，而不是繼續優先回應過去十年里在內部影響力極大的進步派活動人士和非營利組織。

不過，民主黨并沒有與進步派發生一場苦澀的決裂。更準確地說，這些變化更像是一種“氛圍轉向”：民主黨精英和政治人物正在圍繞該如何行動，逐步形成新的共識。

隨著民主黨在這些議題上的措辭發生變化，活動人士團體整體上也相對沉默。內部最激烈的派系爭議，集中在以色列問題上；在這個議題上，民主黨正在向左移動，而中間選民的態度也在左移。

至于在多大程度上應限制移民與海關執法局，甚至是否應徹底廢除該機構，內部仍有分歧。但總體來看，雖然民主黨人在一些社會和經濟議題上確實存在實質性不同意見，局面還遠遠談不上內戰。

此外，盡管民主黨基層選民帶有反建制情緒，但在2024年之后，他們中的多數似乎也接受了向公眾意見作出某些讓步。本月《紐約時報》與錫耶納學院的一項民調詢問民主黨人和傾向民主黨的獨立選民：為了贏得2028年選舉，民主黨應該向中間靠攏，還是繼續向左。52%的人認為應向中間移動，只有25%的人希望繼續向左，另有18%的人認為應維持現狀。

雖然很多人都認為，隨著特朗普支持率持續下滑，民主黨在中期選舉中的位置相當有利，但來自溫和派陣營的懷疑者仍在質疑：黨內究竟改變了多少？這種共識在更長時間里又能否站得住？

曾在公開場合多次主張民主黨應在議題上轉向溫和的前同事馬特·伊格萊西亞斯說：“拜登政府曾表示，要把種族平等放在聯邦政府一切工作的核心位置。可這些年，我已經很久沒聽到哪個民主黨人再說類似的話了。但問題是，這只是因為他們學會了把這些想法藏起來不說，還是他們在這些問題上的看法真的變了？”

伊斯頓也認為，民主黨還需要做得更多。他說：“民主黨現在既沒有能源政策，也沒有移民政策，這種狀態不可能持續下去。一方面，這是因為我們沒有一個全國性的領導人來明確這些政策到底是什么；但另一方面，也因為仍然有一些團體試圖守住過去十年左右形成的那套政策共識。”

但現實是，激烈的內部爭論既痛苦又有風險，而民主黨在氣質上本就更傾向于在閉門狀態下尋求共識，而不是把分歧公開攤開來打。

而對那些主張進一步溫和化的溫和派來說，還有一個問題：如果民主黨在2026年大獲全勝，那么當前這種謹慎路線就會被證明是有效的。

伊格萊西亞斯說：“在我看來，風險就在于他們會得出一個結論，認為自己已經做得夠多了。”

例如，在參議院選舉中，像塔拉里科這樣的候選人，今年在共和黨整體環境極差的背景下，可能會讓一些深紅州重新出現競爭性。

再往上看，還有總統選舉。賈因說：“我不認為有哪怕一個民主黨選民或搖擺選民，能說清楚密歇根州參議員、也可能參加2028年總統競選的埃莉薩·斯洛特金，究竟在哪些方面不同于喬·拜登。我不覺得民主黨有計劃去解決這個問題。我確實認為，這會降低他們獲勝的邊際概率。”

不過，賈因也對我表示，如果到2028年特朗普的支持率仍然這么低，那么民主黨的勝算依然會相當大。“當現任總統支持率只有37%時，執政黨還能贏下總統選舉，這種情況沒有先例。所以即便民主黨什么都不做——也可能已經足夠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