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不僅僅是針對國際留學生，加拿大還收緊了對臨時工簽的發放力度，2025-2026年超過100萬印度人工作許可到期，面臨續簽難度增加的問題。2026年加拿大發放的臨時外國人名額削減超過1/3，4月份禁止部分開放工簽持有者進行自雇。
這兩年來加拿大正在以肉眼可見的速度，收緊移民尤其是印度移民的政策。可10年前，加拿大自由黨政府為了應對勞動力短缺和經濟增長需求，大幅提高了移民配額，從26萬增至48.5萬/年。
讓我們把時間撥回到2015年，當時加拿大國內舉行了一場大選，時任加拿大總理的斯蒂芬·哈珀、與自由黨領袖特魯多、新民主黨領袖湯姆·馬爾凱、魁北克集團領袖吉爾·杜塞普、綠黨領袖伊麗莎白·梅等人展開了政治博弈，經過漫長的11周拉票選舉之后，最終結果顯示特魯多獲勝。
而特魯多上臺之后就開始推行他的移民政策計劃，提出以“家庭團聚、經濟機會和同情心為核心”改革移民系統。
2015年11月，他任命麥家廉擔任移民、難民及公民部部長一職，開始著手推進改革加拿大移民系統，主要是取消配偶移民2年等待期，立即授予永久居留權；將父母/祖父母團聚移民名額從5000增至10000人每年；提高受撫養子女年齡上限從19歲到22歲；接收2.5萬名敘利亞難民；簡化入籍流程，縮短居住要求。
在特魯多政府的一頓操作之下，加拿大的經濟的確有了很亮眼的表現，移民為加拿大的GDP增長貢獻了20%，填補了制造業、等關鍵崗位缺口。新增人口中移民占了98%，緩解了加拿大國內老齡化嚴重的問題。
但隨著移民而來的是主要城市的住房危機，租金5年間上漲了40%-60%，房價飆升。醫療衛生體系崩潰，急診等待時間延長至12-24個小時，家庭醫生短缺，移民密集擠兌地區醫療資源。
同時移民也增加了加拿大國內的就業競爭，低技能崗位競爭加劇，部分行業工資停滯，“移民悖論”出現，移民增加反而擴大了勞動力短缺的情況。
2023年加拿大臨時居民達290萬，占總人口的6.5%，遠超5%的合理閾值。移民政策開始被有心之人利用，這其中要數印度移民最為夸張。
針對加拿大的積極移民政策，印度搭建了一套完整的移民體系。首先是印度政府從《移民法》到《海外流動法案》上為印度移民提供了法律和制度上的保障，印度政府還通過外交手段，強化政府間勞務合作。
在社會層面，印度國內存在大量的移民中介，幾乎覆蓋了各行各業，而且他們還專門針對各個國家的移民政策，出具配套的移民方案，這套方案包括證件造假、學歷造假、托福雅思考試造假等。
甚至印度的移民中介還和被移民國的中介建立了大量的聯系，這些中介在被移民國境內開設大量的皮包、空殼公司、甚至是野雞大學，只要交錢，他們就能給移民者出具移民材料，幫助移民者快速獲取工簽、學簽。
印度IT巨頭塔塔公司在加拿大的分公司Tata consultancy Services，超過90%的為印度裔員工，Infosys、Wipro、Tech Mahindra等公司也出現了類似于塔塔公司印度裔員工占比情況。
而這些情況根本就不正常，因為這種情況是率先移民至加拿大的印度移民，依靠裙帶關系造成的，這種情況的出現不僅沒能緩解加拿大的就業壓力，反而還因為這些印度移民在拿到人事聘用、部門管理等職權后，開始排擠其他族群甚至是加拿大本地求職者，從而加劇了加拿大的失業現象。
在政治界這一現象依舊嚴重，隨著某一單一族群人數的增加，政客們為了選票往往需要刻意討好這單一族群，從而形成了“政客承諾放寬移民政策—移民給政客輸送政治利益”的惡性循環。
10年間加拿大用寬松的移民政策優化了經濟數據，但卻給本國帶來了更多的社會問題。而世界上其他國家，也在緊隨加拿大之后，悄悄收緊移民政策。
其實移民這件事我們也需要客觀和辯證的去看待，不是說我們有多么的討厭印度移民，只是印度移民在國際社會上所展現的面貌，引發了人們的反感，那么這就需要各國政府去思考，應該如何制定合理的移民政策并有效監管移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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