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國際刑事法院前檢察官呼吁制定一項歐盟范圍內的法令，以阻止她所描述的美國對法院成員實施的“流氓式”和“欺凌式”制裁，這些制裁旨在使法院走向消亡。
2025年2月，美國對11名國際刑事法院官員以及3個巴勒斯坦組織實施制裁，以回應國際刑事法院在2024年對以色列內閣成員（包括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發出逮捕令的決定。
美國實施的制裁，包括旅行禁令和資產凍結，將法官們排除在歐洲金融體系之外，使他們及其家人無法過上正常的生活。
2012年至2021年擔任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的法圖·本蘇達在海牙向荷蘭著名非政府組織“人權論壇”發表講話時表示：“這些是企圖以脅迫手段干涉根據國際法確立的司法和檢察職能的獨立行使。如果國際社會不以嚴肅的態度、制度上的決心和實際的團結來應對，其后果將遠遠超出海牙的范圍。”
她沒有點名美國，而是說：“對那些在司法職能范圍內追究最嚴重罪行責任的檢察官、法官或法院官員使用此類手段，是一種深刻的概念扭曲。”
“這種做法既粗暴又不恰當，應該予以譴責。它將對法律程序的異議轉化為破壞性的經濟脅迫，以達到政治目的。這是以其他手段進行的欺凌、脅迫和權力政治。”
本蘇達指責國際刑事法院附屬國“反應遲緩、膽怯，不作為，只是空洞地表示支持，沒有采取切實行動，也沒有抵制強制措施”。
一些人越來越憤怒，認為荷蘭政府幾乎沒有采取任何措施來保護面臨嚴厲制裁或個人恐嚇的國際刑事法院法官。
岡比亞律師本蘇達目前擔任該西非國家駐英國高級專員，她說她在法庭工作期間曾遭受有組織的恐嚇，并且有理由相信她后來的職業道路受到了影響。
她還警告說，現在必須做好準備，對法院本身作為一個機構實施制裁。
“我們應該捫心自問一個令人不安的問題，”她說。“如果高素質的專業人士都認為在國際刑事法院任職會帶來不可接受的個人和經濟風險，那么該機構未來的能力會受到怎樣的影響？當制裁被常態化為司法恐嚇的工具時，又會發生什么？當銀行拒絕提供服務、保險公司撤銷保險、技術供應商猶豫不決、外部專家害怕與法院扯上關系時，又會發生什么？這并非假設。”
她呼吁進行“結構性抵抗”，并表示“締約國應通過締約國大會建立協調一致的制裁法律、辯護和賠償機制。締約國不能僅僅表達關切，支持性聲明已不再足夠，必須提出具體建議。”
“任何在合法授權范圍內行事的檢察官、法官、書記員或調查員都不應因出于政治動機的制裁而面臨個人經濟損失。各國應為法院、其工作人員和授權承包商建立受保護的銀行和金融渠道。歐盟應啟動歐盟阻斷條例。”
她還呼吁締約國“采取國內立法保障措施，防止執法合作中出現針對國際刑事法院合法活動的強制措施。《羅馬規約》體系不能僅僅依靠道義上的團結，它需要實際行動上的團結。”
荷蘭政府與國際刑事法院簽署了一項協議，承諾確保對法院至關重要的人員的安全、保障和保護，但荷蘭進步派議員聲稱，聯合政府在實踐中幾乎沒有采取任何措施來捍衛國際刑事法院，而是將這項任務留給了其他國家，特別是西班牙。
美國表示，已對國際刑事法院官員實施制裁，原因是這些官員未經以色列同意，直接參與了國際刑事法院對以色列國民進行調查、逮捕、拘留或起訴的行動。
本蘇達表示，美國歪曲了制裁的意義，將其從合法手段變成了完全不恰當的政治信號工具。“個人制裁的目的不僅僅是懲罰，更是威懾，”她說，“其目的是制造恐懼，孤立目標。”
她表示，制裁的目的是讓國際刑事法院逐漸被人遺忘，并補充道：“國際刑事法院不是敵對政府，不是武裝團體，不是恐怖組織，也不是規避制裁者。它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司法機構。對司法機構實施制裁是對原本出于截然不同目的而設立的工具的危險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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