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本是萬物復蘇、令人愉悅的時節，可1994年的那個春天，卻成了我一段浸滿哀痛的歲月。

那年正月十三午后，我突然接到大伯家四弟的電話，說父親身體有些不適，讓我馬上回老家一趟。

我當即叫上司機，開著一輛微型面包車往老家趕。一路上，不安在心里翻涌。父親的身子骨向來硬朗，我幾乎不記得他什么時候生過病、進過醫院。幾年前，我硬拉著他去縣人民醫院做體檢，那是他唯一一次進正規醫院。檢查結束，醫生掃了一眼體檢單，輕描淡寫地說：“沒事，就是血壓高點。”

走出醫院，父親數落了我一頓：“看的什么病？沒打針，沒拿藥，瞎花那么多錢！”

往年過年，我都是帶著妻小回老家陪父母。那一年，我特意把二老接到了縣城。父親愛喝酒，這是他幾十年的習慣。飯桌上，我陪他小酌，五歲的兒子也在桌邊學著大人的模樣給爺爺敬酒、說祝酒詞，惹得一家人笑聲不斷，滿屋暖意融融。

一周前，我才把父母送回老家，還隨車帶了些年貨。那天因有事，我沒能隨車送行。車子剛起步，父親突然讓駕駛員停車，推開車門走到我面前說：“上個月你宅哥借了1600塊錢，家里還剩300塊，埋在東墻根糧食折子里了。”

我不解地問：“你跟我說這些干嘛？”

他笑著說：“別回家死了呢？”

“說什么呢！”我知道父親平時愛開玩笑，“就憑您老這身體，再活個三二十年沒問題！”

沒想到，父親這句玩笑話，竟一語成讖。

不多時，車子到了老家門口。我快步沖進堂屋，只見父親躺在床上，伯父、叔父和哥哥圍在床邊，神色凝重。本家三叔是村醫，正準備給父親打吊針。

父親見我進來，眼神里帶著疑問：“你怎么回來了？”

“聽說您老不舒服，我回來看看。“我說，”怎么了？”

伯父拄著拐棍，懊惱地說：“恁爺（父親）一大早就通知我和你三叔，說下午老弟仨一起來家喝一盅。我們到了，他卻倒地起不來了。你看，菜都上桌了。”

父親好客，往年每逢春節幾乎都請人來家吃飯，而且都是親自備菜掌廚。這次請伯父和叔父來家吃飯，主要是分享他從縣城帶回來的年貨。一大早老弟仨說定后，父親看天色尚早，便到莊東的蒜地里施肥，忙完才匆匆趕回家準備飯菜。可最后一道菜終究沒能端上桌。

伯父來到時，見菜已擺好，卻不見了父親。雙目失明、臥病在床的母親也說不清楚。伯父只好拄著拐棍屋里屋外地找，最后在東山墻根發現了倒在地上的父親，糧食折子旁還有些許嘔吐物。

聽完伯父的話，我覺得父親的病有些嚴重，決定送縣醫院。于是，和哥哥、四弟一起小心翼翼地攙扶父親上車，直奔縣城。

農村土路坑洼不平，車子頻繁顛簸。父親躺在我懷里，每晃一下，眉頭都會緊緊皺起，臉上露出難掩的痛苦。其間，他還問了一句：“路怎么這么顛？”父親一輩子要強，從不輕易叫苦。我的心里矛盾極了——既想快點趕到醫院，又怕顛簸加重他的痛苦。我只得囑咐司機：“開慢點吧。”同時用雙手托住父親的頭和肩，盡力減輕晃動。

終于到了縣醫院急診室。父親依舊清醒，平靜地配合著醫生的問診和檢查。醫生說：“住院吧。”哥哥找來簡易的帆布擔架放在地上，我們扶著父親躺了上去。兄弟倆抬著父親去病房，我則飛奔去辦住院手續。

辦妥手續，找到病房時，父親已經躺在病床上，我懸著的心稍稍放下。醫生忙著配藥，準備給父親輸液。

可就在這時，我發現父親竟睡著了，且鼾聲如雷。我有些詫異，輕輕叫了兩聲，他毫無反應。一股不祥的預感猛地涌上心頭。我慌了，醫生也立刻緊張起來，急忙實施心肺復蘇。可無論醫生怎樣按壓，父親始終沒有任何反應。鼾聲漸無，心電監護儀上的藍色波線逐漸平緩，最終成了一條冰冷的直線。醫生無奈地搖了搖頭：“沒救了。”

我被這突如其來的變故擊呆了，大腦一片空白，淚水瞬間涌出。“怎么可能？怎么會這樣？！”我瘋了一般跪在地上，雙手死死抱住醫生的腿，聲嘶力竭地哭喊：“救救父親！求求你們救救他！”醫生又奮力搶救了許久，最終還是無奈地攤開了雙手。任憑我的額頭不停磕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再也沒能喚醒父親。

老家門口豎起了白幡。父親安放在堂屋正中的靈床上。親鄰們紛紛趕來，哭聲一片。哭過之后，大家又各自忙著撕孝布、疊紙錢、搭靈棚。我蜷縮在靈床邊的麥草里，望著父親，淚水不斷滑落。那時，我仍不相信父親已經離開人世。我一遍遍檢討送醫的每個細節，是哪里出了問題；又恨起幾年前那個輕描淡寫的說“沒事”的醫生；甚至恨自己為什么沒有學醫。望著父親平靜的臉，我一遍遍地問：“父親，您真的就這樣走了嗎？”父親只是靜靜地躺著，像平日睡熟了一樣。

老家有個風俗，逝者臉上要蒙上火紙。那張火紙，讓我看不到父親的臉，我心如刀絞，死活不愿意：“父親好好的，為什么要蒙火紙？！”我猛地起身，一把揭下父親臉上的火紙，狠狠扔到一邊：“他沒有死！他沒有死啊！”

夜色漸深，哀聲漸息，親鄰們陸續散去，靈堂內外一片肅靜。我和哥哥及幾個叔伯兄弟和衣臥在靈堂的麥草堆里，為父親守靈。初春的風帶著寒意吹進靈堂，靈前的長明燈隨風搖曳，忽明忽暗。恍惚間，父親的音容笑貌一幕幕映進我的淚光中。

父親雖目不識丁，卻明事理，有擔當，骨子里藏著家國大義。1938年家鄉淪陷，20歲的父親毅然參加張鳳文領導的地方抗日武裝，成了一名機槍手，與日偽軍展開了游擊戰。后來，隊伍被國民政府收編為“魯蘇戰區蘇北游擊隊第九縱隊第二十六支隊”。即便被收編，軍餉匱乏、物資短缺，生存條件異常艱苦。但這支隊伍轉戰東隴海線兩側，在沂河、大運河及駱馬湖一帶，夜襲日軍據點，巧奪日本洋行，智取鐵路橋頭堡，伏擊掃蕩的日偽軍，歷經大小七十余戰。雖九死一生，卻也讓日偽軍聞風喪膽。

可誰能想到，三十八年后，我報考最后一屆工農兵大學生時，卻因父親曾參加過“國民黨二六支隊”而過不了“政審”關。得知消息的那天晚上，父親眉頭緊鎖，一言不發，不吃不喝，坐在飯桌旁一袋接一袋地抽旱煙，直到深夜。

父親為人善良，待人寬厚。不管鄰里糾紛、兄弟分家，還是夫妻失和，大家都愿找他調解；親戚家里有了困難，他都會設法幫襯。 六十年代，三姑家孩子多，姑父又去世得早，家境更加貧寒。大表哥早過了成家的年齡，好不容易說妥一門親事，卻連喜事都辦不起。父親知道后，二話不說，找來殺豬匠，把家里養的唯一一頭豬殺了，親自拉著板車把一頭白條豬送到三姑家，讓大表哥體體面面地成了家。

父親對待家人充滿無限的愛戀。

母親十年前中風后留下后遺癥，常年臥床，家里還有承包地。為了不給兒女添累，父親堅持獨自照顧母親的生活起居。那時，隨著”農民工進城潮“，土地拋荒比比皆是。我們勸他：“要么，地就別種了。”

他發火：“好好的地拋荒？那是作孽！”

一個年近古稀的老人，忙完農活，口干舌燥地趕回家，還要燒火做飯，照顧臥床的老伴。直到他去世的十年間，就這樣堅守著。

我侄子上大學時，吃糧還憑計劃。唯恐孫子在學校吃不飽，父親常把省下的糧食步行扛到幾公里外的糧管所，換成糧票，寄到學校。

我二女兒出生后寄養在農村姥姥家。姥姥家不產大米，父親怕孫女吃不好，便早早地把米碾好、篩凈，騎著腳蹬三輪車送到我在縣城的家，再催我趕緊把孩子的給養送去。

即使我已過而立之年，父親仍把我當成個小孩子。有時我騎車從老家回城晚了，父親總擔心我夜里騎車不安全，每次都讓哥弟幾個騎車送我，還要求他們回來后當面告訴他“送到家了”，他才肯熄燈睡下。

臨去世前兩個月，父親又騎著那輛腳蹬三輪車，拉來滿滿一車斗紅蘿卜。我一著急，語氣有些不敬：“又送來這么多蘿卜干嘛？也吃不下啊！”

“不是還有鄰居嗎？”父親一邊不以為然地說，一邊往院子里卸蘿卜。

他的心里永遠裝著別人

安葬前的那天夜里，當年的第一場大雪飄然而至。天亮時，屋頂、樹梢、道路、田野，一片潔白。老宅屋后的鄰居大嫂說：“這是老人平時積德行善，感動了上蒼，萬物都在為老人披麻戴孝。”

送葬那天，親鄰來了一撥又一撥，屋里院外哀聲一片。大表哥撲倒在靈前，痛哭失聲。一個年近六十歲的男人，在靈堂的麥草窩里圍著棺材一圈一圈地跪著爬，邊爬邊哭，邊哭邊數著父親的好。

該出棺了。三十多名身強力壯的小伙子，身著孝衣，手持木杠繩具，聚在院里，準備輪班”舉重“出棺。我心如刀割，這一刻才真正意識到，父親真的要走了。我讓人拿來酒、杯。含淚斟滿一杯：“父親，您走得太急了！兒子還沒來得及盡孝，您就走了。您愛喝酒，就讓兒子再最后陪您一杯吧！”三杯酒無聲無息地滲進棺前的麥草中，我也哽咽著端起一杯一飲而盡。此時已不知喝下去的是酒，還是流下的淚水。

那年春末夏初，小院西南角突然冒出一蓬蓬白中帶粉的小花，走近一看，原來是紅蘿卜開出的花。我的心頭頓時又是一陣發酸。那還是父親送來的紅羅卜開出的花。按照父親的安排，我給鄰居們送去一些，剩下的，我用黃沙埋在了小院的西南拐角。父親去世后，那堆埋在黃沙里的紅蘿卜，我再也沒有動過。

我看著眼前一蓬蓬清淡素雅的小白花，無盡的思念涌上心頭，不覺兩行淚水滑過面頰，滴落在一片片素潔的花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