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我是胖胖。
從哪里寫起呢?
昨天刷到勞東燕教授的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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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那片土地上長出來的人,電影取的景,部分就在我家附近,我懂這部電影的好。
第一次觀影,我是認為確有幾分侯孝賢的影子。
克制,留白,把大悲大慟都摁住,在那些毫無人味的“教育片”、“煽動某種情緒的片子”之外,到底還有人,在拍另一些明心見性的東西。
單憑這一點,就夠讓那些擅長拍“教育片”的導演相形見絀。
但是,一部電影,再多人喜歡,也從不構成任何人必須喜歡的理由。
這本是常識,可這點常識,居然要一位法學教授鄭重其事地寫一遍,還引來一地雞毛的爭吵。
難道今天網上的討論空間,已經逼仄到連這點常識都擱不下了嗎?
創作者有權選擇怎么講,觀眾也有權指出“沒講什么”。
這兩件事,本就不存在對立,1400萬的成本,一幫素人,硬是把那些動輒幾個億的大制作比了下去。
它本身,是從一種規訓里掙扎出來的,可眼下,還是那股你必須感動,你必須叫好,誰要說半個不字就群起而攻之,分明又是另一種規訓。
為它的不合群鼓掌的人,轉頭卻不許別人不合群,這難道不荒誕?
僑批最動人的地方,究竟在哪?
在于它是被虧欠的人,反過來替那個虧欠了他們的母土,把一個家、一片鄉土,一筆一筆地養活下來。
又是誰,當年逼他們漂泊流浪?
我記得我爺爺的復述,我爺爺的堂弟,當年他遠赴暹羅過番,在下南洋的船上,與鄰村的一名女子結成伉儷,從此日暮蒼山遠。
古語有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土。
又哪有什么樂土?若是故土能養得活人,誰肯把半條命拋在海的那一頭。
他們都是被鄉愁反復折磨的人,也是被母土推出去的人。
剛過番那幾年,他常寄錢回來。
我爺爺收到番批,爺爺歡喜,跑去隔壁鎮買了一輛老式鳳凰單車,頭一回騎車,興奮過了頭,一下把車騎進了河溝。
這些老物件,家里還保留著,算是一份念想。
再后來,寄回最后一封番批,上頭寫——
“子尚年幼,開銷浩繁,不能寄銀。”
從此斷聯。
他被命運的軌道載去了哪里,再沒人知道。當年同在一處嬉鬧的少年,從此在兩地各自老去。音訊一斷,手足兄弟,也只能形單影只地各走各的下半程。
每讀陶淵明那幾句——“親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
這些離鄉的血親,是不是早已托體同山阿,與我們幽明暌隔了?
在晚年,兩位老人又能否有機會相見,坐下來,泡上一壺故土之茶?
這些大地上的漫游者,母土的浪子,他們潤物無聲,把自己浸進彼岸貧瘠的日子,也浸進此岸枯燥的人心。
說回這部電影
這年頭,能做到義不食周粟、采薇而食的導演,不可能。
能拍出來什么,能上映什么,真正的約束,從來都不在導演。
取巧之處,在于繞著歷史講人情,因為有些東西不能直說,于是只能借情義、離散、鄉愁、僑批去側寫,就我個人在當下經歷而言,同文同種的同鄉,情義未見得如電影那般盡善盡美。
還有歷史,很多真正經歷過的人,一看就懂背后的時代壓力。
導演未必不知道,他可能只是沒法完整展開。
從我身邊好幾個朋友也提起過,他們祖輩過番真正的洪流里,除了銀幕上點得出名的那些緣由,還有一批,是不能在銀幕上點名的推力。
我們總愛說,落葉歸根。
可有些葉子,是被風從根上生生抖落的。
它飄了一輩子,落在海的那一頭,再沒能回來。
當然,有些文化創作,就我而言,我珍惜里頭那點人與人的牽系,勝過珍惜一切宏大的名目。
正因如此,對被驅逐者的思念,被改寫成對某個名目的忠誠,在這方面我認為是割裂的,個體與個體之間的親情連接,與宏大無關,漂泊者無言,最后也只能任人認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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