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左瑋】

一塊橡皮，一次表揚或批評，一包沒換回來的零食。

這些事小到什么程度？小到可能孩子睡前都懶得跟你提一句。但如今，它們正以“投訴舉報”的名義，化作一場密密麻麻的石頭雨，劈頭蓋臉地砸向講臺。

近期，某高校教師在直播連麥時與家長的對話，招致后者向學校進行長達兩個月的舉報，影響正常科學教研。雖然校方發布調查結果稱無違規行為，但此事在互聯網輿論場上激起的爭論著實不小。

很多人不禁發問：當擁有一定知名度的高校教師面對“連環式”舉報急需自證清白，尚且有學校一紙調查為其“制度托底”，那么，那些在普通學校站了一輩子講臺的老教師呢？那些剛入職就直面家校沖突的年輕班主任呢？

當“石頭”砸向他們的時候，身后有什么呢？

資料圖：教師分發新學期教材

01 當講臺下起“石頭雨”

上述的教師遭遇絕非孤例，甚至談不上冰山浮出水面的一角。

C市一位小學英語老師告訴我，這學期才過去一半，她已經被同一個家長投訴了三次。第一次，“授課內容太難”；第二次，批評了上課說話的學生——“太過嚴厲”；第三次，她當著全班表揚了幾名認真聽講的孩子。沒想到，那個沒被點到名的學生當場嚷嚷：“老師偏心！小心我媽去教育局告你！”

一個孩子，已經被“訓練”出了用“告老師”當武器的記憶。更可怕的是，頻繁的談話和調查雖然次次證明她的清白，卻讓這位老師變得草木皆兵。“現在想表揚誰，得偷偷摸摸的，背著那個孩子。”

當一個老師連批評教育都不敢，連正面表揚都要躲著做，教育的光亮還能照進多少角落？這不是孤例，這是一種正在全國教師群體里快速傳染的“寒蟬效應”。老師們開始主動彎下腰去——不是“俯首甘為孺子牛”，是本能的自保。他們把師徒制“傳道授業解惑”的格言，悄悄換成一句更“安全”的經驗：“尊重他人命運，放下助人情結”，“渡可渡之人”。

在各類家長的投訴清單里，能窺見一個極其荒誕的劇場：

家長舉報老師“在辦公室當著學生面吃外賣”——理由是“不雅觀”。學生丟了塊橡皮，舉報老師“管理不善，導致財產損失”。作業布置多了——“增加負擔”；布置少了——“不負責任”。批評得嚴——“傷害學生心靈”；管得松——“不負責”。最離譜的是，有老師僅僅批評了犯錯的學生幾句，就被家長一口咬定“體罰毆打”。

這出荒誕劇里，還夾雜著讓人笑不出來的黑色幽默。S市一位年輕教師，實在受不了當班主任的折磨，想辭職又沒門路，竟靈機一動——偽裝成家長舉報自己“作業太多”。學校一看，有人舉報，趕緊“息事寧人”，撤了她的班主任。

一個老師，被逼到用舉報自己的方式解救自己。

有人說，這叫“監督”或“維權”，但數字可不會撒謊。《半月談》2024年報道過一個觸目驚心的數據：西南某基層教育局在2024年前8個月，收到128條針對教師的舉報，調查下來，只有7起基本屬實。121：7，超過九成的舉報，都是情緒化宣泄甚至惡意誹謗。

家長只需要動動手指，打一個12345，或者在政務平臺上復制粘貼一段情緒化的小作文，就能輕輕松松把一位老師拖進漫長的“自證泥潭”。就像一顆顆被肆意丟出、毫無成本的石頭。反正砸到人了，算我賺了；砸不到，丟出去的石頭也不值錢。扔石頭的成本無限趨近于零，被砸的人卻要翻山越嶺去證明“我沒被砸中”。石頭雨下得這么密，教育這片土地，被砸得坑坑洼洼。

那么問題來了——舉報究竟是如何從正當的監督渠道，滑向被濫用的深淵的？

為什么學校和教育部門在面對不實舉報時，常常選擇“息事寧人”？

02 權力失衡

先想象一下這個場景：一位家長拍案而起，舉報信、投訴電話、網絡帖子滿天飛。教育局接到投訴必須處理，調查要時間，寫報告要時間，找人談話要時間。如果這位家長是那種“不達目的不罷休”的類型，處理這件事的行政成本和輿論風險將成倍增長。于是，最“高效”“理性”的決策出現了——無論舉報是否屬實，先讓老師低頭或滑跪，把事情壓下去。“道個歉就好了嘛”，“先寫份檢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如果老師不妥協，決定硬剛到底呢？等在前面的，是一條用荊棘鋪成的“自證之路”。

先是接到通知。有時候連舉報信寫的啥都不知道，但是必定要配合調查。接下來是寫情況說明。一份不行，兩份；這個部門交了，那個部門還要。“如果舉報涉及到體罰、師德、校園霸凌，每一次都要像寫案件的審訊筆錄，時間、地點、監控、證人，缺一不可。最麻煩的是找人證。要一個一個聯系當時在場的學生、家長、同事，請求他們為你作證。”有時候非涉事學生之間、家長之間話傳話造成紕漏，還要另給“不明真相的圍觀群眾”認真解釋。每一次聯系，每一次解釋，都是一場透支家校互信的“人情借款”。

在這場不對等的博弈中，舉報者幾乎零成本；而被舉報者，在聚光燈下，接受一場鈍刀子割肉的審判——得罪領導，得罪系統，還遙遙無期。

最不可控的是輿論場上的悖論。家長們從情感上大多會支持老師硬剛到底，比如此次事件，網絡上為這位高校教師叫好的留言動輒上千。再如，2026年1月，《海峽教育報》關于“教師‘投訴焦慮’”的問卷調查顯示，95%的公眾對建立“家長行為反饋（投訴）平臺”表示支持或謹慎支持。

這些都是極好的輿論信號，可一旦具體事情落到自己孩子的班級頭上，畫風就不好說了。想象一下，如果你孩子的班主任因被舉報而被迫配合調查，她本該用來備課、輔導學生的精力，全被耗在寫材料上。班級群的消息變少了，作業批改變慢了，孩子們感覺到老師的心不在焉。這時，原本同情老師的家長們態度會逆轉：“老師你就不能委屈一下，把事情早點過了好好教學嗎？”“為了跟一個家長賭氣，耽誤了我們所有孩子，值得嗎？”

L市一位由班主任轉為行政崗的老師對此深有體會。因在五升六的假期建議“學有余力的學生可以接觸一些小四門課外書籍”，她被一名后進生家長反復舉報“歧視成績差的學生”。她拒絕向舉報者道歉，最終在六年級開學時被撤換。“小升初的關鍵時期，為了硬剛一個巨嬰家長，把其他學生和家長都拋棄了。”——原本支持她的家長們，竟也開始埋怨起她來。

因此，“犧牲老師以安撫家長”，在單個沖突里，是最高效、成本最低的局部滅火術。但這套短視邏輯卻在系統層面釋放了一個致命的信號：家長鬧得越大，效果越好。它像一把火，點燃了“破窗效應”的引信。當越來越多的家長發現，只需動動手指就能讓老師低頭、讓學校妥協，惡意舉報便如瘟疫般蔓延開來。當老師因為怕舉報而不敢管、不敢說、不敢夸、不敢批評；當校長選班主任時，第一個念頭不是“她教得怎么樣”而是“她會不會容易被舉報”——跪著的老師，真的教不出站著的學生。當越來越多的家長開始跟風“擲石子”時，被砸碎的不只是老師的職業生涯，更是整個教育生態的信任根基。

簡單來說，問題的根源在于一個簡單粗暴的不等式：

舉報的零成本 + 調查程序的高流轉成本 + 教師的無限自證成本 = 巨嬰家長的單方面勝利

如果把視角拉得更高，這場“舉報狂歡”背后，還嵌套著整個社會教育的權力失衡。過去幾十年，中國教育經歷了從“無人監督”到“過度監督”的急劇轉折。一方面，學校教育被迫承擔起過去由家庭負責的心理輔導、行為矯正等功能，老師被要求是全能的神；另一方面，教師的權威卻在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崩解。那么，當一個群體既被寄予厚望又沒被信任托舉，既被要求承擔一切責任又不被賦予對等的權力，我們實際上是在要求他們做一件不可能的事：既當管家，又當保鏢，還要當心理咨詢師，還可能得小心提防偶爾飛來的石頭。

家長端的權利意識在狂飆，教師端的權力基礎卻被悄悄掏空。所謂的“跪著的老師”，不過是這座失衡天秤上，最先被壓彎的那根柱子。

03 一個值得借鑒的思路

舉報這把本該守護正義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不能變成誰都可以拿來砍著玩的玩具。

令人欣慰的是，社會各界已經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一系列補救措施正在醞釀和推進。

先從制度說起。好消息是，全國人大代表、云南省滄源佤族自治縣國門小學副校長李瑞芳在今年兩會上提出了針對性的建議：嚴懲惡意舉報，強化涉教網絡空間治理，壓實平臺責任，對造謠誹謗、惡意炒作、流量牟利等行為依法追責。

2026年福州兩會期間，福州市政協委員林德志等聯名提案，建議依托12345政務服務平臺增設“家校溝通與投訴舉報”子欄目，推動家校矛盾規則化治理，要求投訴方必須上傳完整證據，系統對證據不全的投訴引導補充，否則不予受理。同時組建家校矛盾專業裁決委員會，成員由教育局監察人員、教育教學專家、法律顧問、家長代表、教師代表等組成，在15個工作日內作出裁決。

教育部也在行動。2025年9月，教育部明確表態：在落實師德違規“零容忍”的同時，也要及時澄清涉師不實舉報，會同公安部嚴厲打擊詆毀、污名教師等違法行為。全國政協會議上，民進中央副主席何志敏也建議嚴肅處理涉教師惡意投訴和不實舉報，避免社會壓力和教育焦慮過度向教師傳導。

在具體操作上，一個值得借鑒的思路是：在接到舉報后，由教育部門和校方的行政人員承擔主要的調查和質詢工作，而對涉事老師的“取證程序”做集中化處理。比如可以參照“一站式詢問保護機制”那樣，以一次精準、完整、高效的取證為原則，組織一次集中的調查詢問，把所有需要老師配合的事實澄清工作在一輪取證中就完成閉環。然后涉事老師回歸正常的教學秩序，剩下的分析、核實、判定由專業調查人員接手。這樣既保障了調查的公正性，也能最大限度減少調查行為對被舉報老師正常教學工作的擾亂。換句話說，不要讓“尋找真相”的成本，大部分落在被調查者的肩上。

舉報機制，本該是家長監督教育的正當渠道。但一個健康的監督系統，必須有著基本的要素：恰當的門檻——不能低到誰都能踩進來；必須的舉證責任——空口白牙和小作文不算數；嚴厲的追責機制——舉報屬實嚴肅追責，誣告也得付出代價。總之，要打破“零成本舉報”與“高成本自證”之間的不對等。讓惡意舉報者付出應有的代價，讓真正的合理訴求獲得暢通渠道。

勾犇/圖新華報業網

04 別亂扔石頭了，搭座橋吧

坦率地講，制度只是底線，它治不了根本。它化作的盾牌或許能擋住石頭，但滲不透人心。真正能拆掉這場“舉報狂歡”舞臺的，在每一個家長的內心深處。

為什么有人會為了一塊橡皮、一頓外賣、一次推搡，就毫不猶豫地舉起舉報這件本該沉重的武器？

答案，可能要回到那些家長自己身上——極端的受害者邏輯和自私的巨嬰心理。

這類家長分兩種：一種是故意的“維權斗士”，把孩子的每一絲不順心都翻譯成外界的“迫害”，老師同學是惡人，學校是幫兇，只有自己是孩子唯一的護法。另一種是無意識的“攝像頭父母”，24小時懸在孩子頭頂，事事介入，分秒不落。

這種“過度保護”的背后，是一顆無法承受孩子哪怕一點瑕疵和挫折的心。然而，教育學者們早已反復警告過我們：兒童的社交技能不是在“無菌的真空環境”里培養出來的，而是在一次次的摩擦、沖突、誤解與修復中，像鍛煉肌肉一樣慢慢長出來的。

孩子在學校里跟同學吵架了，如果他是一個人回去面對和處理，他可能會學到“原來不能輕易說傷人的話”“原來道歉和好的感覺不錯”；但如果媽媽直接沖進學校、找老師、找校長、發千字檄文、在家長群里與人罵戰——孩子學到的唯一東西是：原來遇到任何不順心，那都不是我的錯，第一反應就是找一個“替罪羊”，把事鬧大。

家長的保護罩越厚，孩子在真實社會里的生存能力就越弱。那些被家長過度保護的孩子，往往長大后最缺乏抗挫折能力和獨立解決沖突的能力。以為是盔甲，其實是牢籠。以為是愛，其實是剪掉孩子伸向真實世界觸須的剪刀。最終養出來的，是一個身體長大、靈魂卻還在吃奶的“巨嬰”。這或許也解釋了，現在部分大學生和剛出社會的青年明明成年已久，卻散發著一種“失權成長”后幼稚、“精神未成年人”的氣息。

回到開頭。有朋友曾勸這位高校教師：認個慫，刪了視頻，息事寧人。她也動搖過。但后來當她看到評論區里那一千多條留言——密密麻麻寫滿了全國一線教師積壓多年的委屈——她決定，這次硬剛到底。但不是所有老師都能被“公正”兩個字穩穩托住。

這場關于“零成本舉報”的討論，最終要流到哪里去？

不是拆掉舉報的路，不是堵上家長的嘴，更不是讓老師變成跪著的沉默教書機器，而是讓監督回到它本該有的樣子——嚴肅的，負責任的，有門檻的，有代價的。讓真正有問題的老師被揪出來，讓清白被玷污的老師得到保護，讓教育生態回到那個最樸素的原點：家長和老師，本就是為了孩子并肩的戰友，不是彼此的敵人。

橋梁不是靠扔石頭砸出來的。這需要制度，也需要人心。或許下一次，當孩子因為一塊橡皮、一次批評、一包沒換回來的零食而委屈時，蹲下來看著他的眼睛說：“來，我們聊聊，這件事你可以怎么自己解決。”

正如這位老師在這場風暴中總結的那句話：教育最好的樣子，不是誰告倒了誰，而是家校并肩，共同托舉起孩子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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