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古史學家徐旭生先生踏遍豫西大地，在偃師發(fā)現(xiàn)了二里頭遺址。

那一刻，他或許以為自己找到了打開夏朝之門的鑰匙。

然而六十多年過去了，二里頭遺址的發(fā)掘面積已超過4萬平方米，出土了宮殿基址、青銅禮器、綠松石龍形器等震驚世人的文物。

但“夏朝”二字，卻始終沒有在任何一個陶片、一塊甲骨上現(xiàn)身。

那不是考古不夠努力的問題。

從殷墟到二里頭，從登封王城崗到禹州瓦店，幾代考古人幾乎翻遍了中原大地的每一寸黃土。

如果我們把尋找夏朝比作一場尋寶游戲，那么地圖上的每一個角落都已經(jīng)被照亮，唯獨“寶藏”本身，始終不肯露面。

問題出在哪里？

答案或許令人意外：我們之所以找不到夏朝，很可能是因為“夏”從來就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王朝，而是一個被后人追述、建構(gòu)出來的“時代”。

商有甲骨，周有金文，夏有什么？

商代有甲骨文，刻著自己是“商”；周代有青銅銘文，歷歷可查。

這兩個朝代的存在，從來沒有人懷疑過。

可夏呢？

《史記·夏本紀》記載了從禹到桀共十四代十七王的完整世系，與《殷本紀》中的商代世系一樣明確。

商代世系已被安陽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辭鐵證如山，所以多數(shù)學者認為《夏本紀》的世系同樣可信。

但“可信”不等于“可證”。

世系可以靠口耳相傳，靠竹簡記錄，可一個王朝要在考古學上“站住腳”，需要的是它們的文字，同時代的、自己記錄自己的文字。

而夏朝，恰恰缺了那最關(guān)鍵的一環(huán)。

二里頭遺址出土了青銅器、玉器、禮器，年代約在新石器時代晚期至青銅時代初期。

遺址南臨古洛河、北依邙山、背靠黃河，面積不少于3平方公里，堪稱東亞大陸最早進入青銅時代的“核心文化”。

但就是沒有文字。

由此，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的學者曾直言：

夏后氏也許只是聯(lián)盟里最強的那個“班長”，不是統(tǒng)管所有人的天子。

誰實力強，大家就暫時聽誰的；等另一個地方崛起，中心就轉(zhuǎn)移過去了。

松散、流動、沒有唯一核心，也許才是那個時代政治版圖的真實樣子。

如果再回到文字本身，拋開夏朝的一些歷史記述，單說“夏”字，文獻中還是有的。

不過，在后世的文獻中，但凡提到“夏”的時候，幾乎都在前面加一個“有”字。

如，“有夏之居”、“有夏多罪，天命殛之”等。

關(guān)于這個“有”字，官方解讀說只是朝代前的詞頭，沒有意義。

但如果換一個角度想：“有”在上古漢語中，有“求告、祭祀、拜謁”之意。

那么“有夏”，是不是可以理解為“崇拜、信奉夏的地方”？

更耐人尋味的是，2010年前后，學者整理了一批戰(zhàn)國竹簡，其中一篇提到了“西邑夏”三個字。

“西邑”在更早的甲骨文中也出現(xiàn)過，指的是一個地方、一片區(qū)域，不是政權(quán)的名字。

也就是說，連古人在提起“夏”的時候，用的也是地域概念，而非王朝概念。

《尚書·舜典》記載堯帝命皋陶作刑時說：“蠻夷猾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