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來源：《百度百科·曹錕》《百度百科·曹錕賄選》《天津文史資料選輯》《北洋軍閥史》陶菊隱著、中國新聞網相關史料、人民網黨史頻道、鳳凰歷史頻道、長沙《大公報》1938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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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10月5日，北京國會街一帶，天色尚早，軍警已經將整條街道封鎖得嚴嚴實實。

荷槍實彈的士兵分列兩側，便衣偵探在人群里來來回回，盯著每一個進進出出的身影。

這一天，民國史上最具爭議的一場總統選舉，在這種氣氛下拉開了帷幕。

根據當時的檔案與報刊記載，選舉現場的規矩只有一條：只準進，不準出。

法定出席人數遲遲湊不夠，曹錕一方當場拍板，宣布只要議員到場簽了名，不管最終把票投給誰，五千元銀洋一律照發。

即便如此，仍有人領完錢拔腿便走，被把守出口的軍警截住，硬生生押了回來。

有生病的議員被人用擔架抬進會場，抬進來之后直接躺在角落里，算作一個出席的人頭。

會場秩序混亂，各種手段輪番上陣，歷時兩個多小時，計票方告結束，結果出爐：590張有效票，曹錕得票480張，當選民國第五任大總統。

罵聲從這一天起就沒有停歇過。

從北京到上海，從官場到坊間，報紙上的社論、學者的通電、普通百姓口耳相傳的嘲諷，一波接著一波，此起彼伏。

"豬仔總統""賄選總統"這兩頂帽子，從那一刻起就壓在了曹錕的頭上，此后幾十年，無論他走到哪里，那頂帽子始終如影隨形，從未摘下。

然而，在那些鋪天蓋地的罵聲背后，有一段幾乎從未被大多數人提及的經歷，靜靜地躺在民國史料的角落里。

這個被罵名壓著走完大半生的人，在生命垂暮之際，因為一位女子的出現，在那頂沉重的帽子之下，悄悄走出了一條與過去截然不同的路。

那條路上所發生的事，同樣真實地留在了史書之中，留在了天津英租界泉山里那個尋常院落里，一天一天，積累成了完整的一段歲月。

【一】大沽口布販，用四十年走進北洋權力核心

1862年農歷十月二十一日，曹錕出生于直隸天津大沽口，也就是今天天津市塘沽地區。

他的父親曹本生，靠在津口一帶給人排船為生，是個地地道道的小販，家境常年在貧困線上徘徊。

曹錕幼年勉強進了幾年私塾，粗通文字，略識經史，但家里實在供不起，稍長便輟學，跟著父親在津沽間學著討生活。

十六歲那年，他開始推著小車走街串巷，沿街叫賣布匹，往來于大沽、塘沽一帶，靠這門營生一天天熬日子。

這段賣布的經歷，后來被各類史料和回憶錄反復提及，許多人把它與曹錕后來靠"買票"坐上總統位子的事情聯系在一起，說他是把做買賣的那套思路帶進了政治場。

不論這種聯系是否公允，有一點是確定的：大沽口的貧苦出身，是曹錕此后整個人生底色里最深的那一層，無論他后來走到多高的位置，那層底色始終沒有完全消失過。

1882年，光緒八年，年滿二十歲的曹錕投身淮軍，從一個推車布販轉變為軍中一名大頭兵。

三年后，他被選送進入天津武備學堂接受系統軍事訓練，1890年畢業之后，被任命為宋慶所部毅軍的哨官，這是他軍事生涯真正的起點。

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曹錕隨毅軍渡海赴朝參戰，親歷了那場深刻改變中國近代格局的戰爭。

戰事結束翌年，袁世凱奉命在天津小站編練新軍，曹錕轉投袁部，被任命為右翼步兵幫帶，從此正式扎進北洋這個體系，此后數十年，再也沒有出來過。

進入袁世凱的新軍體系，是曹錕人生軌跡中最關鍵的一次轉向。

從那以后，他沿著北洋的階梯，一個臺階一個臺階往上爬。

1902年，他被任命為直隸常備軍右翼步隊第十一營管帶；1903年，升任京旗常備軍第一協統領；1907年，升任陸軍第三鎮統制，麾下兵力延伸至吉林、黑龍江一帶，北洋的觸角也隨之向東北伸展。

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之后，曹錕奉袁世凱之命率部進攻山西革命軍；1912年2月，在北京發生的那場兵變中，他被改稱陸軍第三師師長，此后出現在袁世凱手中作為與南方談判的重要砝碼上。

1912年3月，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曹錕繼續坐穩第三師師長的位置，在北洋體系中穩步上升。

1916年9月，曹錕被任命為直隸督軍，駐防保定。

"保定王"這個外號，從這時候起在北洋政壇上漸漸叫響，因為保定是直隸的政治與軍事中心，拿下保定，等于拿住了整個直隸的命脈。

1917年，曹錕再兼任直隸省長，軍政兩塊同時攬在手中，權勢之盛，在當時的北方無出其右。

1919年，直皖戰爭一觸即發，曹錕被推為直系軍閥首領，組建八省反段聯盟，在戰事中擊垮皖系，逼迫段祺瑞宣布下野，直系由此一躍成為北方政壇的主導力量。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直系再度擊敗奉系張作霖，將整個北方政局牢牢握在手里，也將曹錕的地位推上了新的高度。

從大沽口的布販到直系軍閥的首領，曹錕走了整整四十年。

這四十年里，他扛過槍，打過仗，站過袁世凱那邊，擁戴過帝制，在段祺瑞、黎元洪、馮國璋之間反復周旋，每一次都沒有站錯營盤，每一次都安然落到了對自己有利的一邊。

到1922年底，他已經是北方政壇上任何人都繞不開的存在，離那把總統椅子，只差最后一步。

【二】1350余萬元鑄就的"賄選總統"

這最后一步，走得極不光彩，卻也精心謀劃了相當長的時間。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戰爭結束之后，直系掌控了北京政權，曹錕謀取總統職位的心思愈發迫切。

他最初的布局，是以"法統重光"為旗幟，先將原總統黎元洪請回復職，把徐世昌擠走，以此建立一套看起來合法的過渡框架，再伺機以國會選舉的方式，將自己送上總統寶座。

黎元洪復職之后，成了曹錕和吳佩孚手中實際上的傀儡，政權幾乎全由直系把持，黎元洪的名字不過是掛在臺前的一塊招牌。

1923年6月，曹錕判斷時機成熟，下令將黎元洪趕走。

他授意手下以斷水斷電的方式持續騷擾總統府，令府內無法正常運轉，黎元洪在重壓之下被迫出京。

直隸省省長王承斌隨即在天津楊村火車站截下了黎元洪的專列，將其扣押，直到黎元洪親手交出大總統印章、在辭職書上簽字，方才放行。總統寶座就此徹底騰空。

總統之位騰出來之后，賄選機器隨即開動。

曹錕的核心人馬，在北京甘石橋設立了議員俱樂部，以此作為整場賄選活動的運作中樞。

眾議院議長吳景濂被許以國務總理一職以及10萬元的現金支票，負責從內部統籌操控整個選舉程序。

資金從哪里來？王承斌以"暫借軍餉"為名，通令直隸省屬170個縣分大中小三個等級攤派，各縣籌借金額從一萬元到三萬元不等。

與此同時，王承斌還逮捕了數名制毒販毒的要犯，以釋放人身自由換取巨額贖金，充作選舉經費。

前后匯總，整場賄選動用的資金總額高達1350余萬元，先后發出面值5000元的選票支票573張，而對那些特別重要或特別難以拉攏的議員，單獨談妥的"單價"更是數倍于普通標準。

為了把議員們聚攏到位，曹錕集團又專門設立了"暗察處"，專門監視各路議員的動向，防止人在關鍵時刻跑掉或倒戈。

他們還派人專程趕赴上海，向原本持反直系立場的議員們許諾，只要回京出席，制憲可以商量，保證不追究過去的立場，以此將原本缺席的一批人重新拉回會場。

1923年10月5日，選舉當日，北京城內軍警把國會內外布控一空，會場進出口一律封堵，進場者不得離開。

由于法定出席人數遲遲差了口氣，曹錕一方緊急決定，只要到場簽到，哪怕不投票，五千元照樣發放。

為此，有生病臥床的議員被人用擔架抬進了現場，湊在角落里算一個到場的數字。

如此折騰下來，到了中午十二點，才勉強湊足593人簽到，選舉宣布有效，投票正式開始。

從下午兩點開始計票，歷時約兩個小時，結果出來：590張有效票，曹錕得票480張，當選民國第五任大總統。

當場驗票的時候，有人從票箱里翻出一張票面上赫然寫著"五千元"字樣的選票，現場哄然，這個細節隨即被各地報紙爭相刊載，成為整場賄選最荒誕也最有力的實物證據。

1923年10月10日，曹錕頒布了由賄選國會起草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史稱"曹錕憲法"。

這部憲法在憲政史上有一定的歷史地位，是中國近代正式頒行的第一部憲法，在架構設計上已經具備了司法獨立、多黨制衡、新聞自由等現代憲政要素，某種程度上代表了彼時中國憲政理想的一次具體嘗試。

然而，這部憲法的起點先天不足，賄選的原罪使它從頒布的第一天起就失去了社會各界的認可，僅僅一年有余，隨著曹錕的被迫下臺，這部憲法便悄然廢止，成了一張從未真正被執行過的廢紙。

輿論的譴責幾乎在選舉結果公布的同時便已鋪天蓋地。

孫中山公開發出討伐通電，各省政界相繼宣布不承認選舉結果，各大報紙的社論將曹錕釘在了恥辱柱上。

"豬仔總統""賄選總統"兩個名號，由此在歷史上與曹錕的名字牢牢捆綁，此后數十年，無論局勢如何變化，那兩個字始終沒有從他身上摘下來。

【三】從延慶樓到開封，一個失勢者的顛沛流離

坐上總統椅子的曹錕，沒能安穩多久。

直系內部，實際權力早已轉移到吳佩孚一側。

曹錕有名，吳佩孚有兵，兩人之間那道裂縫，在賄選之后愈發明顯。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戰爭在東北邊線上打響，正面戰場廝殺正酣，后方卻先出了變故。

直軍將領馮玉祥突然率部回師北京，聯合胡景翼、孫岳在京城發動政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控制了北京局勢，將曹錕軟禁于中南海延慶樓，總統任期自此宣告終結，前后合計不足一年零一個月。

延慶樓的軟禁歲月，與總統府里的氣派截然是兩個世界。

出入須經申請，會客受到嚴格限制，每天的行動都在監視之下，昔日呼風喚雨的直系首領，被關在這間樓里，與外部世界幾乎斷了聯系。

那些在他得勢時圍著他轉、靠他扶攜提拔的人，在他失去權勢的瞬間大多已作鳥獸散，或投奔他人，或改換門庭，數十年的袍澤情誼，在權力失去之后薄如一張紙。

軟禁期間，曹錕的飲食標準也大不如前，史料中有記載，他那段時間里心情抑郁，沉默寡言，精氣神每況愈下，完全不復往日的意氣風發。

1926年4月9日，馮玉祥麾下鹿鐘麟發動兵變，包圍臨時執政府，段祺瑞出逃，被關押于延慶樓的曹錕也隨之獲釋，重新得以自由行動。

出了延慶樓，曹錕沒有立即回天津，而是先赴河南，前往開封投靠舊部吳佩孚，在那里暫時落腳。

在開封龍亭一帶，曹錕住了一段時日，無官一身輕，整日無所事事，精神郁郁，只能鋪開宣紙，畫梅花排遣心中的積悶，給自己起了一個"樂壽老人"的號。

這個號聽起來頗有幾分灑脫，實際上不過是一個失意者試圖以豁達自持的姿態，來掩蓋內心深處難以消化的落寞。

1927年2月，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推進速度超出了所有人的預期，大軍即將抵達河南，開封也不再是可以久留的地方。

曹錕再度收拾行李，輾轉返回天津，住進了天津英租界內19號路的寓所，與原配鄭氏和三夫人陳氏同住。

自此，"保定王"的名號徹底成了歷史，曹錕以一個下野寓公的身份，在天津英租界開始了新的生活，再也沒有真正離開過那里。

【四】一封寫在窮途末路上的信

住進天津英租界19號路之后，曹錕的處境遠比外人看到的要難堪得多。

他的四弟曹銳，早年將曹錕名下大筆積蓄以假名分存于各外商銀行，存款總額據估算達數百萬元之巨。

然而曹銳后來驟然自殺，沒有留下任何賬目與憑證，外商銀行方面以查無對應戶名為由，拒不承認那些存款的存在，分毫不予歸還。

曹錕手中那筆本可安身立命的錢財，就此憑空蒸發，一分都追不回來。

更雪上加霜的是，他過繼來的養子曹少珊，不僅不盡贍養之責，還多次以各種名目欺騙曹錕，將他手中所剩無幾的錢財一批批騙走。

三夫人陳氏對他的態度與日俱冷，而陳氏所生的長子曹士岳，又與原配袁怙貞（袁世凱之女）長期不睦，兩人積怨日深，某日爭執中曹士岳情急失控，開槍打傷了袁怙貞，引發兩家官司，天津各大報紙爭相刊載，把曹家的家丑擺到了大庭廣眾之下。

原配鄭氏性情寬厚，為人包容，但年老體弱，早已無力操持家務，連照顧自己都勉強。

19號路的寓所里，柴米油鹽一天天捉襟見肘，飲食標準降了一茬又一茬，到了最后，家中一日三餐靠喝稀粥勉強維持，昔日的"保定王"，在這里過著旁人難以想象的寒酸日子。

就在這段最為潦倒的時日，曹錕提筆給四夫人劉鳳瑋寫了一封信。

信中寫道：自己已年老多病，養子不管，原配無力，陳夫人冷漠，家中伙食標準一天不如一天。

信末，曹錕說，自己可能不久于人世，切望劉夫人好生照顧身邊的一兒一女。

這封信，字里行間沒有半點當年大總統的派頭，有的只是一個走投無路的老人，在四面漏風的處境里發出的一聲近乎哀求的呼喚。

劉鳳瑋收到信后，加之母親和姐姐的多番相勸，當即作出了決定，要將曹錕從19號路接出來，接到自己位于天津英租界泉山里的寓所同住，親自照料。

消息傳開，旁人無不詫異，一個年輕女人，主動去接一個罵名滿身、窮困潦倒的廢了的老總統——然而，正是這個決定，讓此后發生的一切，徹底走向了沒有人預料到的方向，而那個方向上所發生的故事，與"賄選總統"四個字放在一起，形成了民國史上最難以用一句話說清楚的一道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