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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已達成其既定目標——即經常吸煙的人口比例低于5%——并因此被視為“無煙國家”。

瑞典酒精及其他藥物信息委員會（CAN）研究部負責人馬茨·拉姆斯特德（Mats Ramstedt）在接受采訪時表示：“一種有害行為能夠被遏制到這種程度，這無疑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

根據《2025年吸煙與鼻煙使用習慣年度報告》，在CAN開展的歷次調查中，瑞典經常吸煙的人口比例首次降至5%以下；這意味著瑞典此前設定的“到2025年建成無煙國家”這一政治目標已如期實現。

這份最新報告顯示，在2003年至2025年間，每日吸煙者的比例已從16%大幅降至4.8%。

拉姆斯特德指出：“不僅吸煙者的比例有所下降，我們還觀察到人們的吸煙量（即單日吸煙支數）也在減少。鑒于吸煙行為所帶來的健康風險，這一趨勢顯然是極其積極的。”

據拉姆斯特德介紹，得益于廣泛開展的預防工作，瑞典的吸煙率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便呈持續下降趨勢（作為對比：在20世紀80年代初，每日吸煙的瑞典人比例曾高達30%以上）。

拉姆斯特德表示：“首要且或許是最關鍵的一點在于，吸煙的便利性已大幅降低。如今，想要吸煙不僅變得更加困難，其成本也變得更為昂貴。”他援引數據指出，自2003年以來，瑞典的煙草稅負及實際價格已累計上漲了45%。

此外，他還肯定了旨在勸阻人們從一開始就不要嘗試吸煙（例如實施煙草廣告禁令），以及旨在為吸煙者提供便利以助其成功戒煙的各項舉措所發揮的積極作用。

與此同時，瑞典近年來出現了一種顯著趨勢：鼻煙（一種在瑞典廣受歡迎的尼古丁小袋產品）的使用率急劇上升。煙草行業常將這一因素作為瑞典吸煙率之所以能保持在低位的主要原因之一加以強調。

拉姆斯特德對此回應道：“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早在鼻煙使用率出現這波上升勢頭之前，瑞典的吸煙率便已呈現出大幅下降的趨勢。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一事實恰恰反駁了‘鼻煙是導致吸煙率下降的決定性因素’這一論調。”但他同時也承認，若能針對鼻煙在其中究竟發揮了何種作用開展進一步的研究，或許能為我們提供更多有價值的參考與啟示。依我看，目前尚缺乏研究來證實這一點；我依然認為，這主要歸功于預防措施。

瑞典的成功秘訣：不止“堵”，更在于“疏”

瑞典的成功被認為是“疏堵結合”的典范，而非單一的嚴苛禁止。

核心做法：以“減害”代替“禁止”：瑞典政策的核心是承認吸煙者需要替代品，通過合法提供并推廣比傳統香煙危害更低的“減害產品”，來引導他們徹底放棄吸煙。這些產品主要有：

鼻煙（Snus）：一種瑞典文化中歷史悠久的無煙煙草產品，置于上唇和牙齦之間使用。

尼古丁袋（Nicotine Pouches）：不含煙草，只含尼古丁和調味劑的小袋，也置于口腔內使用。

電子煙（Vapes）：作為傳統香煙的替代選擇也被廣泛接受。

政策與市場杠桿：

賦權市場選擇：政府為這些減害產品提供了合法、受監管的市場，讓成年煙民有更多選擇。

稅收差異激勵：瑞典采用差異化稅收，對鼻煙等減害產品征收較低的消費稅，使它們比香煙更便宜，提供經濟激勵。

強有力的預防與管控：在提供替代方案的同時，瑞典也實施了嚴格的傳統煙草管控。

高額煙草稅：自2003年以來，香煙的實際價格上漲了45%，提高了吸煙門檻。

廣泛的禁煙令：禁煙范圍早已不限于室內。自2019年起，咖啡館和餐館的戶外區域、游樂場、公交候車亭、火車站等公共區域也全面禁煙。

持續的預防工作：包括禁止煙草廣告、提高購煙年齡、為戒煙項目提供補貼等，從根源上減少煙草對年輕人的吸引力。

顯著成效與潛在隱憂

瑞典的策略帶來了顯著成效，但也引發了一些爭議和隱憂。

顯著的公共衛生收益：這一策略的直接結果是，瑞典與吸煙相關的疾病發病率遠低于歐洲其他國家。數據顯示，瑞典的癌癥發病率比其他歐洲國家低41%，煙草相關死亡率低44%。

爭議與挑戰：

成功的主因之爭：對于成功的“主因”，業界存在不同解讀。公共衛生機構認為，核心在于長期的預防與管控政策；而煙草減害倡導者則強調，關鍵在于為尼古丁依賴者提供了風險更低的減害產品。

煙草使用并未消失：“無煙”不等于“無尼古丁”。數據顯示，2025年仍有24%的瑞典人每天使用某種形式的尼古丁，這表明大量煙民只是轉換了使用方式。

對青少年的影響：尼古丁袋和電子煙在青少年群體中的使用率近年來顯著上升，這引發了對其可能成為青少年吸煙“入門產品”的擔憂。

國際立場沖突：瑞典的策略與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建議相左。WHO不鼓勵推廣鼻煙等替代品作為減害策略，認為煙草行業的此類推廣存在誤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