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活到一定年歲，就總喜歡往回看。尤其是到了五六月份，滿大街都是現代節日的喧囂，我這腦子里晃悠的，卻總是一輛漆皮剝落的綠色老自行車，和幾張花花綠綠的水果糖紙。

一晃眼，四十多年過去了。

我小時候生活在西南的一座小縣城里。川滇黔交界的那種小城，山巒環抱，到了夏天總是郁郁蔥蔥的，空氣里常年飄著一股子潮濕而潤澤的草木香。我父母在郵電局工作，家就住在局里的家屬院。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那是個凡事都講究個“公家”的年代。我那時候上的是縣里的機關幼兒園。那時候做父母的都忙，沒現在這么多講究，誰去接送孩子？全仗著院子里的街坊鄰里互幫互助。

我那會兒的“專車”，是院里郵遞員叔叔那輛二八大杠的郵政自行車。那車漆是特有的那種郵政綠，車座后面馱著兩個巨大的帆布郵包。每天早晚，叔叔把我往大鐵杠上一抱，或者是往后座一擱，伴隨著“叮鈴鈴”的清脆車鈴聲，我就在這抹綠色中開始了我的幼兒園生涯。那年頭的風吹在臉上，似乎都帶著一絲山城特有的涼意，以及遠方信件上的油墨香。

那時的機關幼兒園，是一個典型的“口子”型四合院落。西南多雨，那青磚黑瓦的屋檐下長年累月生著一層薄薄的青苔，圍合出一方小小的天地。中間那方天井，就是我們所有人童年的整個世界。

天井正中央，橫臥著一個鐵制的金魚滑梯。那金魚造型笨拙卻憨態可掬，兩側是刷了紅漆的鐵皮，魚身子被無數大大小小的屁股磨得锃亮，露出了里面的青灰色鐵肌。現在的孩子玩的都是塑料滑梯，安全、高級，但少了一種質感。我們那時候，夏天那鐵皮被太陽曬得滾燙，孩子們照樣排著隊，一個接一個地刺溜滑下，樂此不疲。

那年月物質匱乏，幼兒園的伙食今天看來實在簡陋。記憶中一年到頭見不著幾回肉星子，飯桌上長年累月是白菜豆腐。大鐵鍋熬出來的白菜，連湯帶水，豆腐全是一圈圈的蜂窩眼，吸飽了清淡的湯汁。雖然沒現在西南菜里那種熱烈的紅油，但那時候的孩子肚子清亮，沒那么多零嘴，大家圍在小木桌前，吸溜吸溜地吃得極香。

院里還養著一條大狼狗，算是幼兒園的“編外保安”。長得高大威猛，齜牙咧嘴的時候瞅著挺兇，可骨子里卻異常溫順。我們這幫壓根不知道害怕的毛孩子，經常圍著它轉，拽尾巴、摸狗頭，它就溫吞地趴在那兒，任由我們折騰。

到了開飯的時候，這大狼狗就熟門熟路地溜進教室，在桌椅縫隙里穿梭。那時候小孩子吃飯沒規矩，掉飯菜是常有的事。它就跟在后面，像個吸塵器一樣，把地上的剩菜飯揀得干干凈凈。有時候我們淘氣，為了逗它，還會故意把白菜幫子、豆腐塊掉到地上喂它。它倒也不嫌棄，吧唧吧唧吃得津津有味。那種人與動物、人與自然的親密，是那個時代特有的粗糙與溫情。

這時候最盼望的，自然是“六一”兒童節。

那年頭的過節，沒有現在滿目琳瑯的電子玩具，也沒有快餐。幼兒園給每個孩子發的東西，擱現在看寒酸得緊——一包水果糖。可對我們來說，那絕對是了不得的寶貝。那糖紙花花綠綠的，透明的玻璃紙在陽光下一照，能折射出七彩的光暈。拿在手里，先舍不得吃，得放在兜里，隔一會兒掏出來摸摸，看一眼，聞一聞那股齁甜的味道。

有一年，班上有個特別淘氣的小朋友，瞧見別人的糖，心里直發癢。趁著中午大家睡午覺、老師巡視的空檔，他輕手輕腳地溜到另一個小朋友的床頭，把人家那包寶貝水果糖悄悄藏了起來。

等下午起床的鈴聲一響，丟了糖的小朋友一摸枕頭底下，空空如也，當時“哇”的一聲就哭開了。那哭聲撕心裂肺，怎么哄都止不住，驚動了整個四合院。

那時候的老師眼睛尖、眼睛毒。沒費多大功夫，順藤摸瓜，就把那包藏在木課桌死角里的水果糖給起獲了。淘氣的小朋友當場被抓了個現行，站在全班面前挨了老師的一頓嚴厲批評。這還沒完。下午放學，郵政自行車的車鈴聲再次響起，家長們陸續來接孩子。老師當著家長的面，把這樁“盜竊案”一五一十地說了。

那年代的家長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可沒有現在的心理疏導一說。我至今都記得，那個淘氣的小朋友是被他父親一路揪著耳朵、伴隨著屁股上的清脆巴掌聲回家的。隔著幾條街，都能聽見他的嚎哭聲。如今想來，那不過是孩童世界里一次小小的占有欲作祟，卻成了我們關于六一最生動的記憶拼圖。

而在我整個童年記憶里，最隆重、最深刻的一個六一，是我讀大班那年。

那一年，我們幼兒園要代表縣里去慢演。我們排練的舞蹈，名字叫《我們的祖國是花園》。男女生一共十個人，五個男孩，五個女孩。為了這場演出，平日里不修邊幅的老師們拿出了看家本領。服裝是特意去縣文工團借的維吾爾族傳統服飾——女生穿著粉紅色的長裙，裙擺上綴著亮片，一轉圈像一朵盛開的花；男生則是黑色的長褲、藍色的對襟上衣，腰間扎著彩帶。每個人頭上都戴著一頂標志性的小花帽，四四方方的，上面繡著精致的民族紋樣。在一座西南小城里，穿上這一身充滿異域風情的衣裳，那種新鮮感無法言表。

表演的地點，是縣里唯一的大會堂。那是個老式的蘇式建筑，高大、空曠，里面常年有一種木頭和紅天鵝絨幕布混合的陳舊氣味。對那時的我們來說，那地方簡直就是個圣殿。

站在舞臺上，大紅色的幕布緩緩拉開，強烈的舞臺光“啪”地打在臉上，照得人睜不開眼。我瞇著眼往臺下一看，黑壓壓的一片，坐滿了陌生人，有縣里的領導、各校的叔叔阿姨，還有無數看熱鬧的小朋友。

音樂響起，那是歡快的冬不拉節奏：“我們的祖國是花園，花園的花朵真鮮艷……”我們踩著并不算太準的鼓點，撅著屁股、扭著脖子，在臺上賣力地轉著圈。那時候懂得什么叫表演啊？只知道老師在臺下拼命地給我們比劃著口型和動作，我們就把平時排練的勁兒全使了出來。

那一刻，身上那身平日里穿不著的鮮艷衣服，臺下潮水般的掌聲，以及大會堂里那股奇特的氣味，深深地烙印在了我的腦海里。以至于后來很多年，每當我聽到那首熟悉的旋律，眼前浮現的，依然是那五個粉紅、五個蔚藍的笨拙身影。

一晃，四十多年過去了。

當年的郵電局家屬院早就拆遷，變成了如今高聳的商品房；那輛綠色的郵政自行車，連同那位和藹的郵遞員叔叔，也早不知消逝在歲月的哪個拐角；機關幼兒園的口子型院落、鐵金魚滑梯和大狼狗，更是只存在于我們這幫年過半百的人的夢境里。

現在的孩子們過六一，生活條件好了，禮物高級了，可我總覺得，他們少了一點我們當年的“拙”。

那時候的物質雖然匱乏，但快樂是純粹的。一包水果糖能甜上半個月，一身借來的演出服能驕傲一整年。那是一個慢節奏的時代，連大狼狗的腳步都是悠閑的。

物是人非，唯有記憶有根。

那些關于西南小縣城、關于郵政綠、關于白菜豆腐和《我們的祖國是花園》的碎片，就像那些年被洗得發白的衣服，雖然褪了色，但貼在皮膚上，最是踏實、溫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