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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到來，日本仍然由小磯國昭內閣治理。這個政權看上去與東條英機的政權別無二致，在推進戰爭的瘋狂程度方面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但與東條統治時期不同，如何結束戰爭的課題擺在了日本決策者的面前。

似乎是要為這場戰爭中日本極端糟糕的情報保密系統再添加一個恥辱標簽，1945年初，就連華盛頓的大人物都知道日本高層在探尋除了戰斗到底以外的選項——盡管每天東京大喇叭還在喧叫“全員玉碎”。

1、決定日本命運的人

美國人憑借攔截日本的通信信號，依靠此時處于原始形態但遠比日本先進的計算機，再加上若干位數學天才對其破譯，由此得到代號為“Magic-Ultra”的戰略敵情報告。根據這些報告，華盛頓得知日本當局試圖請莫斯科進行和平斡旋。很多歷史學家認為日本在戰爭末期選擇去拉攏蘇聯是一個悲劇性的錯誤，充分證明日本政權的愚蠢和自以為是。

日本歷史學家入江昭提出，在戰爭末期特別是在進入1945年戰局已定的情況下，日本應立刻放棄海外占領地，使整個國家重歸20世紀20年代“威爾遜主義”道路。入江昭認為，假如日本當機立斷，選擇靠攏華盛頓而非莫斯科，那么它肯定會發現美國是愿意和談的。美國很多處于戰略決策中心的人物或者在前線指揮拼殺的將領都認為應該將日本民族殺絕，將日本文化毀滅，他們的言論獲得了廣大美國民眾以及前線將士的贊同，但華盛頓的戰略決策不可能建立在不經理性思考而肆意外溢的怒氣基礎上。

早在1943年9月，為美國國務院工作的歷史學家休·伯頓向國務院內的領土問題小組委員會提出了一份備忘錄。這個委員會實際上是在二戰基本趨勢已定的情況下，為研究美國在全球各地區的戰后計劃提供專業意見。歷史學家的意見特別重要，美國人已經意識到他們有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去建立一套全新的秩序，正如當年歐洲建立“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休·伯頓是遠東地區委員會成員，實際領導者是喬治·布萊克斯利，他同伯頓早有合作關系。

伯頓在這個節骨眼兒上寫成的這份只有16頁的備忘錄，安排好了日本的“身后事”，獲得布萊克斯利的支持與贊賞。在這份備忘錄中，伯頓首先明確指出“如果美國對日本提出的投降條件和之后的協定與條約過于苛刻，使日本陷入貧困，將日本經濟削弱到無力維持，整個太平洋地區的持久和平將會受到嚴重動搖。這會是非常糟糕的政策，將在北太平洋地區創造一個經濟真空，外部強國謀求經濟特權的欲望會使日本淪為強鄰獵物”。

伯頓擔心的日本身邊乘虛而入的“強鄰”是哪些國家?他的腦海中想的顯然是蘇聯和中國。美國的精英階層一向將蘇聯和中國視為亞洲的破壞性因素，而不是穩定因素。伯頓認為，戰后亞洲的和平與穩定取決于日本，美國應當給日本機會“維持一種社會穩定的生活水準，并且發展導致健康與和平的政治制度”。

回顧這份80年前寫成的幾乎不知名的備忘錄，會震驚于其影響力之深遠。如今美國和日本是一對聯系緊密的軍事和外交盟友，正是華盛頓的政客在力促日本徹底廢除不承認“國家交戰權”的“和平憲法”，并大舉擴充戰后只能被稱為“自衛隊”的武裝力量，而矛頭所指就是中國和俄羅斯。

美國的戰略分析師在上次太平洋戰爭遠未結束的時候，就提出要與日本在戰后一起維護“亞太秩序”，而當時美國正在合作的中國和蘇聯(俄羅斯)則被認定未來會破壞“亞太秩序”。這是何種“亞太秩序”?就是西方殖民主義從幾百年前將觸角擴展到亞洲，直至19世紀通過帝國主義征服而在廣大亞太地區建立的“西方統治秩序”及其進化版本。美國的戰略分析師是站在幾個世紀積累而成的“高山”上遙望未來，寫就這份備忘錄。這是真正的“大戰略”。

在不久寫成的另一份備忘錄中，布萊克斯利對伯頓的備忘錄表示全面贊同。

他說：“只要(日本)戰后時期的經濟和金融狀況由同盟國家控制，就應當允許日本在國際安全要求必需的限制范圍之內，在非歧視基礎上，分享世界經濟發展成果，期待其逐步提高生活水平。”

正如入江昭等日本歷史學家期望的那樣，美國決策層在戰爭結束前就出現了“威爾遜主義”思維。

伯頓和布萊克斯利寫下備忘錄的時候，美國國務院正在為莫斯科召開的外交首腦會議做準備。那次會議上，美國時任國務卿赫爾就戰后國際經濟合作，提出“消除公共或私人對生產和貿易的限制性協定”“貨幣可兌換”“促進任何需要國際援助開發資源和發展工業的地方發展”以及“改善用于船舶、空運和其他運輸方式的設施”等提議。

美國正在搭建一個以“自由、開放”為圖騰，但必須由其掌控的戰后國際秩序，其核心是經濟上的國際主義，而日本將成為這個新國際秩序帳下的成員。美國不相信蘇聯會支持這個新國際秩序，因為這種秩序本質上是已經垮臺的西方舊殖民秩序的革新版本。

“伯頓-布萊克斯利構想”建立在對20世紀30年代美國惡意排他性質經濟政策的否定基礎上，當時所有西方大國特別是美國對世界穩定和他國人民的生死存亡漠不關心，將自身經濟危機的惡果隨意向國外輸出，導致法西斯與軍國主義的崛起，接著又執行多年中立政策。

國務院認為必須構建一個更加穩定的國際經濟體系，從而讓各國沒有理由再次青睞排他性經濟政策。即使日本這樣的敵國也應當被納入這一方案，讓這些國家壓抑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承擔國際義務。

這就要求日本的戰后領導人必須是認同國際主義的。1943年，伯頓對于戰后日本應該由誰來做領導人已經有所考慮。他在備忘錄中提到了松平恒雄(幕末會津藩主松平容保的兒子)、木戶幸一、若槻禮次郎和近衛文麿。伯頓認為他們都是反對軍部獨大的戰前領導人。這些人同天皇走得很近，因為他們曾出任首相或者職務就是在日本皇宮內。

伯頓對日本“重臣”的看重，表明他并不認為天皇和天皇制對軍事侵略和獨裁負有罪責。相反，他認為天皇和天皇制早就被操縱，是帝國軍部勢力的“招牌”。他主張天皇制可以再度成為促進日本非軍國化并加速戰后重建的積極因素。

他指出：“天皇制很可能成為讓戰后日本更加穩定的因素之一。天皇制可以在建立一個穩定而溫和的戰后政府過程中成為一個極其珍貴的因素。”

這樣的觀點在太平洋戰爭白熱化的1943年只能隱藏于美國國務院的機密備忘錄中。但它在1945年演變成為美國逼迫日本投降并迅速將其改造為戰后亞太秩序伙伴盟友的既定政策。很多年后，“天皇制有效論”不但得到日本主流輿論贊同，連美國總統到訪日本也會向天皇低頭致敬。

奧巴馬就這么做了，而當特朗普對天皇表現無禮時，便受到日本媒體群起批判。

2、先見之明

伯頓強調在戰后的“自由世界”需要一個穩定的日本，反映了國務院的主流想法，但遭到斯坦利·霍恩貝克反駁。此人是國務院遠東司司長，是國務院第三號人物，也是蔣介石政府派駐美國大使胡適的摯友。他顯然不認為打造“有序而穩定的日本”應當成為美國的亞太政策目標。

他評論道:“對我們來說，在戰后的世界當中可能不用和日本和睦相處?！被舳髫惪藢θ毡镜呢撁婵捶?，是為了配合他積極評價中國的論調，他認為中國才是戰后亞洲和平與美國利益的關鍵。

1943年10月，霍恩貝克向丘吉爾重申了他的主張，即一個在“道德考量的基礎上”同美國和英國建立牢固聯系的中國，比起一個即使加以改造但也可能“賊心不改”的日本，會對“自由而和平的亞洲”有更多貢獻。

顯然，霍恩貝克對日本是否會像伯頓認為的那樣乖乖接受征服者強加的改造并實現真正的自由化表示懷疑。他認為即使日本穩定下來，也不會成為促進民主和平的力量，可能長期保留其根深蒂固的侵略性民族特性。霍恩貝克也從歷史中尋找證據，他指出：“日本在19世紀60年代(明治維新時期)沒有完成一次完整的革命，許多封建殘余仍然存在。戰后日本國內進行一場較為徹底的革命可能會對我們有好處?！?/p>

經過戰后將近80年的漫長歲月，用“事后諸葛亮”的眼光去審視伯頓和霍恩貝克的觀點，會發現這兩位美國歷史學家都具備真知灼見。伯頓認為美國可以改造日本，日本擁有順服的人民和樂于合作的“重臣”，將天皇制稍加利用就可以成為美國在戰后亞太地區實施治理的支柱，這些觀點最后都被現實驗證。

霍恩貝克則認為日本的腐朽封建、軍國遺毒很難根除，除非進行徹底革命，如果只是進行一些表面手術就拉攏作為隊友，則未來日本仍具有危險性。21世紀后日本的種種“軍國主義回潮”表現，證明了霍恩貝克的遠見卓識也沒錯。日本在思想上重新向戰前靠攏，甚至可以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日本最高層政治人物開始參拜靖國神社，給東條英機等甲級戰犯招魂。

不過必須指出，霍恩貝克似乎受胡適的影響，沒看清蔣介石政權壓根兒是“爛泥扶不上墻”。說到底，除了一小部分買辦，擁有悠久歷史的中國不會臣服于美國所謂“新國際秩序”，但日本可以接受。這套體系是西方舊殖民秩序的革新版，而日本通過明治時代的努力與擴張，曾經搭上西方殖民時代的“末班車”。

在遠東地區委員會內部，伯頓的想法被普遍接受，如遠東司的威廉姆斯也聲明美國需要努力使“日本融入國際社會大家庭最有益的位置”。由此可見，跨太平洋的日美和解可能性越來越大。這年末，美、英、中三大國領導人舉行了歷史意義非凡的“開羅會議”，中國幾乎注定將收復半個世紀以來被日本侵占的領土，但掌控日本命運的將是美國，而且只有美國。

開羅會議期間，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軍事情報部的海軍軍官喬治·科爾，寫了一份備忘錄，暗示在美國對日本本土發動一次“無情摧毀”的攻勢之前，日本人可能會要求和談。在1943年盡管沒有美國情報機關破譯的日本方面情報可以證明這個觀點，但畢竟漸漸清晰的戰爭結局允許美國決策者推測日本將做出這樣的動作。

科爾認為，日本人可能會以和談是“日本天賦命運演變的一個階段”為借口，給自己找回面子。日本當局會向民眾說他們雖然輸掉了這場戰爭，但正在為未來長期斗爭奠定基礎。應該說，科爾對于日本民族的心理分析相當深入。

科爾認為，日本人發現英美一方同中蘇一方必將發生對立，進而推斷英美希望“在(亞洲)東北角維持一個理性且強大的日本國，充當面對蘇中的平衡勢力”。換句話說，日本可能試圖通過利用敵國之間的潛在裂痕，謀求不會被徹底毀滅并慢慢恢復國家元氣的和平條件。

最終，日本人將失去“一個新的但無利可圖的帝國”，接受同盟國安排其經濟政策的要求。同樣富有前瞻意識的科爾建議，美國應該積極回應日本的任何和平試探。他斷言進一步毀滅日本的城市和經濟沒有任何價值。如果日本本土遭到進攻，日本男女老少會總動員，抵抗到最后一兵一卒，結果就是沒有一個能坐下來和談的日本政府存在。

科爾的觀點與伯頓接近，因此霍恩貝克的助理阿爾杰·希斯站出來反對。希斯遵循霍恩貝克的思路，堅持認為“對我們的國家利益而言，重要的是日本在心理上必須被徹底打敗......

日本的民族心理要徹底修正”。他特別強調“仔細評估帝國擴張觀念在日本人心理和生活方式中的重大意義”。實際上，科爾和希斯都洞察“日本人的心理”，即所謂“菊與刀”。但前者試圖利用這種矛盾心理縮短戰爭，后者堅持“從根本上改變”日本人的精神世界，消除未來再發生戰爭的風險。這對于美國決策者而言，為了奠定戰后亞太秩序而如何進行抉擇，并非誰對誰錯的問題。

3、日本的下下策

在日本這邊，無論是軍部當權者，還是重臣，都對如何結束戰爭以及戰后日本如何生存的問題深入思考和討論。

在結束太平洋戰場和亞洲大陸戰場的戰爭后，日本是否仍能在世界舞臺上占據大國地位?討論者都同意日本要獲得的不僅僅是生存空間，但未來是屈從于美國領導的國際體系，還是堅持獨立行事，討論分歧很大。

有人認為應盡快結束與美國的戰爭，保住日本的帝國地位即“國體”，或至少保住對朝鮮的宗主國地位。更多人則從現實政治角度出發，在戰爭結束前就思考戰后是否與蘇聯或美國結盟，以便獲得迅速恢復國力的重要支援。還有人認為，無論戰爭的最終結果如何，日本應盡量在美蘇之間保持中立，或者在美蘇的爭斗中漁翁得利。爭論到最后，其實都必須面對日本該如何妥善結束戰爭這個基本問題，即日本應向誰投降。

在哪個戰場投降?在什么時間投降?必須選擇最合適的方式和最佳時機結束戰爭，能讓日本保持大國地位，或者至少保留重建的基礎，以便日后再度崛起成為強國。顯然，再度崛起的日本不會認真反思這場戰爭的真正敗因，這是霍恩貝克明確預見到的。

與華盛頓的決策者激烈辯論戰后應該如何處置日本對應的是，日本的決策者認為蘇聯原本就是東亞地緣政治的重要角色，并認為與蘇聯之間的良好關系才是日本戰后和平穩定的關鍵。

一方面，蘇聯并不從屬于西方世界，無論如何不可能成為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跟班。另一方面，張鼓峰事件和諾門罕戰役讓日軍付出慘重代價，讓日本人見識了蘇聯摧枯拉朽的軍事實力。蘇聯向東亞地區“伸手”始終是日本決策者心頭的噩夢。

1941年12月18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僅10天，同時也是《蘇日中立條約》簽訂8個月后，畑俊六在日記中斷言，蘇聯最終會撕毀合約，發動對日作戰。1944年8月19日，在裕仁出席會議的情況下，外務大臣重光葵指出，要想讓蘇聯站在日本這邊充當“和平使者”將非常困難。會議分發了《當下世界局勢之判斷》的評估報告，認為蘇聯的動向對日本極為不利，而戰爭繼續，美國有可能入侵日本本土。可見日本高層早在1944年秋季，戰敗一年前，就已經探討蘇聯撕毀《蘇日中立條約》的可能性。

日本外務省也緊盯蘇聯。9月初，日本外務省向最高戰爭指導會議提交了一份提議草案，提出為了拉攏蘇聯，日本可能要向莫斯科所做的讓步措施。這些讓步包括給予蘇聯在北海道與本州島之間津輕海峽的通行權(戰后“冷戰”時代，為了給予美國軍艦在津輕海峽的通行權，日本政府宣布津輕海峽是國際水道，現在俄羅斯和中國軍艦均可合法通過這一海峽)。

另外，外務省還提出給予蘇聯在中國東北相當程度的通商權，出讓其他相關權益，包括“北滿”鐵路所有權、漁業權以及南庫頁島和千島群島的所有權。

日本外務省準備了這些針對蘇聯的讓步措施，自然是為了避免蘇日戰爭爆發，并要求蘇聯做“和平使者”。但這些措施缺乏吸引力。另外，把和平斡旋和避免開戰這兩項要求并列在一起很奇怪。

1944年10月下旬，當日本海軍在萊特灣遭受美軍的致命打擊后，日本政府對于保持入侵中國而打造的“大陸帝國”完整性已經不抱任何希望。1944年11月6日，蘇聯領導人在紀念十月革命周年演講上，將日本稱作“侵略者”。不久，日本最高戰爭指導會議召開會議，大本營參謀次長秦彥三郎向首相小磯國昭明確表示，也許再過幾個月，蘇聯會廢除《蘇日中立條約》，其原因是擔心美國在戰后獨霸亞洲地區。

正如美國海軍軍官喬治·科爾在1943年就指出的那樣，日本清楚地意識到戰后美國和蘇聯的野心將發生“關鍵對立”，而英、美將允許日本“在亞洲東北角”成為一個“平衡器”。沒有任何一名盟軍士兵踏足本州、四國、九州、北海道四島，但聲稱要“一億總玉碎”把戰爭打到底的日本，卻于1945年8月宣告投降的原因就在于此。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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