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權寶藍，翻譯/鯨生】

美國軍方自2026年2月對伊朗發動的戰爭不僅削弱了伊朗的軍事能力，更打碎了兩個幻象：美國會在開戰前征詢最親密盟友的意見；若盟友拒絕開放本國基地的使用權，便足以避免被一場已經啟動的美國戰爭波及。相比外界廣泛討論的駐韓美軍裝備自朝鮮半島“外流”至中東，危機時期更具深遠影響的，或許是美國軍事資產向半島的“內流”。

在研究了這場軍事干預行動初期的連鎖反應后，筆者認為，韓國政府應超越過去那種拘泥于法律條文的爭論，開始主動尋求制度化確認一種以后勤支援為核心的角色，以應對地區危機中將遭受的不可避免的壓力。在“靈活現實主義”（flexible realism）的新時代里，東道國同意權這一傳統屏障正在逐漸瓦解。擺在首爾面前的選擇非常明確：要么現在主動定義自己的角色，要么被未來美國軍事行動需求的既成事實所定義。

海灣的先例：作戰現實與公開否認之間的落差

當前上演的海灣危機為“戰略靈活性”（美國軍方對駐韓美軍提出的要求，旨在靈活調度以“支援地區紛爭”，譯注）的未來提供了一個令人警醒的案例。

2026年初，當美國向中東地區大規模集結軍事裝備時，海灣國家曾公開通知華盛頓，不允許將他們的領土用于攻擊伊朗。尤其是沙特阿拉伯，早在今年1月中旬便直接向伊朗保證，不會允許美國利用其領空或領土發動進攻。沙特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也親自重申了這一立場。

由于伊朗曾明確警告：任何部署了美軍進攻性資產的基地都將被視為合法打擊目標，因此，海灣國家擔心本國的關鍵基礎設施——例如海水淡化廠——將遭到伊朗報復。

至于海灣國家私下向華盛頓傳遞了什么信息，外界并不清楚。但無論如何，一旦戰爭真正爆發，這些問題本身就已經變得無關緊要。公開聲明層面的拒絕與作戰現實之間的落差，在美軍資產部署到位后已經失去了意義。

美軍在科威特阿里·薩利姆空軍基地的九個燃料囊被損壞。伊朗官方媒體（上）發布了帶標記的圖像，《華盛頓郵報》使用Planet的圖像（下）確認了損壞情況。

美國通過在整個中東地區增設“愛國者”與“薩德”防空系統，建立了一套事實上的多層導彈防御體系。具體而言，這些系統被部署到沙特的蘇丹王子空軍基地、約旦的穆瓦法克·薩爾蒂空軍基地、科威特的阿里·阿爾薩利姆空軍基地，以及卡塔爾的烏代德空軍基地。

與此同時，美國還刻意地區分了“進攻性武器”與“支援性基礎設施”。例如，沙特的蘇丹親王空軍基地成為E-3G“望樓”預警機與KC-135空中加油機的部署樞紐。這些裝備平臺對于美軍空中打擊行動至關重要，因為正是它們保障了戰斗機得以深入伊朗腹地執行任務。

通過將這些軍事資產歸類為“防御性”或“后勤”裝備，美軍實際上繞開了東道國的拒絕聲明，同時依然維持了對伊朗發動打擊的能力。衛星圖像顯示，基地里的預警機與空中加油機數量顯著增加——而這些恰恰是協調數百架次深入伊朗腹地的空襲行動所不可或缺的關鍵資產。

現實中，盡管海灣國家的官方立場是保持中立，但它們實際上仍向美軍提供了發動軍事打擊所需的核心基礎設施。

近期的分析表明，像空中預警與控制系統（AWACS）以及KC-135空中加油機這樣的“支援性資產”，才是美國對伊朗作戰行動真正的“核心”。它們被歸類為“支援平臺”而非“作戰平臺”，本來是美國在外交上的一種規避手段；而一旦伊朗開始系統性地將這些高價值“進攻支援節點”列為打擊目標后，這種區分事實上上已經失去了意義。

伊朗隨后對阿拉伯鄰國展開的報復行動，也推動了海灣國家開戰后立場的重新調整。

在阿布扎比和迪拜遭遇導彈襲擊并出現人員傷亡后，阿聯酋放棄了中立立場，轉而開始呼吁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美國協同行動，以進行自衛。

科威特的重要基礎設施——包括國際機場——也遭到襲擊；而在巴林，美軍第五艦隊駐地麥納麥則遭受了無人機和導彈攻擊。

科威特堅稱，其軍事上的參與僅限于“維護國家主權”，但它依然轉向了與美軍中央司令部的防御協作體系中。

即便在烏代德空軍基地遭到導彈襲擊后，卡塔爾仍試圖尋求退出沖突的途徑。盡管卡塔爾譴責針對本國領土的襲擊，但它仍擔心沖突升級為全面地區戰爭，尤其是考慮到它與伊朗共享天然氣田。

沙特蘇丹王子空軍基地的一架美軍E-3預警機遭伊朗導彈襲擊損壞 社交媒體

戰爭持續兩個多月后，一些中東國家——尤其是阿聯酋——已經開始公開呼吁美國“徹底解決（伊朗）”（finish the job）。阿聯酋退出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的決定，也顯示出戰爭加劇了該國對多邊與地區機制的不滿，并推動其進一步退出這些體系、利用擴大的石油產能，同時在地緣政治上更加靠近美國。

需要指出的是，美國在海灣地區的同盟關系，與其在印太和歐洲的條約同盟有著明顯不同。例如，美沙戰略防務協議主要建立在后勤與軍售基礎之上，而非共同防御義務；雙方的關系核心更接近于責任分擔與加深地區戰略縱深。

相比之下，那些獲得了全面安全承諾并設有美軍基地的傳統盟友，理論上應當擁有更大的否決權——美國的北約盟友就是例子。

但現實是，一旦韓美聯合軍司令部（CFC）或印太司令部啟動高強度軍事動員，圍繞戰爭本身的壓倒性需求，可能會讓盟友的“拒絕開放基地”訴求變得毫無意義。

戰略靈活性的陷阱

這一情景完全可能在朝鮮半島及周邊重演。《韓美共同防御條約》第四條是駐韓美軍駐扎的法律基礎，該條款規定：“大韓民國授予，美利堅合眾國接受，經雙方共同協議，在大韓民國領土內及其附近部署美國陸、空、海軍部隊的權利。”

華盛頓方面一直將“部署的權利”視為一項全面授權，允許其根據自身的全球戰略需求來決定駐韓美軍構成與任務；而首爾方面則長期主張，“共同協議”要求美方在引入新武器系統或將軍力調用于地區沖突之前，必須經過專門的事先磋商和征求同意。2006年的一項外交安排解決了這一問題。時任韓國外交通商部長官潘基文與時任美國國務卿康多莉扎·賴斯發表的聯合聲明中包含了一句話：“雙方明確，美國尊重大韓民國的立場，即不應在違背韓國人民意愿的情況下令其卷入東北亞的地區沖突。”

2006年的這項諒解已在實踐中逐漸遭遇侵蝕。2025年3月至10月間，美國陸軍從韓國調走了兩個“愛國者”導彈連及約500名人員，用于支持中東地區的行動。自“史詩狂怒”行動開始后，盡管首爾方面公開表示反對，但駐韓美軍調撥了更多的“愛國者”導彈部件及彈藥用于對伊朗軍事行動。李在明總統曾直言不諱地承認這種落差：“駐韓美軍可能根據其自身的軍事需求向海外派遣一些防空系統。雖然我們表達了反對，但現實是我們無法完全貫徹自身的立場。”

今年4月初，韓國韶成里的攝像頭拍攝到“薩德”反導系統發射車駛離基地 視頻截圖

2025年的一份聯合事實清單重申了2006年的聲明，但幾乎沒有增加任何具體內容。其中沒有設定門檻條件，沒有建立通報程序，也沒有設立能使“共同協議”具備實際意義的否決點。簡而言之，華盛頓的單邊行動已經超越了法律架構的約束。如今，行動上的差別比理論上的分歧更為重要。

現在有理由相信，來自韓國的拒絕可能已無法對美國在該地區的軍事行動構成實際阻礙。根據美國最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和《國家防務戰略》報告中嵌入的戰略指令，美國打算將駐韓美軍作為一支“第一島鏈”力量加以利用。將戰斗機中隊整合至烏山空軍基地，并在群山空軍基地進行永久性部署，便是很好的例證。

此外，美國已決定在日本設立一個美國陸軍多域特遣部隊指揮部，并正在考慮向韓國部署一個多域效應營（MDEB）。多域特遣部隊裝備有遠程高超音速武器，不僅具備打擊朝鮮的能力，還能打擊北京及中國的主要港口。考慮到上述條件的成形，假設美軍從這些基地發起攻擊，它們極有可能被中國人民解放軍視作合法的打擊目標。如果中國發動先發制人的打擊以阻止美國奪取空中優勢，那么無論韓國的意圖如何，都將被拖入戰爭。

此外，反對戰略靈活性的傳統論點——即駐韓美軍重新部署至朝鮮半島以外會制造（半島）安全真空，誘發朝鮮的機會主義行為——正受到韓國防務界內部的質疑。例如，一份分析2005年至2025年間朝鮮官方媒體的報告揭示，平壤并不將駐韓美軍的角色變化視為一種撤退，而是將其視作軍事資產的“多用途化”。換言之，朝鮮認為這種調整是一種旨在最大化美軍在朝鮮半島作戰效能的戰略優化。

由于戰略靈活性提高了駐韓美軍的作戰效用，這與朝鮮長期以來要求美軍撤出的訴求背道而馳。有擔憂認為，戰略靈活性增加了多個地區同時爆發沖突及韓國被卷入沖突的風險，這將進一步破壞半島穩定。據此，平壤認為“安全真空”論點是膚淺的，與對朝威懾力的減弱并無關聯。

可以這樣認為，如果連平壤自身都不相信（駐韓美軍）重新部署會造成安全真空，那么支撐首爾方面對此事躊躇不前的“被拋棄”邏輯，至少有一部分是站不住腳的。相反，目睹了部署在朝鮮半島的“薩德”或“愛國者”導彈投入實戰，并意識到美軍的機動性和全球投送能力之后，朝鮮可能會感受到更嚴重的威脅。實際上，韓國政府擁有比其設想的更大的回旋空間，可以在不引發朝鮮升級局勢的情況下，界定一套經過校準的、范圍有限的域外角色。

開辟主動前行之路

在“史詩憤怒”行動帶來的眾多教訓中，有一點是明確的。為了在維持韓美同盟穩固的同時管控自身卷入沖突的風險，首爾應開始主動采取措施，而非奢求美國維持戰略一致性。韓國防務部門必須就自身作為“模范盟友”的角色同美方展開直接討論。

廣義上，這應包括諸如在韓國周邊及域外行動中，哪些駐韓基地將用于何種目的等問題。考慮到該議題的政治敏感性，韓國可以爭取與美國建立一個聯合戰略框架，通過定期舉行“一軌半”和“二軌”對話來擬定，以便在危機發生前協調雙方的預期。

具體而言，首爾應聚焦于提出一份以提供后勤支援為主的方案，而非高強度的干預，并為不同程度的支援類別設定啟動門檻條件。

2026年3月，美韓軍隊在韓國浦項市參加“自由之盾2026”聯合軍演 圖自：美國國防部

第一，非戰斗人員撤離行動應是自動生效的，在任何地區突發事件中，撤離行動均應涵蓋經由韓國領土中轉的美國、韓國及第三國國民。這可以建立在1994年《美國陸軍野戰手冊第90-29號文件》及此后駐韓美軍例行演練所完善的韓美非戰斗人員撤離行動規劃架構之上。

第二，當美軍飛機執行防御性任務（即保衛盟國領土、攔截來襲威脅、支援從其他戰區撤離非戰斗人員的行動）時，韓方應允許在事前磋商的基礎上提供空中加油支持；而在針對第三國的進攻性行動中，則需收回這一權限，并向韓國國會通報。

第三，應擴大現有的、在導彈發射和海上交通數據方面的情報共享，并增加兩個特征：一是向美國印太司令部提供基于半島的通用作戰態勢圖；二是為韓國設立一項選擇退出條款，允許其不參與明確涉及美國進攻性行動的情報收集。理想情況下，對每一個門檻都應設定一個觸發條件、一個韓國國內的審批層級（國防部、青瓦臺、國會）以及一個通報時限。一旦就這些問題達成一致，即可將其編入一項雙邊協議，從而為2006年的潘基文-賴斯聲明提供實質性補充。

這條中間道路很可能會招致韓國國內兩方面的反對：一邊是要求全面參與（美國軍事行動）的保守派，另一邊是可能完全不希望卷入任何域外沖突的進步派。重要的是，這僅僅是一個起點。盡管眾多評論文章花費了大量筆墨提及各種安全關切，特別是關于霍爾木茲海峽危機的關切，但一場旨在厘清戰略靈活性利弊的真誠的全民辯論尚未發生。在這樣的討論走向成熟之前，扮演為美國提供后勤支援的角色是最現實也是最理想的方式，既能履行韓國的同盟義務，又能維護自身的國家利益。

韓國并非兩手空空地加入這場談判。位于平澤的漢弗萊兵營是美國在太平洋地區最大的力量投送平臺，而2025年的聯合事實清單鎖定了韓國對美國造船業價值1500億美元的投資，這是美國國內工業基礎難以輕易替代的。這些資產賦予了首爾真實的籌碼，但前提是它必須利用這些籌碼來塑造下一次美國軍事行動的既成事實，而非僅僅作出被動回應。此外，戰時（韓軍）作戰指揮權的成功移交，很可能將取決于一項韓美同盟之間的交易，這筆交易至少需要粗略勾勒出韓國將在半島以外做什么、不做什么。而達成這筆交易的窗口期正在出現，也在同時收窄。

（原文發布在美國軍事評論網站War On The Rocks，原標題為“當拒絕變得無關緊要：‘史詩憤怒’行動與東道國同意權的侵蝕”。譯文僅供讀者參考，不代表觀察者網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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