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明朝歷史上有三大“絕世奇才”，分別是明初的解縉、明中期的楊慎和晚明的徐渭。這三位在詩詞歌賦、琴棋書畫上的成就，令后人望塵莫及。但他們也有一個共同點——命途多舛，個人與時代緊緊地綁定在一起，最終落得個唏噓落幕。
這其中最令人嘆息的莫過于徐渭了，從少年時的志得意滿，再到精神崩潰，傷害自己也傷害別人，但他的書畫是不朽的，所以有學者把他稱為“東方梵高”。兩人成就相似、境遇相似，連死后作品被大家推崇都如出一轍。不過，徐渭的藝術成就是高于梵高的，我們可以說梵高是“西方徐渭”的一點縮影。
徐渭書畫雙絕，其書傳世不多，《行草杜甫詩冊》是極為經典的一部，此作現藏于臺北故宮，為紙本冊頁，共12折、24頁，每頁縱約30.8厘米、橫約19.8厘米，總長度超過4.7米，共84行、500字左右，單字大小超過5厘米，以杜甫《秋興八首》為內容，字字奇崛痛快，巧拙互現。
這件作品是徐渭晚年潦倒困頓、精神平復后所作，與杜甫身世相契、心境相通，自言“風雨晦暝時輒呼杜甫”，以杜詩沉郁蒼涼為底色，將一生坎坷、懷才不遇、家國之悲傾注筆端，形成“狂而不野、亂而有法、悲而能壯”的獨特面貌。
徐渭以米芾筆法為根基，但在“癲狂”上勝米百倍，兼融張旭、黃庭堅與魏晉古法，以中鋒立骨、側鋒取勢，提按劇烈、翻絞多變，蒼勁中自帶姿媚。飛白與實筆交錯，張力十足。他善用破鋒、澀筆，一筆之內多次提按，使筆畫如枯藤纏繞、蒼勁老辣，既見功力又顯情緒。
字形左低右高、上松下緊，險中求穩、動中見靜，字徑大小懸殊，隨情緒自然起伏。偏旁部首常移位穿插，重組結構，強化視覺沖擊。雖姿態狂放，但草法精準、字勢連貫，筆斷意不斷、字離氣不散。
通篇有列無行，縱勢貫通，行距松緊自然，既無刻意排布，又氣脈渾成，把草書的抒情性推向新高度，真正做到“字為心畫”。以濃淡干濕的劇烈變化，完成情緒的傳達。濃墨立骨，墨色沉厚、力透紙背，渴筆飛白蒼古蕭瑟，書寫中不蘸墨到底，一墨寫到盡，與杜詩的蒼涼意境高度契合。
袁宏道稱其“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俠客”；沙孟海認為他以生命入書，打破程式，開啟晚明書風新局，齊白石亦推崇備至。現代書學研究普遍認為，徐渭將書法從實用與雅玩推向抒情，實現“詩、書、情”合一，影響了張瑞圖、黃道周、傅山及后世寫意書風。
對學習者而言，它是理解寫意書法、訓練提按絞轉、把握情緒與章法節奏、墨法變化的優質范本，值得好好學習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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