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視域下的法治文明傳承與現代法學體系構建

作者：黃海翔

作者個人簡介

黃海翔，（原名黃昌元）四川廣漢人，大學文化，當代中國著名國學名家。長期從事國學，心理學，法學的研究工作，他博學篤行，厚德尚志，精研經史子集，尤以闡發傳統文化精髓見長。現任北大博雅教育研究院客座教授，中國經濟商業學會創新分會特聘專家。黃海翔致力于國學現代化闡釋，融通古今智慧，著述頗豐，常以獨到見解啟迪后學。其學術生涯彰顯了傳統文化在當代社會中的生命力與價值，被視為中國學術之典范。

編者按：

推進中國式法治現代化，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離不開自主法學知識體系的構建——而這份“中國特色”，始終植根于中華五千年文明的深厚沃土。

從先秦諸子百家的禮法爭鳴，到歷代法制實踐的千年積淀，中華國學中蘊藏著被我們忽視許久的法治智慧。“德法合治”的治理邏輯、“民本恤刑”的價值追求、“中正衡平”的司法準則，這些歷經千年檢驗的思想內核，不僅塑造了中國傳統法治文明的精神基因，更為破解當代中國法學發展的現實困境提供了文化密鑰。近代以來，我國法學建設一度陷入“重移植、輕本土”的路徑依賴，西方法學理論框架的套用，難免造成與中國社會文化、治理實踐的水土不服，也讓中國法學的文化主體性始終難以確立。

本文正是立足這樣的問題意識，從國學經典中梳理傳統法治思想的精神脈絡，剖析當下法學發展中文化斷層、實踐脫節的現實問題，探索傳統法治智慧與現代法學體系融合的創新路徑。這種對本土法理資源的回溯與開掘，不是對傳統的復古，更不是對域外經驗的排斥，而是要從我們自己的文化根脈中，汲取構建中國自主法學知識體系的文化滋養，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法治文明實現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讓中國法學真正擁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

我們刊發此文，正是希望引發學界對本土法治文化資源的更多關注，推動更多學者投入傳統法理的現代轉化研究，為新時代法治中國建設注入更深沉的文化力量。

摘要：

中華國學蘊含著千年法治智慧，從先秦諸子禮法思想到歷代法制實踐，形成了 “德法合治、民本恤刑、中正衡平、經世致用” 的核心法治內核，是中國現代法學體系構建的文化根基。本文立足國學經典法理本源，梳理傳統法治思想的精神脈絡，剖析現代法學發展中文化斷層、理論移植、實踐脫節的現實困境，探索國學法治智慧與現代法學體系融合的創新路徑，提出以國學思想重塑法學價值內核、以傳統法理完善法律制度設計、以文化實踐賦能法治社會建設的核心主張，為構建兼具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自主法學知識體系提供文化支撐，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法治文明實現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關鍵詞：國學；傳統法治思想；現代法學；德法合治；法學體系構建

一、引言

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法學體系是法治建設的理論基石。中國式法治現代化絕非對西方法治模式的簡單復刻，而是植根于中華五千年文明沃土的自主創新。國學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載體，匯聚了儒、法、道、墨等諸子百家的治理智慧，其中蘊含的法理思想、治理邏輯、價值追求，歷經數千年實踐檢驗，構成了中國法治文明的精神基因。

從《尚書》“明德慎罰” 的恤刑理念，到《論語》“道之以德，齊之以禮” 的德治主張；從法家 “法不阿貴、刑無等級” 的法治原則，到《唐律疏議》“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 的禮法融合，中華國學早已形成了一套體系完備、邏輯自洽的傳統法治思想體系。然而，近代以來，在西學東漸的浪潮中，我國法學體系建設一度陷入 “重移植、輕本土” 的誤區，過度借鑒西方法學理論框架，忽視了國學法治智慧的傳承與轉化，導致現代法學理論與中國社會治理實踐出現脫節，法治文化認同根基薄弱。

新時代背景下，構建中國自主法學知識體系、推進中國式法治現代化，必須回歸文化本源，從國學經典中汲取法治智慧，實現傳統法治文明與現代法學體系的深度融合。本文以國學視域為切入點，溯源傳統法治思想的核心內涵，剖析現代法學發展的現實困境，探索國學賦能現代法學體系構建的實踐路徑，為新時代法治中國建設提供文化滋養與理論支撐。

二、國學中傳統法治思想的核心內涵與精神脈絡

中華國學法治思想并非單一理論的堆砌，而是歷經千年積淀、多元融合形成的有機體系，以儒家德治思想為主體，以法家法治思想為支撐，以道家、墨家治理理念為補充，形成了四大核心內涵，貫穿于中國傳統法制建設全過程。

（一）德法合治：禮法并用的治理邏輯

“德法合治” 是國學法治思想的核心精髓，也是中國傳統治理模式的根本遵循。儒家主張 “德主刑輔”，《論語?為政》提出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明確道德教化是社會治理的根本，法律懲戒是輔助手段，道德能夠培育民眾的羞恥之心，實現社會長治久安。《唐律疏議》將這一思想制度化，提出 “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確立了禮法融合的法制框架，將倫理道德融入法律條文，實現道德約束與法律規范的有機統一。

法家則強調 “以法治國”，主張法律的權威性與強制性，《韓非子?有度》提出 “法不阿貴，繩不撓曲”，要求法律對所有人一視同仁，打破貴族特權。但法家并非否定道德，而是主張 “賞罰分明、以法導德”，通過法律獎懲引導民眾向善。儒法兩家思想的融合，形成了 “德為體、法為用，禮為綱、刑為目” 的治理邏輯，成為中國傳統法治的核心范式，也與現代 “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 的基本方略高度契合。

（二）民本恤刑：以民為本的價值追求

“民為邦本，本固邦寧” 是國學治理思想的核心，也是傳統法治的價值原點。《尚書?五子之歌》明確提出民本理念，歷代賢明統治者均將恤刑愛民作為法制建設的基本原則。《尚書?大禹謨》提出 “刑期于無刑”，法律的最終目的不是懲罰，而是通過懲戒警示實現無訟而治，保護民眾安寧。

儒家進一步發展了民本恤刑思想，孟子提出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主張法律制定必須順應民心、保障民生；荀子強調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警示統治者嚴苛刑罰會動搖統治根基。在法制實踐中，歷代均形成了 “秋冬行刑”“錄囚恤獄”“老幼減免刑罰” 等制度，體現了對生命的敬畏與對弱勢群體的體恤。這種以民為本的法治內核，與現代法學 “保障人權、維護民生” 的核心價值高度契合，是中國法學體系區別于西方法學的根本特質。

（三）中正衡平：公平正義的司法準則

“中庸之道” 是國學的核心思維，延伸至法治領域，形成了 “中正衡平” 的司法準則。儒家強調 “執兩用中”，要求司法裁判兼顧情理與法理，實現個案公平與社會公平的統一。《禮記?中庸》提出 “義者，宜也”，法律的本質是適宜、合理，司法裁判必須符合天理、國法、人情的統一。

傳統司法實踐中，“情理法” 三位一體的裁判模式貫穿始終，司法官不僅依據法律條文斷案，更兼顧倫理人情、社會公序，追求 “天理昭彰、國法嚴明、人情允洽” 的衡平效果。這種衡平思想，既避免了西方法治 “機械司法” 的弊端，也防止了 “人情大于法理” 的司法亂象，與現代司法 “公平正義、情理兼顧” 的裁判理念高度契合，為構建中國特色司法裁判體系提供了文化基礎。

（四）經世致用：務實為民的實踐導向

國學思想始終強調 “知行合一、經世致用”，反對空談理論，主張思想必須服務于社會治理實踐。傳統法治思想從不追求抽象的理論建構，而是立足社會現實，解決民生問題、化解社會矛盾。法家 “以法治國” 思想，源于戰國時期富國強兵、社會變革的現實需求；儒家德治思想，旨在實現社會教化、穩定社會秩序。

從歷代法制建設來看，法律制度的修訂始終圍繞民生治理、社會安定展開，如唐代《均田令》保障農民土地權益，宋代民事法律規范商品交易秩序，清代基層鄉約制度化解民間糾紛，均體現了 “經世致用” 的法治實踐理念。這種務實導向，要求法學研究必須立足中國國情、回應現實需求，避免脫離實際的理論空談，為現代法學體系建設劃定了實踐坐標。

三、現代法學體系建設的現實困境與文化缺失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現代法學體系建設取得了長足進步，構建了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形成了門類齊全的法學學科框架，培養了大批法治專業人才。但不可否認，當前我國法學體系建設仍存在諸多困境，核心問題在于傳統法治文化的斷層與國學法理智慧的缺失，具體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理論根基薄弱：過度移植西學，本土法理缺位

我國現代法學體系建設起步較晚，近代以來，受西學東漸影響，法學理論研究長期以引進、翻譯、借鑒西方法學理論為主，從法律概念、學科體系到研究范式，大多照搬西方模式。這種移植式發展，在法治建設初期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長期依賴導致我國法學理論陷入 “西方中心主義” 困境：法學研究的話語體系、評價標準、理論框架均以西方為準，忽視了中國本土的歷史傳統、社會結構與文化特質。

國學蘊含的德法合治、民本恤刑、情理衡平等法理智慧，在現代法學理論體系中被邊緣化。法學教材、學術研究多聚焦西方法學流派，對傳統法治思想的解讀流于表面，未能將國學法理轉化為現代法學的理論內核，導致我國法學理論缺乏文化根基，難以回應中國社會的特殊治理需求，也無法形成具有國際影響力的自主法學話語體系。

（二）制度銜接斷層：傳統法理與現代法律脫節

法律制度的生命力在于與社會文化的適配性。我國現行法律體系以現代法治原則為基礎，吸收了大量西方法制經驗，但在制度設計上，未能充分融合國學傳統法治智慧，導致部分法律制度與社會文化習慣、民眾價值認知存在沖突。

例如，現代民事法律強調 “權利本位”，側重個體權益保護，但國學傳統強調 “家國同構、鄰里和睦”，注重集體利益與社會和諧，二者在基層糾紛化解中時常出現矛盾；現代刑事法律強調 “罪刑法定、程序正義”，但傳統 “恤刑慎罰、情理兼顧” 的理念未能充分融入現代司法實踐，導致部分機械司法案例引發民眾質疑；基層治理中，傳統鄉約調解、道德教化的治理模式，與現代法治治理體系未能有效銜接，法治與德治協同治理的優勢未能充分發揮。這種制度銜接斷層，削弱了法律的社會認同度，也增加了法律實施的社會成本。

（三）實踐效能不足：法學研究與社會治理脫節

現代法學研究存在 “重理論、輕實踐，重西方、輕本土” 的傾向，部分法學研究脫離中國社會治理現實，沉迷于抽象理論推演、西方案例分析，未能聚焦基層治理、民生保障、社會矛盾化解等現實問題。而國學法治思想的核心優勢正在于 “經世致用”，立足實踐解決問題。

當前，基層矛盾化解、鄉村治理、家庭倫理糾紛等領域，民眾更認同 “情理兼顧、德法并用” 的傳統治理模式，但現代法學研究未能從國學中汲取智慧，構建適配中國基層社會的法治實踐方案。同時，普法宣傳多側重法律條文解讀，未能結合國學文化傳播法治理念，導致法治文化難以融入民眾日常生活，法治信仰培育缺乏文化滋養，法學研究的實踐效能未能充分釋放。

四、國學賦能現代法學體系構建的創新路徑

構建中國自主法學知識體系，推進中國式法治現代化，必須立足國學文化本源，實現傳統法治智慧與現代法學體系的深度融合，從理論、制度、實踐三個維度，探索國學賦能現代法學建設的創新路徑。

（1） 重塑理論內核：以國學法理構建自主法學話語體系

理論是法學體系的根基，要打破西方法學理論的壟斷格局，必須從國學中汲取智慧，重塑現代法學的價值內核與理論框架。

提煉國學核心法理，構建本土法學理論基石。系統梳理國學經典中的法治思想，將 “德法合治、民本恤刑、中正衡平、經世致用” 等核心法理，轉化為現代法學的基礎理論范疇。將 “德法合治” 融入法理學核心理論，作為中國特色法治理論的根本原則；將 “民本恤刑” 轉化為現代人權保障理論，確立 “以人民為中心” 的法學價值導向；將 “情理衡平” 轉化為司法衡平理論，構建中國特色司法裁判理論體系。

第二，融合中西法治智慧，打造自主法學話語體系。

堅持 “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既要吸收西方法治中權利保障、程序正義、權力制約等合理內核，又要堅守國學法治文化根基，摒棄西方中心主義思維。在法學教材編寫、學術研究、國際法治交流中，突出中國特色法治話語，用國學法理闡釋中國法治實踐，打破西方法學話語壟斷，形成兼具文化底蘊與時代精神的自主法學話語體系。

第三，挖掘國學法理價值，豐富法學學科內涵。

將國學法治思想融入部門法學研究，在民法學中吸收 “誠實守信、公序良俗” 的傳統倫理，在刑法學中傳承 “恤刑慎罰、寬嚴相濟” 的治理理念，在行政法學中融入 “以民為本、勤政愛民” 的治理思想，在社會法學中體現 “扶貧濟弱、大同理想” 的國學追求，讓國學法理貫穿法學各學科，豐富中國特色法學體系的內涵。

（二）完善制度設計：以傳統法理優化現代法律制度體系

法律制度是法學體系的實踐載體，要推動國學法治智慧的制度化轉化，讓傳統法理融入現代法律制度設計，實現法律制度與文化傳統的深度適配。

第一，推動禮法融合，完善德法合治制度設計。將傳統 “禮法并用” 思想轉化為現代德法共治制度，在立法層面，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傳統美德融入法律條文，明確道德規范的法律支撐，如民法典中 “公序良俗” 原則的深化應用；在執法司法層面，建立道德激勵與法律懲戒銜接機制，對見義勇為、孝老愛親等傳統美德予以法律保障，對違背倫理道德的違法行為加大懲戒力度，實現道德引領與法律約束的協同發力。

第二，傳承恤刑理念，優化人權保障法律制度。借鑒傳統 “恤刑慎罰” 思想，完善弱勢群體法律保障制度，細化未成年人、老年人、殘疾人等群體的特殊保護條款；優化刑罰制度，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完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社區矯正制度，體現法律的人文關懷；完善民生保障法律體系，圍繞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等民生領域，構建符合 “民本” 理念的法律規范，讓法律真正成為保障民眾權益的堅實屏障。

第三，借鑒衡平思想，健全情理兼顧司法制度。將傳統 “情理法” 裁判理念融入現代司法制度，完善自由裁量權規范，引導司法官在法律框架內兼顧天理、國法、人情；健全案例指導制度，推廣情理兼顧的典型案例，統一司法裁判尺度；完善基層調解制度，傳承傳統鄉約調解經驗，構建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聯動的多元糾紛化解機制，實現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交” 的治理目標。

（三）賦能實踐應用：以國學文化培育現代法治社會生態

法治實踐是法學體系的最終落腳點，要推動國學法治智慧融入法治社會建設全過程，培育具有中國文化特質的法治生態。

第一，創新普法模式，以國學文化傳播法治理念。改變單純解讀法律條文的普法模式，結合國學經典、傳統故事、民俗文化開展普法宣傳。將 “孝親敬老” 與贍養法律規定結合，將 “誠實守信” 與合同法律規范結合，將 “鄰里和睦” 與相鄰權法律制度結合，讓民眾在國學文化熏陶中理解法律、認同法律、信仰法律；開發國學法治文化產品，通過國學講座、經典誦讀、文化展覽等形式，傳播傳統法治智慧，培育全民法治文化認同。

第二，賦能基層治理，以傳統治理智慧化解社會矛盾。將國學治理理念融入基層法治建設，在鄉村治理中，借鑒傳統鄉約制度，結合村規民約、居民公約，構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基層治理體系；在社區治理中，傳承 “和為貴” 理念，發揮基層組織、鄉賢能人、道德模范的調解作用，化解民間糾紛；在行業治理中，弘揚 “誠信為本” 的傳統商道，構建行業自律與法律監管相結合的治理模式，實現基層社會和諧穩定。

第三，培育法治人才，以國學素養夯實法學教育根基。改革法學教育體系，將國學經典、傳統法治思想史納入法學核心課程，培養法學專業人才的文化底蘊；推動法學與國學交叉學科建設，培養兼具法學專業能力與國學文化素養的復合型法治人才；在法官、檢察官、律師等法治職業培訓中，增設國學法治智慧相關課程，提升法治工作者運用傳統法理化解矛盾、服務群眾的能力，打造德才兼備的法治人才隊伍。

五、結語

中華國學中的傳統法治思想，是中華民族數千年來治理智慧的結晶，是中國現代法學體系建設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文化寶庫。推進中國式法治現代化、構建中國自主法學知識體系，絕不能割裂歷史、拋棄傳統，而要立足國學文化本源，實現傳統法治智慧與現代法學體系的創造性融合。

我們要以 “德法合治” 重塑法治價值，以 “民本恤刑” 堅守法治初心，以 “中正衡平” 規范法治實踐，以 “經世致用” 錨定法治目標，讓國學法治智慧在新時代煥發生機活力。唯有如此，才能構建出植根中國土壤、彰顯中國特色、引領時代潮流的現代法學體系，為法治中國建設提供堅實的理論支撐與文化滋養，讓中華法治文明在世界法治文明交流互鑒中展現獨特魅力，為人類法治文明進步貢獻中國智慧、中國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