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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援助終養出白眼狼,我方撤援后該國翻臉,公然將我們視作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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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雙邊關系檔案;《耿飚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鄧小平文選》第二卷;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1971年);晉城市黨史研究室《揭秘中國與阿爾巴尼亞兩國關系演變始末》;新華社駐阿首席記者王洪起《中國對阿爾巴尼亞的援助》;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黨建工作檔案;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1978年)
部分章節僅代表筆者個人觀點,請理性閱讀。

1978年的夏天,北京的空氣里彌漫著一種久違的清醒氣息。

那一年,中國正處在一個重要的歷史節點上——十一屆三中全會即將召開,改革開放的帷幕還沒有完全拉開,但國家已經開始重新打量自己二十多年來走過的那條路,打量那些曾經付出過的代價,以及那些代價究竟換回了什么。

就在這個檔口,一封外交照會從外交部擬定完畢,蓋上公章,送往了遠在歐洲巴爾干半島一隅的阿爾巴尼亞大使館。

照會的核心,簡短而干脆:停止全部援助,撤回所有專家,即刻執行。

從1954年算起,這一天距離中國第一批援助物資抵達阿爾巴尼亞,已經過去了整整二十四年。

二十四年,超過百億元人民幣的物資、資金、技術與心血,在那片巴爾干的土地上留下了一百四十二個建成和在建的工業項目,留下了數以萬計中國專家的足跡,也留下了那個年代中國對"國際主義義務"最重的一次詮釋。

而當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第一書記恩維爾·霍查接到這個消息的時候,他沒有沉默,也沒有反思。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開足一切輿論工具的馬力,對著中國破口大罵。

罵得最狠的那句話,至今仍被人記得:"中國是最危險的敵人,比蘇聯更危險。"

這句話,從一個曾經把中國稱為"最親密的同志和兄弟"的人嘴里說出來,格外刺耳。

這段關系,究竟是怎么走到這一步的?



[一]【兩個被孤立的國家,如何走到了一起】

要弄清楚中國和阿爾巴尼亞之間這段跌宕關系,得先從1960年代初的國際局勢說起。

彼時,冷戰格局正在深刻重塑全球政治地圖。

世界被粗暴地分成了兩大陣營,誰敢不跟著走,就是異端。

中國早在1949年建國之初便倒向了蘇聯一方,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但兩黨之間在意識形態和國家利益上的裂痕,從五十年代末起就已經悄然生長。

1960年,布加勒斯特會議召開。

十二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工人黨代表云集羅馬尼亞首都,表面上是召開兄弟黨大會,實則是一場蘇共主導的對中共的公開批判。

蘇共領導人赫魯曉夫咄咄逼人,會上發言措辭激烈,矛頭直指中方。

就在這種氣氛下,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代表團做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他們站了出來,力排眾議,公開表態支持中國的立場。

這一舉動,在那個凜冽的政治環境里,分量極重。

阿爾巴尼亞,是一個位于歐洲東南部巴爾干半島西南端的袖珍國家,面積不到三萬平方公里,人口在那個年代僅有兩百萬出頭,勉強相當于中國一個中等規模的地級市。

這個國家的領導人恩維爾·霍查,是一個在二戰中領導游擊隊抵抗德國、意大利占領軍起家的鐵腕人物,思想上是深度的斯大林主義者,對任何他認為背離了正統馬克思主義的路線,都持毫不妥協的對抗態度。

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對斯大林進行批判之后,霍查對蘇聯的離心傾向便已開始積累。

蘇聯覺察到阿爾巴尼亞不再是一塊可以隨意捏動的棋子,1961年,蘇聯單方面撕毀了對阿爾巴尼亞的全部經濟、軍事援助合同,撤走了所有援阿專家,隨即切斷外交關系。

一個國家,突然失去了蘇聯這個最大的援助國,而與此同時又與南斯拉夫關系惡劣,在整個歐洲的地緣政治格局中幾乎被徹底孤立。

中國抓住了這個時機。

1949年11月23日,中阿兩國建交。

1954年,雙方正式互派大使,中國開始以貸款形式向阿爾巴尼亞提供第一批援助。

布加勒斯特會議后,兩黨關系急速升溫。

從1961年蘇聯斷援開始,中國實質上接替了蘇聯的位置,成為阿爾巴尼亞最重要的外部支撐力量。

兩個都被蘇聯疏遠、都在國際社會上處境艱難的國家,就這樣走到了一起。

當時,官方將這段關系定義為"同志加兄弟",而在一些場合,霍查親口稱中國是阿爾巴尼亞"最忠實的朋友"。

這句話,在接下來將近二十年里,會被用得越來越少。



[二]【中國省下的每一粒糧食,都送往了地拉那】

關系確立之后,援助便成了維系這段"友誼"的最重要紐帶。

從史料來看,中國對阿爾巴尼亞的援助,規模之大、種類之全、時間跨度之長,在那個年代的對外援助史上堪稱罕見。

根據新華社駐阿爾巴尼亞首都地拉那分社首席記者王洪起在《中國對阿爾巴尼亞的援助》一文中的記述,從1954年到1978年,中國向阿爾巴尼亞共提供援款七十五筆,協議總金額超過一百億元人民幣。

其中一般物資占百分之二十八,軍事物資占百分之四十三,成套項目占百分之二十五,現匯占百分之二。

這個數字放在今天或許不算驚人,但放回到那個特定的歷史語境里,重量便截然不同了。

中國在整個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自身正經歷著極為艱難的歲月。

特殊時期的沖擊讓國家治理和經濟生產都陷入嚴重紊亂,相當長一段時間里國內物資匱乏、民間生活拮據。

然而就是在這種情形下,援助阿爾巴尼亞的步伐從未停止,甚至不斷加碼。

成套項目方面,中國援建了鋼鐵廠、化肥廠、制堿廠、制酸廠、玻璃廠、銅加工廠、造紙廠、塑料廠、軍工廠等一批新興工業部門,另外還增建了電力、煤炭、石油、機械、紡織、通訊、廣播等多個領域的具體項目,總數達到一百四十二個,其中九十一個已建成投產,另有二十三個基本建成或在建,余下若干個處于考察設計階段。

糧食方面,中國向阿爾巴尼亞輸送了超過一百八十萬噸的糧食。

據史料記載,1962年阿方代表到北京要求糧食援助時,中國正好有一批從加拿大進口的小麥輪船正在大西洋上航行,接到中央指令后,這幾艘滿載小麥的船立刻改變航向,調頭駛往阿爾巴尼亞港口,把全部小麥卸在了那里。

軍援方面,據相關史料記錄,中國累計向阿爾巴尼亞提供了七十五萬余支槍、九百輛坦克和裝甲車、一百八十架各型飛機,以及大量導彈、火炮和彈藥。

軍援項目之繁多、數量之大,按時任駐阿大使耿飚的判斷,"遠遠超出了阿爾巴尼亞的國防需要"。

還有一個細節令人動容:當時阿爾巴尼亞全國總人口不足兩百萬,而從1954年開始累計的經濟、軍事援助折算后,平均攤到每個阿爾巴尼亞人頭上,超過了四千元人民幣。

而那時,中國農村人均年收入不過兩百余元。

也就是說,中國援助給每一個阿爾巴尼亞人的錢,相當于一個中國農民將近二十年的收入

這種付出,在當時被定義為"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義務",寫在文件里,說在會議上,刻進了那個年代的外交邏輯里。

但落到現實層面,它的代價由千千萬萬普通中國人的生活去承擔,用他們沒有吃上的糧食、沒有穿上的棉布、沒有用上的農業機械去填補。

然而就在這種單向度的付出持續累積的時候,阿爾巴尼亞那邊的態度,卻開始悄悄發生變化。



[三]【要得越來越多,感激越來越少】

1969年5月,中國任命時任外交官耿飚出任駐阿爾巴尼亞大使。

耿飚是一位資歷深厚的將軍外交家,曾先后擔任駐瑞典大使兼駐丹麥、芬蘭、挪威公使,駐巴基斯坦大使,駐緬甸大使,外交經驗豐富,觀察事物向來敏銳。

到達地拉那后,他沒有急著出席各種禮節性活動,而是開始系統地走訪中國援建的各類項目點,做實地調查。

看到的情況讓他深感不安。

中國援建的一座化肥廠,年產能達到二十萬噸,這個數字遠遠超過了阿爾巴尼亞全國農村可消化的實際用量。

工廠還在運轉,但大量化肥堆在倉庫里銷路有限,有時甚至爛在地里。

中國援建的煉油廠所需原油,阿爾巴尼亞本國供應不足,需要從意大利進口設備來湊合,而購買這套進口設備的外匯,又要回頭找中國再要一筆。

阿爾巴尼亞本身不產棉花,卻向中國要了一座紡織廠,要求中國出外匯幫其進口棉花,生產出來的棉布再返銷中國——這一套循環操作,等于把所有的成本都壓在了中國身上,阿方凈得一座工廠的產能,分文不出。

耿飚大使曾帶著工作人員下地幫農民掰玉米,發現田里大量化肥根本用不上,白白浪費,而與此同時,中國農村的農民們還在為化肥的短缺發愁。

他把這些情況一一如實整理,寫成詳細報告,通過外交部轉呈中央。

報告里還記錄了一個細節:霍查曾不加掩飾地說過這樣一句話——"你們有的,我們也要有。"

部長會議主席謝胡在面對中方關于援助規模的委婉提醒時,則直白地回應:"我們不向你們要,向誰要呢?"

這兩句話,道出了阿爾巴尼亞方面對中國援助的真實態度——不是感謝,不是珍惜,而是一種近乎天經地義的索取邏輯。

耿飚的報告送達中央后,據記載,偉人看過之后作出了積極的回應,稱贊"耿飚敢說真話,反映真實情況,是個好大使"。

時任國務院領導人李先念后來對耿飚說:"你膽子真不小,你是第一個提出這種意見的人。"

可見彼時在官方體系內部,對于援阿問題的真實困境,已經有人看清楚了,但整體的援助方針并沒有隨之立即調整。

與此同時,兩國之間的政治裂痕,在悄然加深。

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中美兩國關系開始破冰。

這一外交大事件,在國際社會引起了廣泛的震動與重新排列。對于大多數國家來說,這是大國關系向相對穩定方向移動的積極信號。

霍查的反應,卻截然不同。

在他的思想框架里,中國與美國的接觸等同于"背叛",等同于向"帝國主義"妥協,徹底違背了他所篤信的意識形態立場。

從那時起,他開始在內部場合和公開文件里影射和批判中國,措辭從最初的遮遮掩掩,逐步走向明目張膽。

中方面對這些攻擊,起初選擇了壓低姿態,仍舊維持援助,試圖以時間換取局面的自然好轉。

但好轉沒有到來。霍查的攻擊越來越密集、越來越直接。

而就在援阿矛盾與兩國政治分歧雙雙持續激化的節點上,一件事悄然進入了決策層的視野——那是一份從外部渠道匯集整理的情報材料,揭示的內容讓所有人都意識到,這段關系已經到了不得不正面處理的時刻。



[四]【一份報告,讓所有人沉默】

1977年,在經歷了幾年政治動蕩之后,鄧小平第三次復出,重新介入國家決策核心。

他上任后做的第一批重要決定里,就有這一條:著手徹底梳理對阿爾巴尼亞援助問題,徹底摸清這段關系的真實底色。

外交部和相關職能部門隨即開始系統地收集、整理有關阿爾巴尼亞問題的全部檔案和情報,包括耿飚大使此前發回的一系列報告,包括援建項目的實際使用情況,包括霍查執政以來歷次政治清洗的詳細記錄,以及阿方對中方的歷次刁難行為和挑釁事件。

這些材料匯集成冊,被送進會議室,擺上了領導層的案頭。

會議室里的人一份一份地翻閱那些文件,逐漸沉默。

文件記錄的,不僅僅是援助數字有多大,也不僅僅是物資浪費有多嚴重,而是一種更深層的事實——阿方在接受中國援助的同時,內部早已把中國當作一個可以無限提款的賬戶,一個需要時便開口、不需要時便棄之不顧的工具性存在。

而與此同時,霍查正在一步步將外部敵人的帽子,從南斯拉夫、蘇聯,悄悄挪向中國。

材料里還有一份記錄,讓與會者格外沉重——那是阿方對援建專家的系統性挑釁和刁難行為的匯總,記錄著中國專家在項目工地上所遭受的無端阻撓、蓄意制造的技術障礙,以及阿方反復將本該由己方承擔的過失推卸給中國的具體案例。

而就在這些文件被一頁一頁翻過的過程中,一份從外交渠道緊急匯整的最新情報,被單獨抽出,壓在了所有材料的最上面。

那份情報的內容,是霍查在內部高級會議上對中國最新態度的原始記錄。

當它在與會者中依次傳閱完畢,會議室里長久地靜著,沒有人率先開口——因為那幾行字里所呈現出來的決絕程度,比在場所有人此前的判斷都要更徹底,而且徹底的方式,沒有一個人事先預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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