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正坐在公司會議室里，聽老板講第三季度的KPI。手機屏幕亮了一下，是大學同學陳茉發來的消息："來香港玩吧，一塊聚聚，好久沒在一起開心的玩過了。"

我盯著那行字看了很久，窗外是深圳的玻璃幕墻，反射著刺眼的陽光。

會議結束我就請了假。老板皺著眉，問我能不能等下個月，我說不能。我自己都驚訝于這句話說得這么干脆。

陳茉是七年前嫁到香港的，先生是個普通的會計師。她在尖沙咀一家出版社做編輯，月薪據說不算高，按香港的標準只能算中等。可她每次發朋友圈，總是悠悠閑閑的，不是在西貢海邊喝咖啡，就是在中環的舊書店淘書。我一邊給客戶改第十八版方案一邊點贊，心里說不出是什么滋味。

到香港那天是周四下午，從紅磡站出來，潮濕的風撲面而來。陳茉穿著一件棉麻的襯衫，背著帆布包，臉上沒什么妝。她接過我的行李箱，第一句話是："累不累？我們先去吃個下午茶。"

我愣了一下。在深圳，朋友見面第一句通常是"你最近忙不忙"，然后兩個人開始比誰更慘。

她帶我去了一家在唐樓二樓的茶餐廳，沒有招牌，要爬一段昏暗的樓梯。老板娘五十多歲，看見陳茉就笑："今日又系你啊。"菠蘿油、絲襪奶茶、一碟干炒牛河，加起來不到一百港幣。陳茉慢慢攪著奶茶，問我這幾年過得怎么樣。

我說還行，升了主管，工資漲了一些。她說："那你開心嗎？"

我一時沒答上來。

那天晚上我住在她位于太古的家里。房子不大，五十多平，但收拾得很溫馨。陽臺上擺著幾盆植物，有迷迭香和薄荷。她先生Eric六點半準時下班回家，換了拖鞋就鉆進廚房做飯。陳茉坐在沙發上跟我聊天，時不時朝廚房喊一句："鹽少放點。"Eric笑著應。

我問她：你先生天天這么早回來？

她說：是啊，香港這邊除非是金融、律師那種行業，普通上班族基本五點半六點就走人了，老板要是讓你加班還得給加班費，不然工會和勞工處都不是吃素的。

我心里一動。我想起我們公司，晚上八點下班都算早的，老板還會在群里發"今天大家辛苦了"，配一個加油的表情包。沒人敢回復。

第二天陳茉要上班，讓我自己逛。我坐叮叮車從北角晃到上環，車廂搖搖晃晃，木頭窗框吱呀作響，旁邊一個老伯戴著老花鏡看報紙，神情專注。窗外是密密麻麻的招牌，紅的黃的綠的，擠在一起像一幅舊畫。

我下車走進一家小書店，老板是個六十多歲的男人，正在給一只橘貓梳毛。他抬頭看了我一眼，點點頭，又低下去繼續。書店里沒什么客人，但書擺得整整齊齊，每一本都用塑料膜包好。我隨手拿了一本《城市記憶》，老板說："這本好，寫得有味道。"然后我們就這本書聊了快半個小時。

臨走時我問他，開這家店賺錢嗎？他笑了笑，說："夠食飯就得啦。仔大女大，唔需要太多。"

走出書店的時候，我站在街邊愣了一會兒。香港的中環明明是寸土寸金的地方，可這種小店卻像石頭縫里的青苔，頑固地長著。在深圳，同樣的位置，早就被連鎖咖啡店和奶茶店占滿了。

第三天，陳茉帶我去了西貢。

我一直以為香港就是高樓和地鐵，沒想到坐巴士四十分鐘，就到了一個像漁村一樣的地方。海邊停著小船，幾個穿著汗衫的伯伯坐在石階上抽煙，旁邊的茶餐廳飄出叉燒的香味。我們租了一艘小船，船家是個曬得黝黑的中年人，開著船帶我們去看一個小島。海風吹過來，咸咸的。

陳茉躺在船尾，閉著眼睛。她說："我剛來香港那年，特別不適應，覺得這里又擠又吵，房子小得像鴿子籠。后來才發現，香港人其實活得挺會喘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