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認為，任何外交突破都可能降低眼前爆發戰爭的風險，但恐怕難以化解推動地區持續動蕩的深層力量。不過，華盛頓和德黑蘭在未來一段時間內能否達成一份諒解備忘錄，仍沒有保證。停火極其脆弱，近期美軍對伊朗南部發動打擊，正說明這一點。全面戰爭隨時都可能再度爆發。

此外，雙方仍有一些重大分歧，足以成為任何協議的巨大障礙。更重要的是，談判是在深度互不信任的環境中展開的。

盡管特朗普政府試圖把潛在的新協議包裝成一份明顯優于《聯合全面行動計劃》的安排，但從現實看，任何新協議最終很可能仍會與2015年的那份協議相似，而那正是特朗普本人后來親手破壞的協議。

特朗普的“原罪”與危機如何走到今天要理解當前危機，必須回到特朗普第一任政府在2018年5月單方面讓美國退出《聯合全面行動計劃》的決定。

這一魯莽舉動從根本上改寫了華盛頓與德黑蘭關系的走向，也拆毀了一套以解除制裁為交換、對德黑蘭相關活動進行嚴格限制并促使其倒退的框架。

巴黎政治學院中東研究講師卡里姆·埃米爾·比塔爾博士在接受《新阿拉伯人》采訪時說：“事實是，特朗普對巴拉克·奧巴馬的執念——他的嫉妒，以及他持續不斷地攻擊奧巴馬的需要——讓他把《聯合全面行動計劃》說成史上最糟糕的協議。但到了今天，他連奧巴馬在2015年爭取到讓步的十分之一都遠未拿到。”

比塔爾指出，根據《聯合全面行動計劃》，伊朗大幅削減了濃縮鈾儲備，限制了濃縮水平，減少了離心機數量，并接受了嚴格的國際核查。他還補充說，就連許多以色列安全官員私下也承認，這些限制推遲了伊朗邁向核武器的進程。“到目前為止，我看不到伊朗在核問題上作出任何重大讓步。所以，我們當然可以批評《聯合全面行動計劃》，因為它沒有把代理人問題和彈道導彈問題納入其中。”比塔爾說。“但就核問題本身而言，這份協議非常穩固，甚至以色列軍方和安全機構內部也承認，它阻止了伊朗獲得核武器。所以，整場戰爭……都源于那個原罪：特朗普在2018年單方面撕毀《聯合全面行動計劃》。”

盡管《聯合全面行動計劃》的批評者多年來一直將這份協議描述為危險而軟弱，但未來任何協議很可能都會保留其中許多核心原則，尤其是伊朗繼續享有有限鈾濃縮權。

從這個意義上說，華盛頓最終可能會發現，自己談判爭取回到的，仍是那份被特朗普多年斥為“史上最糟糕協議”的安排中早已包含的許多現實，只不過會換上一套新的政治包裝。

盡管遭受了嚴重的軍事和經濟損失，伊朗在這場戰爭后獲得的籌碼，仍高于許多美國決策者在“史詩怒火行動”開始時的預期。

達成協議的一大障礙，仍是圍繞德黑蘭核計劃的未決爭議。雙方至今未能就三個關鍵問題達成一致：伊朗可以把鈾濃縮到什么程度，德黑蘭愿意接受哪些核查，以及制裁減免的范圍有多大。

特朗普政府長期堅持“零濃縮”的要求，但在《聯合全面行動計劃》瓦解后，伊朗經過多年擴張核能力，這一要求已越來越不現實。

伊朗科學研究與中東戰略研究中心波斯灣研究小組主任賈瓦德·海蘭－尼亞博士對《新阿拉伯人》說：“如果用一句話概括《聯合全面行動計劃》，那就是：賦予并承認伊朗‘鈾濃縮權’。協議中的其他問題，相比‘濃縮權’這一原則都處于次要位置。”“相比之下，特朗普曾宣稱，伊朗的核計劃——尤其是其中最重要的鈾濃縮部分——必須被拆除，也就是伊朗境內不能有任何進行鈾濃縮的離心機，換句話說，就是‘零濃縮’。也就是說，美國考慮到以色列的紅線，堅持要求‘零濃縮’。但從這份臨時協議可以看出，伊朗設法保住了自己的濃縮權。”“伊朗暫停濃縮會持續多久，這只是次要問題。因此，不能說特朗普與伊朗達成的協議會在核問題上實現重大不同。此外，在高濃縮鈾庫存問題上，伊朗并未接受美國的要求，我們也看到了特朗普在這個問題上的退讓。”

圍繞伊朗高濃縮鈾庫存的爭議同樣仍在持續，相關方案從在國際監督下于伊朗境內稀釋，到轉移至國外，不一而足。

同樣充滿爭議的，還有制裁減免和被凍結伊朗資產的問題。德黑蘭堅持認為，任何讓步都必須換來立刻可見、切實可感的經濟收益，而不能只是華盛頓日后可能反悔的承諾。

即便外交取得成功，嚴重的信任赤字仍將繼續左右美伊談判。尤其是美以聯盟曾在2025年6月和2026年2月談判仍在進行之際攻擊伊朗，這一點影響尤為明顯。更不用說，特朗普第一任期政府在2018年破壞《聯合全面行動計劃》時，德黑蘭當時仍在履行協議。

德黑蘭懷疑，華盛頓可能并非真心談判，而是把談判當作讓伊斯蘭共和國放松警惕的手段。讓問題進一步惡化的是，美國的談判立場既不連貫，也不穩定。公開表態相互矛盾，要求不斷變化，這使伊朗，甚至連美國的盟友，都難以判斷華盛頓的長期意圖。

隆德大學附屬研究員魯茲貝赫·帕爾西博士對《新阿拉伯人》說：“問題在于，美國對自身實力的認知并不現實。這種自我認知沒有把戰爭的實際發展考慮進去。因此，美國仍把自己看得像戰前那樣毫無疑問地強大，于是其立場就變成了要求伊朗作出近乎無條件投降的讓步。”“此外，美國缺乏清晰的官僚決策流程，談判立場也無法保持穩定，這意味著實際上沒人真正知道美國想要什么。而且在任何一個時點上，這都讓美國比外界原本就認為的還要不可靠。”他補充說。

盡管巴基斯坦、阿曼、卡塔爾和其他地區行為體斡旋的間接談判，讓外交努力得以延續，但如果不能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信心與可預期性，任何達成的協議都可能在簽署后幾乎立刻面臨破裂風險。盡管遭受了嚴重的軍事和經濟損失，伊朗在這場戰爭后獲得的籌碼，仍高于許多美國決策者在“史詩怒火行動”開始時的預期。

伊斯蘭共和國如今相當大一部分籌碼，集中在霍爾木茲海峽。德黑蘭有能力擾亂航運、推高全球能源價格，這已成為阻止局勢進一步升級的有力威懾。這場戰爭已經演變成一場籌碼較量，而不再是單純的軍事對抗。伊朗通過非對稱施壓、海上脅迫，以及制造地區和國際升級風險，來彌補其常規軍事上的劣勢。

這場戰爭似乎進一步強化了伊朗的一種更廣泛認知：只要能撐下去，本身就可能轉化為政治收益。簡而言之，盡管面臨國際壓力、制裁和持續軍事行動，德黑蘭仍保住了自己的談判地位，保留了部分核基礎設施，并展現出讓美國及其地區盟友承受高昂經濟代價的能力。以色列最有可能抵制，甚至主動破壞一項重啟的美伊協議。對特拉維夫來說，任何允許德黑蘭保留濃縮能力或地區影響力的安排，都是威脅，不管這類安排對伊朗核活動施加了何種限制。

以色列官員擔心，穩定的外交框架會減輕國際社會對伊朗的壓力，同時增強德黑蘭的合法性和經濟韌性。以色列很可能會推動美國在談判中提出伊朗根本無法現實接受的極限要求，同時利用在黎巴嫩等地的軍事壓力，擾亂更廣泛的外交環境。

不過，以色列領導層也不得不在對抗姿態與對華盛頓的依賴之間尋求平衡，尤其是在特朗普最終認定與德黑蘭達成協議符合其自身利益的情況下。

公開表態相互矛盾、要求不斷變化，這使伊朗，甚至連美國的盟友，都難以判斷華盛頓的長期意圖。如果完全忽視華盛頓親以色列游說力量的作用，那就太天真了。長期報道中東事務的記者、全球事務通訊與播客“荒原”創辦人博爾祖·達拉加希認為，這股游說力量是美伊實現外交突破的“主要絆腳石”。

他對《新阿拉伯人》說：“以色列游說集團已經深深嵌入這屆政府。它推動了這場自己長期夢寐以求的戰爭。要讓他們后退、約束他們的代言人，將會非常困難。他們嗅到了血腥味，正在發起進攻。讓他們更加急切的，是美國兩大黨內部都在出現更強烈的反以政治情緒前景。”

達拉加希還說：“很多人意識到，局面將發生重大轉變，所以他們正試圖在特朗普政府任內，盡可能絕望而激進地在中東造成更多破壞，完成更多目標。”

即便華盛頓和德黑蘭達成外交諒解，暴力仍可能繼續困擾地區部分地帶，尤其是黎巴嫩。這里最有可能成為以色列與伊朗地區盟友網絡持續對抗的場域。以色列不太可能縮減針對真主黨的軍事行動，反而可能在任何協議達成后進一步加大壓力，以維持威懾并限制伊朗的影響力。

比塔爾說：“如果華盛頓和德黑蘭達成外交協議，以色列人不會樂見其成。他們首先會試圖破壞協議；如果特朗普堅持要與伊朗人簽署協議，以色列人接下來就會設法確保協議不包括黎巴嫩。他們已經成功讓國務卿馬爾科·魯比奧表態，說以色列將保留自衛權，這是一套老說法。”“但我們都知道，以色列對這種自衛權的定義具有彈性，而且范圍異常廣泛。所以，黎巴嫩可能成為關鍵受害者，因為我們不太可能看到黎巴嫩停火，更不太可能看到以色列結束這場每天都在擴大的新一輪入侵和占領。他們的轟炸范圍也早已遠

遠超出所謂的黃色區域。”他補充說。《亞伯拉罕協議》的局限

特朗普把擴大《亞伯拉罕協議》作為中東議程的重點，這一點依然沒有改變。最近，他還呼吁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和卡塔爾等國與以色列實現關系正常化，并將此作為針對伊朗更大范圍重新結盟的一部分。

不過，這一目標與這些國家的政治現實并不相符。帕爾西說：“這完全不現實。特朗普輕易就陷入一種幻想，以為這有可能實現，或者說，這種要求本來就是內塔尼亞胡希望他提出來的，目的只是為了破壞任何談判。”

一個關鍵問題是，特朗普能否成功向美國公眾宣稱，任何潛在新協議都優于2015年的《聯合全面行動計劃》？他很可能會強調伊朗在戰爭后軍事上遭到削弱，并把任何協議描述為美國憑借壓倒性實力取得的結果，而不是外交妥協。

政府也可能會突出更長的日落條款、更嚴格的執行機制，或者暫時暫停濃縮等內容，作為其比奧巴馬在2015年爭取到更強硬讓步的證據。但如果伊朗保留濃縮權并獲得制裁減免，特朗普可能很難讓廣大美國公眾相信，這樣一份新協議在根本上不同于《聯合全面行動計劃》。

馬吉德解釋說：“如果一開始就解凍數十億美元資產，特朗普將很難把這說成是他和美國的‘勝利’。”他指出，“政府知道，如果讓伊朗重新獲得自己的貨幣資源，它將遭到來自四面八方的攻擊，因為特朗普一直把奧巴馬釋放資金稱作送給伊朗政權的禮物”。在美國當前的政治環境中，公眾如何看待這份協議，最終可能并不主要取決于其技術細節，而更多取決于黨派忠誠，以及圍繞戰爭本身展開的相互競爭的敘事。

達拉加希說：“我認為，他也許能說服自己的一部分支持者，可能是30%的選民。我想，不管他做什么，美國都已經如此極化，民主黨人都會認為，這比奧巴馬當年達成的成果糟糕得多，代價也高得多。”

歸根結底，華盛頓與德黑蘭之間的外交仍有可能推進，但不太可能為更廣泛的地區角力帶來決定性的解決方案。即便達成諒解備忘錄，緊張局勢的深層來源——相互不信任、彼此競爭的安全理念、未解決的代理人沖突，以及對地區秩序相互沖突的設想——仍將牢固存在。

這樣的協議或許會把一種脆弱平衡制度化：嚴重對抗風險得到管控，但并未被消除。伊朗顯然決心保住自己在戰爭期間及戰后積累的籌碼。以色列仍對任何緩和安排深感懷疑。地區國家也越來越多地在新的地緣政治環境中推進各自獨立的議程。可以說，未來一段時間內若達成任何協議，它更可能體現的是彼此從根本上互不信任的對手之間，暫時出現的利益交匯，而不是和解。在這種背景下，外交確實有機會降低眼前爆發戰爭的風險，但無法化解推動地區持續不穩的深層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