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戰爭部科技創新委員會調整及其對美軍戰力轉型的影響

摘要： 2025年至2026年，美國戰爭部完成了對國防科學委員會與國防創新委員會的合并工作，組建科技創新委員會。這一機構調整是美國國防科技創新體系從“分立式”向“統合式”轉型的標志性事件，其根本目的在于破解長期困擾美軍科技創新進程的條塊分割、決策遲滯、創新鏈斷裂等結構性問題。本文在梳理此次調整的背景與進程的基礎上，分析委員會的成員構成與運行機制，進而探討其在技術獲取、人才整合與制度優化三個維度上對美軍戰力轉型的潛在推動效應。研究表明，科技創新委員會的組建既是對美軍長期科技創新困境的制度回應，也是美國在新一輪軍事技術革命中爭奪戰略主動權的關鍵舉措，但其實際效果仍受制于制度慣性與外部約束。

關鍵詞： 美國戰爭部；科技創新委員會；國防創新；戰力轉型

一、問題的提出

近年來，隨著人工智能、無人系統、高超音速等顛覆性技術的加速涌現，新一輪軍事技術變革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戰爭形態。然而，美軍長期面臨著“創新悖論”。一方面擁有世界上最龐大的國防科研體系和最豐富的技術資源，另一方面卻在將前沿技術快速轉化為作戰能力方面屢屢受挫。學術界將這一困境稱為“死亡之谷”，即從實驗室研發到戰場裝備之間的鴻溝難以逾越。

2025年至2026年，美國戰爭部完成了一項引人注目的機構調整，將已有70年歷史的國防科學委員會與成立近十年的國防創新委員會合并，組建新的科技創新委員會（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Board，簡稱STIB），現共有33名成員。這一調整被美國戰爭部高層稱為“告別字母湯時代的遲疑與重疊”，體現了美軍以機構整合推動創新加速的戰略意圖。此次調整究竟是形式主義的機構重組，還是真正觸及美軍科技創新體系深層積弊的結構性變革？其對美軍戰力轉型的推動作用又將如何展開？這是本文試圖回答的核心問題。

值得指出的是，國內學界對美國國防科技創新體系已有相當關注，但多聚焦于DARPA、DIU等具體機構的功能分析，對咨詢委員會層面的調整及其系統效應關注較少。本文擬以科技創新委員會的組建為切入點，考察這一調整的制度邏輯與現實意涵，以期為理解美軍戰力轉型的深層機制提供一個有價值的分析視角。

二、組建背景、過程與制度設計

（一）歷史沿革：兩條路徑的制度分流

科技創新委員會的組建，本質上是國防科學委員會與國防創新委員會兩條制度路徑的統合。國防科學委員會成立于1956年，是美軍資歷最深的技術咨詢機構之一，長期由頂尖科學家和工程師組成，主要承擔國會委托的專項研究報告，在測試評估、數字工程等基礎性技術領域積淀深厚。與之相對，國防創新委員會成立于2016年，由谷歌前董事長埃里克·施密特等硅谷精英主導，旨在將商業領域的最優管理實踐和創新思維引入五角大樓，在推動企業級云計算部署、人工智能倫理準則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標志性成果。

二者的制度折射出美軍科技創新體系中兩種相互競爭的理念。一種是“科學家驅動型”路徑，強調基礎研究的技術深度與科學嚴謹性；另一種是“企業家驅動型”路徑，追求商業敏捷性與顛覆性思維。然而，兩條路徑長期并行運作，各自向國防部提交獨立的咨詢建議，不僅造成了“多頭建議、無所適從”的困境，更在客觀上延緩了決策進程。正如美國戰爭部研究與工程次部長埃米爾·邁克爾所言，美軍戰斗人員“等不起”。

（二）合并進程：從分立到統合的演進

科技創新委員會的組建并非一蹴而就。從制度演進的脈絡來看，此次合并是美國戰爭部自2025年以來系統性推進創新機構整合的“收官之作”。2025年初，受特朗普政府“政府效率”改革導向的影響，國防創新委員會和國防商業委員會均經歷了一輪成員自愿退出潮，為后續的機構重整埋下了伏筆。同年8月，國防創新單元（DIU）負責人的更換以及首席數字與人工智能辦公室（CDAO）被調整至研究與工程次部長管轄之下，顯示出美軍正將分散的創新職能向統一的指揮鏈條集中。

2026年1月29日，美國戰爭部長皮特·赫格塞斯正式批準國防創新委員會與國防科學委員會的合并方案，科技創新委員會宣告成立。五個月后，赫格塞斯批準了第二輪成員任命，委員會成員規模擴大至33人。這一時間節奏顯示，美國戰爭部對此次調整采用了“快節奏推進”的策略，意圖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完成制度框架的搭建和人才隊伍的集結。

（三）制度框架：雙重委員會的職能配置

新組建的科技創新委員會在制度設計上體現了對兩種創新路徑的系統整合。委員會設立兩個常設小組委員會：一是戰略選擇小組委員會，負責在科技領域內識別概念、能力、戰略和行動方案，旨在重新平衡成本與收益、強化威懾力并確保美國的作戰優勢；二是國家安全創新小組委員會，負責審查創新路徑、新興與顛覆性技術、商業最佳實踐、組織設計、人力資本以及規?；呗?，同時利用美國更廣泛的創新生態系統來保障國家安全。

這一制度安排表明，科技創新委員會并非簡單的“1+1”物理合并，而是試圖構建一個從“戰略性頂層設計”到“執行性落地實施”的完整閉環。戰略選擇小組委員會聚焦于宏觀層面的威脅評估與戰略權衡，而國家安全創新小組委員會則下沉至具體的創新路徑與實施方案，二者在功能上形成互補與協同。

三、組織特征：復合型人才的制度嵌入

科技創新委員會的成員構成，將科研專家的“技術深度”與企業界人士的“市場敏捷性”融合于同一平臺。從已公布的33名成員名單來看，其人員結構呈現三重特征。

其一，多元化的專業背景構成。委員會成員涵蓋科研專家、企業高管、退役軍官及前國防部高級官員等多個領域。科研專家方面，包括馬克·阿爾布雷希特博士、邁克爾·阿納斯塔西奧博士等資深科學家，在下一代自主系統、測試評估、先進高超音速等關鍵技術領域具有深厚造詣。企業界代表則包括安格斯·戴維斯等來自硅谷的創新領袖，在先進神經網絡等前沿領域擁有豐富的產業化經驗。

其二，“旋轉門”制度下的人才流動。委員會中相當比例的成員兼具軍方任職經歷與學術背景，如上校丹尼爾·賈沃塞克（退役，博士）、上校布魯斯·杰特（退役，博士）等。這種“軍人、學者”雙重身份的復合結構，使得委員會在提供技術咨詢時能夠兼顧前沿科學的標準與作戰需求的實際約束。同時，前國防部副部長戴維·諾奎斯特等前高級文職官員的加入，則為委員會提供了政府運作層面的制度經驗，有助于咨詢建議在行政體系內的順暢流轉。

其三，“反官僚”的人才篩選取向。美國戰爭部在公布成員名單時強調，入選者須具備“顛覆性思維”和對美國戰斗人員的“使命感”。這一表述本身就暗含了對傳統官僚體系的否定?！邦嵏残浴币馕吨矣谔魬鸺扔辛鞒蹋笆姑小眲t意味著結果導向而非程序導向。這種人才篩選取向與委員會的核心目標高度一致，即輸出“可執行的方案”而非“更多流程”。

四、對美軍戰力轉型的驅動邏輯

科技創新委員會的組建對美軍戰力轉型的驅動效應，可以從技術獲取、人才整合與制度優化三個維度加以理解。

（一）技術獲取鏈的縮短

美軍技術獲取長期面臨一個結構性困境：國防科學委員會與國防創新委員會各自獨立運作，提交的咨詢建議有時相互矛盾，導致決策層在采納建議時無所適從。科技創新委員會的組建，將“兩個聲音”合為“一個聲音”，從根本上解決了這一協調成本問題。正如委員會官方文件所強調的，這一調整旨在“取代競爭性建議”并提供“快速、連貫的指導”。

從實際運行來看，委員會的優先任務已呈現出技術獲取鏈縮短的趨勢。根據美國戰爭部2026年5月的公告，委員會將首先完成國會部署的系列任務，重點關注夸賈林環礁與里根試驗場的戰略資產保護，確保美軍在先進裝備測試與能力開發方面的決定性優勢。這些任務直接服務于作戰能力的生成，而非停留在政策研究的層面，體現了委員會“結果導向”而非“過程導向”的運作取向。

（二）人才整合的“化學反應”

科技創新委員會最具變革意義的特征，在于其試圖實現科研專家與企業精英之間的深度協同，而非簡單的專業分工。在過去的分立體制下，國防科學委員會與國防創新委員會各自凝聚了不同類型的創新人才，但二者的互動是間接的、被動的。新委員會的設立使兩類人才得以在同一平臺上圍繞同一組問題展開直接對話和協作，這種制度化的互動有望催生1+1>2的協同效應。

具體而言，科研專家提供的是“技術可行性”的判斷什么技術是成熟可靠的、什么方向有突破潛力；企業精英提供的是“產業化路徑”的規劃如何縮短研發周期、如何以最低成本實現規?；?。當兩類能力在同一平臺上實現制度性整合，美軍在“從實驗室到戰場”的整個創新鏈條上的決策效率有望得到系統性提升。正如委員會官方通告所言，這一合并旨在將兩個委員會“轉變為戰爭部的統一力量倍增器”。

（三）制度壁壘的破除

如果說技術獲取與人才整合是科技創新委員會的顯性功能，那么制度文化的重塑則是其更為深遠的影響維度。長期以來，美軍科技創新體系面臨的一個深層障礙不是技術不足，而是制度過剩，繁瑣的審批流程、過度的合規要求、部門間的條塊分割，共同構成了阻礙創新的制度壁壘。

科技創新委員會的核心回應是重新定義“速度”在國防創新中的價值。從委員會的官方表述來看，“速度與清晰度”被置于核心位置，其目標是為復雜的國家安全問題提供“快速解決方案”。在首批任務中，委員會已明確將加速數字化建設、優化國防部軟件交付流程與安全體系列為優先事項。這一舉措直指美軍在軟件獲取與網絡安全領域的長期短板。過去依賴“靜態清單和手動流程”的風險管理框架，已無法適應現代戰爭對網絡防御的實時性要求。通過推動軟件交付流程的優化與安全體系的升級，科技創新委員會正在將“速度”從理念轉化為制度實踐。

五、制度效能的多重約束

盡管科技創新委員會的組建在制度設計層面體現了高度的戰略自覺，但其實際效能仍將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約。

首先，新委員會面臨咨詢建議“落地難”的長期隱患。美國國防創新體系長期存在的一個結構性問題，是咨詢委員會提交的建議往往難以轉化為實際制度變革。國防創新委員會雖然提出了企業級云計算、人工智能倫理準則等若干重要建議，但這些建議的采納和實施同樣經歷了漫長的過程?？萍紕撔挛瘑T會能否突破這一“建議-執行”間的鴻溝，仍有待觀察。

其次，研發經費的削減可能侵蝕創新的物質基礎。一個具有諷刺意味的現象是，就在美國戰爭部宣布組建科技創新委員會的同一時期，特朗普政府卻在同步削減基礎科研經費?？萍紕撔驴梢蕴峁└玫闹贫韧ǖ溃绻ǖ懒硪欢说膭撔沦Y源正在萎縮，那么制度優化的效果也將大打折扣。這一張力提示我們，科技創新委員會的成功不僅取決于其自身的制度設計，還依賴于更廣泛的財政與政治環境。

再次，外部戰略壓力的持續存在也在考驗著新制度的應變能力。在當前大國戰略競爭加劇的背景下，美軍面臨的不僅是技術追趕的壓力，更是對手在“反介入/區域拒止”等領域形成的非對稱威脅?？萍紕撔挛瘑T會能否在有限的時間內產出具有戰略價值的創新方案，是其最直接的考驗。

六、結語

美國戰爭部科技創新委員會的組建，不僅是兩套咨詢體系的物理合并，更是美軍科技創新范式的一次制度性重塑。從分立走向統合，從“多頭建議”轉向“一致聲音”，此次調整折射出美軍在應對新一輪軍事技術革命時的戰略自覺——在大國科技競爭日益白熱化的時代，創新速度本身已經成為一種戰略資產。

對于中國而言，美國國防科技創新體系的這一調整具有重要的鏡鑒意義。一方面，它再次證明，在大國戰略競爭中，制度創新與技術創新的協同推進至關重要——沒有適應技術變革的制度通道，再先進的技術也難以轉化為實際的戰略能力。另一方面，它也提示我們，任何制度設計都需置于特定的政治、經濟與戰略環境中加以審視，機構調整的實際效能往往取決于制度環境與物質基礎的系統性配合。如何在保持制度彈性的同時確保執行效率，如何在整合創新資源的同時激發多元活力，這一“效率與活力”的平衡命題，不僅是美軍面臨的挑戰，也是各國國防科技創新體系建設中具有普遍意義的理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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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開源文獻，由軍融國動智庫研究人員編譯/寫，僅代表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