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胡宗慎，寧海大蔡村人，近代知名實業開拓者。出身貧寒、年少文盲，十六歲赴上海學藝自立。他潛心鉆研，于1930年成功自研國產打字蠟紙，創立“雙圈牌”國貨品牌，沖破洋貨壟斷。一生堅守實業報國，克難攻堅深耕行業，晚年仍心系產業改良，是寧海鄉土草根興業、自強奮進的典范。

【胡宗慎自述】

我是浙江省寧海大蔡農村里的一個放牛娃，一字不識的文盲。十六歲時，為了謀生，我來到上海瑞士商人開設的偉大洋行（上海九江路安利大樓）當修理英文打字機器的學徒工，每月工資收入十二元銀元。由于農村孩子能吃苦耐勞的習性，使我學到了很多知識。當時我在閘北虬江路同一個工友合租一亭子間，寄食二房東家，每晚從閘北虬江路步行到西藏路美國教堂“慕樂堂”所辦的英文夜校讀夜書。那時最大的困難是不識中國字，當老師用中文作解釋時我無法理解，幸虧我夜校里讀到的，白天在勞動時就能在其他外國人中應用，就這樣我讀了四年英語。從小家貧無法上學，中國人不識中國字，常為此受人嘲笑。后來我自己做了老板，專門請了個語文教師讀中文，無奈已是卅多歲了讀不進去，和老師上酒店比讀書的時間還多，我的老師也好酒。

1930年，我十九歲。啟發我做打字蠟紙是個很小氣的大人物，他當過當時上海《字林西報》報社總編輯，后來是國民通訊社社長。我每月一次到他的通訊社去修理、揩擦英文打字機。當時我不愿受洋人侮辱，離開了偉大洋行，做個體勞動者。這個通訊社的打字機、油印機都由我承包揩擦修理，他所需要的打字蠟紙、帶子、墨水、紙張也由我代為購買，從中加點腳步錢。這個社長同我一樣一個中國字也不識，比我更甚的是一句中國話都不會講，他是歸國華僑廣東人，取名李才，因為“才”字只三劃易寫。他常用英語講話，他總嫌打字蠟紙的價格太昂貴。當時，上海只有老晉隆洋行發售ACME牌美國貨，每盒二十四張，要價銀元八元。李才先生連我每月的修理費都不肯爽快付給我，更嫌打字蠟紙貴。一次李先生氣惱地說：這種打字蠟無非是用點賽璐珞溶液所做的，為什么你自己不想法做了賣給我。他說得無意，我聽者有心。但他所知道的這種硝化纖維制品在國外可能像今天的塑料制品那樣普遍，可是在國內一時還很難找到。后來我從西藥房找到了一種火棉膠（COLLODION），俗稱“羅迪歐羅丁”，據說是用作傷口止血的急救藥品（其實就是硝化纖維溶液）。這種火棉膠見風結塊發硬發脆，還必須得到一種軟化劑。我雖略懂英文，但沒有化學知識，恰當一點說簡直是瞎亂撞。我采用了幾乎市場上所有的油，甚至花生油、菜油、麻油、蓖麻油、椰子油、橄欖油、茶油，也曾把上述油脂精制成油酸，都沒有成功，最后還是在五洲藥房找到一種油酸，現在回想起來很可能是名牌“固本”肥皂廠的副產品，后來發現工業原料行也有出售，即牛羊油酸，或者說是動物油油酸。用這種油酸同硝化纖維素溶液混合即形成打字蠟紙的皮膜，用日本進口的美濃紙，又叫長纖維紙，也有簡稱日本紙，在1936年我看它樣子像棉花就叫它為“棉紙”。

所謂“雙圈牌打字蠟紙”于1930年創始，就是用火棉膠、油酸加鈦白自制成涂料，用日本紙坯浸拖成白色打字蠟紙。由于不知纖維溶液和油酸的比例，我開始用的是茶杯筷子，在吃飯的桌子上試拖；后來改用燒杯、玻璃梗（棒），搪瓷茶盤（杯），真是廢寢忘食地試制達半年之久，制成了質量很不理想的白色打字蠟紙，賣給那位提議要我自己做打字蠟紙的李先生，他貪價格便宜（一盒二十四張，二元；進口價要八元），也不管打字員、油印員的反對，堅持買我的蹩腳貨，我也盡力逐步改進質量。同時，我又為他們做改正液。藥房賣的火棉膠太貴，為了減低成本，我又設法向照相館里收購照相底片，用燒堿洗去膠質，再用乙醚、酒精溶化成棉膠。但照相底片數量太少，后來又改用電影廢片。怎樣洗片，采用硝化棉的經過，在這里我不多講了。

在這個試驗制造過程中，我在上海江西路三六七號，舊新華銀行四樓開設了中國文具社，經營販賣文具，修理英文打字機、油印機等，并裝有電話以便客戶叫喚，亦雇用了四個工人。但打字蠟紙不能在這個地方做的，一則因為乙醚氣味大，二則又屬于危險物品，還要保守秘密，只好晚上在家里做。因為乙醚氣味影響鄰居，所以我的住家兼工廠像老鼠搬家一樣，楊浦區、徐匯區、閘北區的近郊我都住過。那時的加工只是用只鐵皮盤子、玻璃梗子浸拖，一個拖，一個掛，一個收下，夾在吸墨水紙中，隔日再加二個工人貼底板紙裝盒子出廠。這樣連中國文具社在內共雇有了九至十個工人，收入是靠商為主，用的紙坯全由日本進口。

當時，有家高樂洋行是設在中國唯一的一家復寫紙工廠，我是他們的打字蠟紙最大或唯一的買主。他們從外國總廠運來打字蠟紙賣給我，由于我有修理打字機、油印機的服務項目，所以擁有了一批上海的打字蠟紙用戶。在我尚未自制打字蠟紙之前，是向他們批購打字蠟紙，供應所有客戶及各國在上海的通訊社。

大約在1934年，一次在日本商行“來都洋行”定購紙坯，碰到高樂洋行經理，奧地利人，因為他在上海制造復寫紙，在奧國制造打字蠟紙，用的都是日本紙坯（據我了解，當時世界各地凡屬打字蠟紙、復寫紙的紙坯都是從日本購買的，日本是這類紙張生產的權威者），這位洋老板就因我向日商購買紙坯，自己制造打字蠟紙，竟大發脾氣，對我十分不滿地說：我以低價供應你打字蠟紙，讓你現成賺錢不好嗎？他說我幼稚無知，接著又講做打字蠟紙設備如何之大，技術如何困難；他們已有三代人的研究，經驗足，技術高，資本大等等，叫我不要癡心妄想，空費心計。我說，我確是個孩子，才廿多歲，但會大起來的。其實我當時已經自制了打字蠟紙，而且已有客戶用我的蠟紙。隔了幾天，在他的辦公室里，不知道他從哪里拿到了一張我做的蠟紙，放在窗口太陽光下照，曬得油酸發臭，以示質量低劣，百般嘲笑我。但盡管這樣，他心里仍有所不安。他問我：這樣的打字蠟紙每盒成本多少？我說二元以下。他又說：“如果你肯放棄不做，我賣給你的價格比你自己做的更便宜，每盒一元八角，怎么樣？”當時我在國外也有許多客戶，世界行名錄上也刊登了廣告，自己制造廠基、設備、資金確實有困難。而且若不同意停止生產，他要停止供應我的打字蠟紙，會嚴重影響我的收入，中國文具就會倒閉。因此我想，他們洋人在我國國土上竟敢如此霸道，禁止我發展工業，我又何必太老實。當時我說可以不做，取消向來都洋行進口紙坯，但要依我一條，供應我散裝蠟紙，無底板金字，價格再降低些，而且必須貼雙圈牌底板紙和裝雙圈牌盒子。很奇怪，他同意了。我呢，取消了同向來都洋行定購單，轉向日商“文匯洋行”（福州路八十九號）定購更多的紙坯。當時我住虹口區，后遷居徐家匯，所謂工廠，也是住家兼工廠。此后，我逐步減少向高樂洋行購買數量，增加自己制造數量，產品質量也隨著提高。在當時來講，我是高樂洋行打字蠟紙的最大買主，一般文具商店還不知道什么是打字蠟紙。

從1930年試制到1937年，七七事變抗日戰爭止，用的原料全是進口的北南門洋行的油酸、E. Merck洋行的COLLODION、日本的紙坯。

1936年，我感到不能長此下去，應當自己制造紙坯。浙江上虞、沈陽、昌化、富陽等地我都去找過，尋找有否能生產打字蠟紙紙坯的廠，但只有羊皮紙、糊窗紙、雨傘紙等，無法用。后來不知是哪個手工紙廠曾給我寄來類似于打字蠟紙的樣張，但吸料不足，沒有韌性，上料后打出的英文字母“O”都是洞，紙坯纖維被切斷，印出來的是“?”這樣的墨團團。在奉化縣南溪石孔，我姐夫王諸信也曾為我試制過，花了很多心計錢財，也沒成功。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外國貨海運中止，勉強采用國產油酸，因歷年積聚的日本紙坯切下的紙邊廢紙，托箭嶺下等處手工復制紙坯，質量也很不好，高樂洋行也因外輪海運中斷無來源，我的銷售對象也減少了大半。如英、美、法等國的通訊社都已撤銷，最后連蘇聯塔斯通訊社也被日軍封閉，生產業務陷于停頓，只有少數大學打印外文講義的客戶。中國文具社也因江西路房屋要收回不租，遷至四川中路一四九號一樓一三五室。當時，我靠自產自銷打字帶子、錫管油印油墨、打字蠟紙制圖器等，帶修理各種打字機、計算機等業務來維持開支，打字蠟紙的產量每年不到二千盒（二十四張裝），直到勝利，日本投降。

勝利后，我把家兼工廠遷到市郊江灣政府路，獨幢的約有五百平方的房屋，仍用日本紙坯制造打字蠟紙，所有老顧客也重新恢復了工作，業務較為興旺，每年銷售約二萬多盒（二十四張裝）。這時，以往多年想自己做紙坯的念頭又有了新的興趣。多年來我花了很多錢和心計，沒有能做出一張像樣的打字蠟紙紙坯。日本投降后，我想去日本看看，但一時找不到熟悉的內行人引路。然后又想到臺灣可能也有日本人留下的這類手工造紙廠。因此1947年我去臺灣，經友人介紹找到了一家臺灣人所有的手工造紙小廠，一切設備并無意外先進，抄紙是用很大吊簾，特出的是廠前一條不小的河流，據那個廠主說，原來這條河水碧綠清澈，能見河底，但因山上樹木被砍伐光了，泥土流失，沖瀉而下，使河水混濁，一下雨就泛黃，不能應用。他廠用的是“楮樹皮”，很厚的樹皮，河中間打了二道竹笆擋住樹皮料，第一道擋住的硬皮料，隨水氽去無用皮殼；第二道竹笆擋住白色的造紙長纖維，看上去像棉花，用稻草灰蒸煮，日光漂洗紙漿，也是很古老的辦法，但紙張的拉力不比日產的差，因此我買下這個廠，仍委托這個老廠主為廠長，修理設備、廠房，打深井泵浦，重新恢復生產。本人也在臺北買了住宅，前后花去了約合黃金三十大條。恢復生產后只運來過一批紙坯，全國就解放了，至今信息不通。在臺灣早已有應用中文打字機的習慣。上海江灣廠生產的雙圈牌也運往臺灣，當時臺北市各機關單位非常愛用雙圈牌打字蠟紙，臺北的各文具店也相爭要在臺灣獨家經銷雙圈牌打字蠟紙。開始生產的是二十四張裝的英文打字蠟紙；五十張裝四號打字蠟紙是運銷臺灣開始的。當時市場對打字蠟紙的需要量很大，但紙坯不足。

勝利不久，來了許多雜牌散兵，名為租借實為強占，是用巴掌、拳頭向我租借房子的。我是住家兼工場，怎能和軍隊同居呢？再加上地痞流氓乘機勒索，我廠的生產雖有增長，但已無法在這個地區繼續生產，而遷往市中心區是不允許的，只好再把家和廠遷至市郊虹口慶祥路。但慶祥路亦非安全地段。一次有十多個匪徒深夜闖進我家進行搶劫，損失慘重。

1949年，我情愿放棄臺北廠，不肯去臺灣，堅持留存大陸發展生產，并傾出我歷年的積蓄，就在慶祥路新造廠房，打造深井泵浦，自己制造紙坯。由于我對這種手工造紙毫無經驗，又請來了姐夫王諸信為我煮料抄紙；在浙江臨平設立了桑皮收購站，又在滬西周家橋新建了紙車間。在新建廠房，發展生產。

由于中文打字機的產生（單單上海就有十多家制造中文機的廠），打字蠟紙雖然成倍成倍增加，還是滿足不了實際需要。新建的紙坯質量差，數量少。五零至五二年仍向日本購買紙坯，從香港轉運來滬。后來政府對進口這類紙張不供應外匯，我又積極增加抄紙槽筒，每天產紙五千大張（即一萬張四號打字蠟紙），彌補日本紙坯的不足。大約在五零年，杭州有了紙坯廠，依靠杭州紙坯，上海、天津等地都發展了多家打字蠟紙廠。一九五六年，上海有九個廠同我廠合并遷至杭州。

幾十年來我雖花費不少心血和大量的錢財，但還是沒有制成十分滿意的、合格的紙坯。合并后遷至杭州的新華造紙廠，集思廣益，群策群力，打字蠟紙的產質量百倍增長，并變手工抄紙為機制；上蠟、貼紙、印刷底牌號一條龍自動機械化，從百分之百進口原料變百分之百的國產和自制原料的全能工廠，而且每年還有大量適宜外文打字的高產優質雙圈牌打字蠟紙運銷國外，為國家為民族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從1952年進口的日產紙坯仍屬手工紙來推算，機制紙坯應是我國杭州的新華造紙廠首創的。

“雙圈牌打字蠟紙”在國外享有盛譽，為什么取名“雙圈牌”呢？

1931年至1934年間，我只少量在家里自產自銷各通訊社用，并無牌子，是光坯出售的。約在1934年或1935年，上海有位姓薛的老板，聘請一位很有名望的化學分析家代設計的配方：明膠熱處理配方制成打字蠟紙，取名“飛船牌”向南京政府注冊專利。由于這種配方制成的蠟紙質量不好，打一頁英文稿，要用銅絲刷子擦刷銅字二、三次，否則蠟紙的明膠皮膜粘滿了打字機的銅字字母，印刷不清楚，甚至都是墨團團，不受歡迎，不到半年因無用戶購買，據說成品都報廢了。此后我才想到要有個牌名，而且要有韌性強、拉力大、耐印不變形的意義：兩個“〇”并在一起并成“圈圈”，再有二個黑色的人用力對拉。黑色人原是油墨的化身之意，后來在1935或1936年，有個外埠客戶說我用黑人做商標不妥，我采納了他的意見，刪去了二個油墨化身的黑人，單用二個圈，并向政府商標局注冊。

摘自胡為盛《晚晴雜記》P157-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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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處：胡為盛《晚晴雜記》

□ 作者：胡宗慎

□ 編排：天姥老人

□ 審核：水東居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