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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3月6日，傳音控股在統一專利法院（UPC）里斯本地方分院主動起訴愛立信，指控其侵犯一項歐洲專利，一時間“攻守易位”成為行業熱議話題。然而，作為原告登上歐洲法庭，并不等于掌握了勝局。實際上，在傳音發動這場被外界視為“反擊”的法律行動之前，愛立信早已在全球專利棋盤上布下了數十枚棋子，構筑起一道傳音難以逾越的多維封鎖線。從全球十多個司法管轄區的訴訟圍剿，到UPC程序中的巧妙鉗制，再到巴西戰場上通過InterDigital的禁令讓傳音“初嘗敗績”，愛立信在這場戰役中手握的籌碼，遠非一則單點訴訟的勝敗所能衡量。上周，傳音和愛立信的全球專利戰，又出現了一個值得中國企業注意的新細節。這一次，不是愛立信起訴傳音，而是傳音在歐洲統一專利法院，也就是 UPC，主動起訴愛立信。

一、全球訴訟網：愛立信的“十面埋伏”

專利戰爭的勝負，從來不是由一紙判決書單獨決定的，而是取決于哪個玩家能在更多的棋盤上布下更多的棋子。愛立信深諳此道。2025年11月，愛立信率先扣動扳機，在巴西、印度、尼日利亞以及UPC的三個審理地，同時對傳音提起4G和5G標準必要專利侵權訴訟。這場“首波攻勢”的覆蓋面已是全球性的，但愛立信并沒有止步于此。它隨即將維權范圍擴大至印度尼西亞、哥倫比亞和摩洛哥，并于2026年年初在越南、泰國、菲律賓和南非發起第三輪訴訟。

至此，愛立信已在全球至少11個司法管轄區向傳音發起了圍攻，戰線從歐美傳統知識產權重鎮，一路延伸至尼日利亞、摩洛哥等傳音市場份額最為深厚的新興市場。其中，尼日利亞、南非、越南、泰國和菲律賓均因本案首次出現了公開的專利訴訟，摩洛哥也迎來了其歷史上首例由大型SEP權利人提起的公開侵權訴訟。換言之，愛立信不僅是在傳統的司法體系內打官司，更是在將這些新興市場——傳音的“核心糧倉”——直接拖入專利戰爭的旋渦。

這種“多點開花、全域施壓”的訴訟策略，其深層邏輯并不難理解：傳音每在一個國家、一個地區銷售5G手機，就面臨著被當地法院下達禁令的風險。即便這些新興司法管轄區在專利訴訟上缺乏成熟經驗，單是訴訟程序帶來的時間、精力和商譽損耗，已足以讓傳音不堪重負。更關鍵的是，愛立信在每一處戰場的訴訟請求都是獨立的，傳音要在十多個不同法域分別應訴、分別抗辯、分別應對臨時禁令申請，其法律資源、財務成本和時間窗口均面臨極限挑戰。

二、“FRAND合規者”的策略高地：愛立信如何構建法律正當性

在全球專利戰中，技術實力固然是基礎，但戰略敘事的力量往往同樣關鍵。愛立信在這場博弈中的一大制勝籌碼，是其精心構建的“FRAND合規者”法律身份——既占據道德高地，又在多個司法管轄區獲得了判例背書。

愛立信公開指控傳音“自2017年8月起持續拒絕公平、合理且非歧視性（FRAND）的專利許可要約”，強調其談判立場始終具有建設性。愛立信方面明確指出，其4G專利費率此前已被美國聯邦巡回上訴法院認定符合FRAND原則，并于2021年8月31日經第五巡回法院在愛立信訴HTC案中予以確認。愛立信還特別強調，盡管其5G專利組合“價值顯著更高”，但該公司仍按已裁定的4G費率向傳音提供許可，并認為這“無論如何都不能被視為‘超FRAND’條款”。

這一表述的殺傷力在于：愛立信不僅聲稱自己“公平”，而且能夠拿出美國法院的生效判決為其FRAND立場背書；與此同時，它將傳音刻畫為“持續拖延談判、拒絕合理要約”的一方，從而在輿論和法庭上爭取到更多的道德正當性。愛立信負責專利許可的高管厄爾（Mr. Earle）更直言，第二波訴訟是在傳音拒絕接受仲裁提議之后才發起的，暗示談判破裂的責任方并非權利人。

從全局來看，這種法律策略的高明之處在于：即便傳音能夠贏得UPC里斯本分院的單獨侵權訴訟，也幾乎不可能扭轉愛立信在全球其余十余個司法管轄區建立起來的訴訟勢能。傳音需要同時在十多個賽場上跑贏愛立信，而愛立信只需在任何一個賽場取得突破，就能獲得全局談判中的關鍵籌碼。

三、UPC戰場：愛立信的程序制勝法

傳音主動選擇在UPC里斯本地方分院起訴愛立信，本是希望通過這一歐洲新設的司法機制獲得相對有利的程序環境。然而，愛立信的反應出人意料地迅速而精準——它不是等到實體審理階段再展開全面反擊，而是先從程序層面下手，要求傳音提供訴訟費用擔保。

根據UPCA第69條第4款和《UPC程序規則》第158條，法院可以在訴訟尚未展開實質審理的階段要求原告提供適當擔保，用于覆蓋將來可能產生的訴訟費用和執行成本。愛立信的理由是：傳音注冊地在中國深圳，在UPC締約成員國沒有注冊地或營業場所，如果將來愛立信勝訴，UPC作出的費用裁定需要在中國執行，可能存在無法執行或執行成本過高的問題。愛立信據此要求法院命令傳音提供30萬歐元擔保，并威脅如不按期提供，則可能對傳音作出缺席判決。

盡管法院最終將擔保金額定在10萬歐元——遠低于愛立信主張的30萬歐元，亦高于傳音提出的5萬歐元——但這一程序性裁決本身已釋放出明確信號：UPC正在形成一條對中國原告“不太友好”的程序線索。在案件尚未觸及任何技術實質性判斷之前，傳音就已經被法院要求先“交錢打官司”。對于一家年出貨量超過1.6億部的全球巨頭而言，10萬歐元本身微不足道，但這一程序性裁決的象征意義在于：歐洲法院系統對中國企業在知識產權領域的“主場地位”仍存疑，傳音在UPC的訴訟之路從一開始就比其他歐洲原告走得更加崎嶇。

四、傳音的“定時炸彈”：InterDigital巴西禁令帶來的連鎖反應

如果說愛立信對傳音的全球訴訟是一場多方位的攻防戰，那么InterDigital——一家專注于無線通信技術研發和專利許可的美國企業——則扮演了“破局者”的角色，為愛立信的戰略提供了有力的輔助。

2026年4月1日，巴西里約熱內盧第三商事法院就InterDigital與傳音的5G標準必要專利侵權糾紛作出裁決：傳音侵犯了InterDigital的兩項5G標準必要專利，InterDigital向傳音提出的專利許可報價符合FRAND原則，法院據此授予針對傳音的臨時禁令，明確禁止傳音在巴西市場銷售相關5G設備。

這起禁令與一般臨時禁令存在本質區別。據知產財經報道，本案的判決歷經近六個月的完整審理，法院完成了對專利必要性、侵權事實、FRAND條款適用的全方位審查，因此屬于典型的實體性臨時禁令，這使傳音申請暫緩執行的難度大幅提升。巴西獨立專家報告還全面支持了InterDigital的立場——即傳音侵犯的兩項專利均為5G標準不可或缺的技術，任何符合5G標準的設備均無法繞開。

巴西禁令的深遠影響遠不止于巴西一地。拉美是傳音近年來全力拓展的戰略區域之一，巴西更是拉美最大的智能手機市場。禁令直接將傳音的5G產品線擋在了巴西市場的大門之外，不僅造成即時的營收損失，更可能引發巴西渠道商對傳音其他產品線的信任動搖。更重要的是，InterDigital在巴西訴訟中的“法庭完全支持原告立場”的判決先例，將成為愛立信在談判桌上的重要籌碼——既然連第三方標準必要專利權利人的費率報價都被巴西法院認定為FRAND合規，那么愛立信類似費率的“合理性”也將更具說服力。

五、談判桌上的終極杠桿：愛立信的綜合籌碼如何倒逼協議

專利戰爭的終點往往是談判桌，而非終審判決。傳音先后與高通、飛利浦、諾基亞、華為及Access Advance的多個許可方簽署了專利許可協議，這說明傳音并非一個“拒絕付費”的頑固實施者，其與愛立信的爭議核心在于“新興市場該適用怎樣的FRAND費率”。然而，傳音與愛立信之間近十年的談判拉鋸，恰恰暴露了傳音在戰略處境上的被動性——越早與高通等權利人簽約，傳音在后續與愛立信的談判中就越受“費率累加效應”的制約；談判拖得越久，愛立信手中通過全球訴訟攫取的籌碼就越重。

從商業邏輯來看，和解仍是這場戰爭最可能的終局方向。但如果雙方最終不得不坐到談判桌前簽署全球許可協議，傳音將發現：談判桌上的費率基準，早已不是雙方在2017年第一次接觸時的“初步提議”，而是被愛立信在過去一年的全球訴訟行動不斷推高、塑造和重塑后的產物。愛立信已在超過十一個司法管轄區設置了專利侵權的訴訟事實，部分管轄權內（如巴西）已有第三方權利人取得了勝訴記錄和禁令先例，傳音的合規成本、法律支出和商譽折損均已大幅攀升。

回顧歷史，這類跨境SEP爭議的通用邏輯是先通過多法域訴訟施壓，再利用禁令風險倒逼定價妥協，最終絕大多數案件仍會回歸專利許可的核心軌道。因此，哪怕傳音在UPC里斯本分院對抗愛立信的單次訴訟中成功捍衛了自己的專利權并贏得了侵權判決，即便它在里斯本贏得了訴訟、在瑞典法院反訴成功、在歐洲戰場取得全面勝利——這些法律成就依然無法撼動愛立信在全球超過十個司法管轄區已經鋪開的訴訟勢能。而愛立信，只需要在全球法律體系中任何一個關鍵節點上撕開一個口子——無論是在尼日利亞、印度尼西亞還是哥倫比亞，這個口子都足以成為迫使傳音回到談判桌并接受全球許可條款的“多米諾骨牌”的第一塊推倒者。

傳音在UPC起訴愛立信，敢于從“防守方”轉變為“進攻方”，是中國終端企業在全球知識產權治理格局中實現蛻變的重要一步。然而，當我們將目光投向更廣闊的國際視野——多法域訴訟的全面覆蓋、程序法層面的博弈與制衡、新興市場的戰略布局——就會清晰地看到：在這場橫跨數十個國家、涉及全球移動通信產業核心定價權的專利戰中，愛立信及其所代表的“全球定價邏輯”，仍然把命運之筆牢牢握在手中。一個長期盤踞全球頂級5G專利池的百年通信巨頭，與一個首次從防守走向進攻的新興挑戰者之間，在知識產權領域的差距，從來不是一紙訴狀、一樁UPC訴訟，甚至不是一次孤立的勝訴所能輕易彌合的。

傳音的“反擊”，在戰術層面上是一次有意義、有價值、也充滿勇氣的探索。但在更宏大的戰略棋盤上，正在被“全球圍剿”的疲憊身影，短期內依然難以迎來真正的“攻守易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