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來源：百度百科·榮氏家族詞條、百度百科·榮毅仁詞條、百度百科·榮智健詞條、無錫市檔案史志館檔案資料、《經濟觀察報》榮家百年系列、國務院國資委官網榮毅仁專題、江蘇檔案信息網《紅色珍檔》第十三集
本文以真實歷史為骨架，部分情節為文學演繹，請理性閱讀

1992年的春天，改革開放的東風已經把大半個中國都吹熱了。

鄧小平南巡的消息剛剛傳遍全國，從深圳到上海，從廣州到無錫，到處都是一副躍躍欲試、摩拳擦掌的架勢。

港商、臺商、外資，一批又一批地涌進來，談地皮、談項目、談合作，整個社會都彌漫著一股說不清道不明的躁動氣息，連空氣里好像都帶著錢的味道。

就在這個檔口，一個五十歲的中年男人，只身從香港飛到了無錫。

他在五里湖邊站了很久，一聲不吭。

湖面上，寶界橋的倒影在水里輕輕晃著。

這座橋，是他祖父榮德生在1934年自掏腰包造的，當年動用民夫無數，歷時數年，橫跨五里湖，連通兩岸，是無錫老百姓口口相傳的一段佳話。

橋還在，水還在，就是站在橋邊的人，已經換了一茬又一茬。

站在湖邊的這個人，叫榮智健。

他是榮毅仁之子，榮德生之孫，榮氏家族第三代傳人。

按照他祖父那輩人留下的說法，榮家和無錫這片土地，早就長在一起了，根連著根，脈接著脈，哪里分得開。

可他已經在香港待了整整十四年。

這一次回來，他帶著一件放在心里壓了很久的事。

他找到了相關部門，提出正式的補償協商請求。幾番談下來，廠區方面給出了一個數字——一千萬人民幣，一次性了結。

然而，榮智健沒有當場答應。

他只提了一個要求：在簽字之前，要去調閱當年公私合營時留存的原始檔案。

檔案袋被推到他面前那一刻，沒有人知道，那摞發黃的紙頁里，藏著一句話，將讓這個走南闖北、見過無數大風大浪的商界人物，在接下來整整三天里，沉默到了極點……

【一】從一家錢莊開始，榮家用半個世紀造出了一個工業帝國

要把榮智健1992年那趟無錫之行說清楚，得先把時間往前撥將近一百年。

1900年，無錫榮巷，榮宗敬和弟弟榮德生兄弟倆，湊了一筆本錢，在無錫開了一家保興面粉廠。

說起這兩兄弟，性格上天生就是一對互補的搭檔。

榮宗敬屬于那種敢于冒險、能當機立斷的人，看準了就下注，輸了再翻，從不拖泥帶水。

榮德生則截然相反，做事穩重，考慮周全，凡事喜歡把賬算清楚了再動手，用今天的話來說，一個管市場開拓，一個管風險把控，配合得天衣無縫。

兩個人都是從錢莊學徒出身，懂數字，懂規矩，也懂得在夾縫里找機會。

面粉廠開起來之后，麻煩來得比想象中快。

1906年小麥歉收，洋面粉大量傾銷國內市場，價格被打得極低，加上榮家在上海的投機生意出了岔子，茂新面粉廠一度虧得快撐不下去，靠著無錫的房產抵押才勉強續命。

但榮德生沒有就此認命，他冷靜分析了形勢，舉債向美國商行訂購了最新型的粉機，翻新廠房，重新打磨"兵船牌"面粉的品質和口碑。

到了1910年，茂新年產面粉已經達到89萬包，"兵船牌"在全國市場徹底打響了名號。

榮家從這一腳險跌里翻了身，而且跌完之后跑得更快了。

之后的二十年，榮家的擴張速度讓同行看得目瞪口呆。

面粉廠從一家開到十二家，紗廠從一家擴張到九家，勢力范圍從無錫一路鋪向上海、漢口、濟南。

到了1922年，榮德生已經擁有12家面粉廠和4家紗廠，旗下面粉產量約占全國民族資本面粉生產能力的31.4%，全國面粉總生產能力的23.4%。

榮氏兄弟也由此在業界得了兩個響當當的稱號——"面粉大王"和"棉紗大王"，成為中國最大的民族資本家。

無錫這座城市，在榮家的帶動下，煙囪林立，紡機轟鳴，成了華東最重要的工業重鎮之一。

更讓無錫人念念不忘的，是榮家不光自己發財，還花大量的錢投在地方公益上。

榮氏兄弟先后創辦了十所小學、一所工商中學、一所包括初高中在內的普通中學、一所四年制綜合性大學，還建了公益圖書館、梅園豁然讀書處。

修路造橋更是榮家的傳統項目，榮德生在無錫及周邊地區，先后建造了百余座橋梁，修筑了四十多公里的道路，其中就包括后來被人們熟知的寶界橋。

這些事情，放在今天，叫"企業社會責任"；放在那個年代，叫"義舉"，也叫"積德"。

榮德生本人對這些的態度，從他書房里那塊匾額就看得出來——兩個字，"戒欺"。

這是他一生信守的經營之道，也是榮氏家訓的根子。

他不認為自己是什么"大老板"，最討厭別人這樣叫他，他給自己的定位，是"事業家"，或者干脆叫"事業迷"。

這人做生意，腦子里裝的東西，遠不止一張資產負債表那么簡單。

【二】戰火連天，劫難不斷，卻有一個人說了一句"不走"

好日子從來都是有期限的。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日軍的鐵蹄踏過盧溝橋，整個華北開始淪陷。

榮氏企業所在的濟南、上海、無錫、武漢相繼落入敵手。

茂新一廠被炸得全毀，申新三廠庫存的五萬多擔棉花、三千多件棉紗、六萬余匹棉布和數千噸煤，要么被日軍搶走，要么被澆上柴油架上硫磺炸毀。

經濟損失按戰前幣值計算，高達5281萬元，這是一個讓人看了頭皮發麻的數字。

這是榮家歷史上遭受的最慘烈一次打擊，整整打掉了榮氏兄弟半輩子的積累。

但讓榮德生更難以接受的，還不只是那些燒掉的廠房和炸毀的機器。

1941年，日本人開始打榮氏紗廠的主意，汪偽政權的外交部長褚民誼親赴上海，在國際飯店擺下宴席，要榮德生把申新一廠、八廠讓渡給日本豐田紗廠。

榮德生連飯都沒去吃，只派兒子代為傳話："不賣。"他自己說得干脆："我是中國人，決不把中國的產業賣給外國人。"

沒有任何大道理，卻是一個實業家在那個年代能說出的最有分量的話。比任何鏗鏘的宣言都更結實。

1945年抗戰勝利，榮家開始重整舊業，滿目瘡痍的攤子慢慢又支棱起來。

可沒幾年安穩日子，內戰打起來了，整個中國又動蕩了。

1948年，有資本有門路的人，一個接一個往香港走，往臺灣走，往海外走。

榮家的人也面臨同樣的抉擇，榮宗敬這一支的子孫，早已陸續離開了大陸。

榮德生卻坐在無錫高恩路的老宅子里，聽著一撥又一撥催他走的聲音，始終沒有動。

他專程從無錫趕到上海，在高恩路住所明確表態："不離開大陸。"

他還攔住了三兒子要把申新三廠的設備拆遷去臺灣的念頭，說什么都不答應。

這個"不走"，在當時看來，多少有點孤注一擲的味道。

但榮德生心里的邏輯很簡單——我這輩子的根在這里，廠在這里，工人在這里，跑了算什么事。

就這樣，榮德生留了下來，和他那批廠子，一起留在了新中國的土地上。

【三】榮毅仁的那一支鋼筆和那摞大紅色的協議書

榮德生在1952年7月29日去世，終年七十七歲。

他沒能看到新中國建設的大潮真正涌來，也沒有親眼目睹接下來發生的那一切。他留下來的這份家業，由兒子榮毅仁接手。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榮氏家族大多數成員已經陸續遷往海外，榮毅仁卻做了一個與大多數人相反的選擇——留下來，成為榮氏家族企業在大陸的代表。

1950年起，他出任申新紡織公司總管理處總經理，開始主持榮氏企業在新政權下的經營。

接下來的幾年，國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開始提速。

對于榮毅仁來說，這件事該怎么走，他心里其實很早就想清楚了，沒有什么糾結，也沒有太多的觀望。

1954年3月18日，申新總管理處正式授權榮毅仁辦理無錫申新三廠的合營手續，榮毅仁當天就向無錫市人民政府遞交了申請。

隨后，申新系統的86戶股東開會表決，一致決定由總經理榮毅仁出面申請辦理公私合營手續。

簽字儀式定在1954年7月31日，在無錫舉行。

那天，會場里擺著一疊大紅色的公私合營協議書，紅得格外顯眼，紅得有點不真實。

公方代表是無錫市人民政府紡織管理局局長，私方代表是榮氏企業的董事長榮毅仁。

當天參加儀式的五家企業里，有三家是榮氏的。

榮毅仁走上主席臺，先代表公方講了話，聲音高亢，神情平靜，輪到簽字環節，他再次走上臺，提起筆，在協議書上鄭重地簽下了自己的名字。

那支鋼筆落下去的一剎那，榮家從1900年茂新面粉廠第一臺機器響起來，整整五十四年經營下來的產業，就此完成了歷史上的一次最重要的交接。

合營之后的結果，數據上是好看的。無錫申新三廠僅一年后，生產成本較合營前降低了15.9%，利潤較合營前增加了19%。

茂新面粉廠的設備，當時在全球范圍內也是數得上前三位的先進水平。

這樣的產業規模，率先完成了公私合營，在全國工商界起到的示范效應，遠不是數字能完全衡量的。

1956年1月10日，公私合營全面推進到高潮。

偉人親自南下上海，視察公私合營后的申新九廠，這也是偉人一生中唯一視察過的一家私營企業。

在廠房里，偉人對榮毅仁說："你是大資本家，要帶頭，現在工人階級當家做主了，老板換了。"

榮毅仁回答："公私合營后生產比以前要好。"

偉人離開當天，榮毅仁就代表上海工商界集體寫信，表示要在六天內實現上海全行業公私合營。

六天，把剩下所有的家業都交了出去。

那兩個字背后壓著的分量，是半個多世紀的汗水和選擇。

【四】榮智健的少年歲月、苦年磨礪，以及那張單程證

榮毅仁的兒子榮智健，1942年1月出生于上海。

少年時代的榮智健，是一個標準的"上海公子"。

父親送了他一輛紅色皮座的敞篷跑車，他常常開著跑車在上海街頭兜風，時不時約上同學朋友去和平飯店、紅房子吃飯，花錢大方，性格活絡，體育成績一流，棒球打得尤其出色，大學期間代表上海隊、天津隊參加全國比賽，球場上的時間比教室里多得多。

1959年，榮智健從南洋模范中學畢業，1965年于天津大學電子工程系畢業，隨后被分配到吉林長白山下的小豐滿水電站工作。

那里人跡罕至，偏僻閉塞，零下三十度的嚴寒，大炕、粗糧，工作和生活條件異常艱苦，跟上海公子哥的日子判若云泥。

然后特殊時期來了。榮智健從吉林被下放到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的龔嘴水電站，在那里整整待了八年，一直到1973年才離開。

那八年，他干的是最重的體力活——抬路軌、搬大石、背燒焊用的氧氣瓶上山下山、高空安裝高壓電纜，什么苦活都沒少干。

用他自己后來的話說，那段經歷讓他懂得了很多在順境里學不到的東西，讓他知道一個人在最難的時候能撐到什么地步。

他甚至為了紀念那段歲月，把自己的孩子們按榮家家譜本該使用的"信"字輩，改成了"明"字輩——明白事理，明辨是非，他認為這比"信"更重要。

特殊時期結束后，榮智健調回北京，在電力系統做研究工作。

1978年，改革開放的大門剛推開一條縫，他就做了一個決定：去香港。

去香港的時候，他只拿了一張單程證，還帶著父親給的一百萬港幣作為啟動資金。

單程證的意思，是路已經退干凈了，只能往前走，沒有退路。

他先投奔堂弟榮智鑫和榮智謙在淺水灣的家，隨后加入兩人創辦的愛卡電子公司，從一個沒有股份的受薪經理做起。

幾年后公司出售，他個人拿到了720萬美元，是初始投入的五十六倍多，這一進一出，讓香港商界的人開始認真打量這個大陸來的年輕人。

1987年，榮智健正式加入父親榮毅仁創立的中信集團在香港的分公司中信香港，出任副董事長兼總經理，主導了一系列重大并購項目，陸續將國泰航空、香港電訊、港龍航空等優質資產納入旗下。

1990年，他看準時機，收購泰富上市公司，將其更名為中信泰富，出任集團主席。

中信泰富很快發展成為香港規模最大的綜合性企業之一，業務橫跨基建、航空、地產、貿易，遍及香港及內地多個城市。

到1992年，榮智健已經不再是那個攥著單程證進香港的窮小子了。他在香港商界的分量，早已今非昔比。

1992年春，榮智健回到無錫。他這次回來，心里揣著一件擱置已久的事。

榮家在無錫的幾處舊產業，以申新三廠和茂新面粉廠為核心的這批廠區，1954年通過公私合營移交了國家，轉眼已經過去整整三十八年。

改革開放以后，歷史遺留的財產問題逐漸進入協商渠道，各地都陸陸續續有當年公私合營工商業者的家屬提出補償請求，榮家這一塊，卻一直沒有一個明確的說法。

榮智健找到了相關部門，提出正式的補償協商。

談判過程算是順利，來回跑了幾趟，對方的態度認真，流程也規范。

最終廠區方面拿出了一個數字——一千萬人民幣，一次性了結，雙方簽字畫押，往后各歸各路。

一千萬，在1992年不是小數目。那一年無錫市區一套房子，行情也就是幾萬塊錢，一千萬差不多能買兩百套。換作旁人，掂量掂量也就點頭了。

榮智健在香港已經歷練了十多年，又不是第一次跟人談判，按說這個數字不至于讓他有太多的糾結。

然而他偏偏沒有當場簽字。

他提了一個要求：在正式簽字之前，要去調閱當年公私合營時留存的原始檔案。

這個要求從程序上說完全合理，沒有人能拒絕，檔案也很快調出來了。

那是厚厚的一摞，紙頁都已經泛黃發脆，有些地方墨跡暈開來，字跡模糊，隱約看得出是鋼筆寫的。

里頭有資產評估表、股東名冊、機器臺賬、廠房圖紙，還有當年合營儀式的相關記錄。

榮智健一頁一頁翻著，神情平靜，沒有說話。

翻到某一份內部材料的時候，他的手停住了，停在那一頁上，盯著看，久久沒有翻過去。

那一頁的頁邊，有一行手寫的批注，是當年某個參與經辦的人隨手留下來的，不是正式公文，不是領導批示，就是一句普通的旁注，幾個字，寫得細細的，卻相當工整。

就是那幾個字，讓接下來整整三天，榮智健沒有對任何人開口說起檔案里看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