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地拉那的角度看，人們有時會形成這樣一種印象：安卡拉的關切已近乎固化為一種看法——阿爾巴尼亞過于傾向以色列，一個小國長久以來的平衡策略已失之輕率，地拉那以我們不便明說的代價換取了以色列的善意。

這種印象是否全然公平，尚有討論空間。另一段關系同樣值得關注。

今年春天，塞爾維亞外長在耶路撒冷會見以色列官員后，兩國政府宣布伙伴關系進入以色列方面所稱的新階段。

雙方啟動了自由貿易協定談判，同意設立聯合經濟委員會，并為以色列在貝爾格萊德設立常駐經濟使團奠定了基礎。

一位領導人若無需離開本國便獲得這一頭銜，所建立的必然比停機坪上的一張合影更為持久。

不妨審視一下這種友誼的構成，其本質并非情感。

它是雙向流動的鋼鐵。2023年10月之后，數十架貨運航班將塞爾維亞彈藥運往以色列，兩年內出口額急劇攀升。

作為回報，以色列向塞爾維亞出售了該地區最先進的進攻性軍事裝備：射程300公里的火箭彈、價值16億美元（約 108.7億元人民幣）的埃爾比特（Elbit）合同（交付期持續至本年代末），以及貝爾格萊德郊外一家由以色列企業控股的無人機工廠。

這不僅僅是客戶關系。這是一種日益整合的軍事伙伴關系，以色列工業在其中扮演核心角色。

而當多次質疑斯雷布雷尼察種族滅絕定性的米洛拉德·多迪克尋求美國制裁的豁免時，承接該合同的說客恰好是以色列海外共和黨人協會的主席。

制裁于去年秋天解除。貝爾格萊德和巴尼亞盧卡已學會，以色列在種族滅絕問題上的道義權威可以被借用，轉而用于對付本應受到保護的穆斯林——波什尼亞克人和阿爾巴尼亞人——的歷史記憶。

今年，當美國和以色列打擊伊朗時，這段關系面臨了又一次考驗。科索沃完全支持此次行動。阿爾巴尼亞總理更進一步，呼吁將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列為恐怖組織。

武契奇政府則保持與德黑蘭的溝通渠道暢通，一名塞爾維亞官員還將科索沃納入圍繞美軍基地遭襲的討論中，仿佛維護當地一代人和平的北約使命是一種負擔而非穩定力量。這一切似乎并未影響以色列對塞爾維亞的看法。

這正是這段關系值得關注之處。不是貝爾格萊德偶爾偏離以色列立場，而是這些偏離似乎幾乎不帶來政治代價。

有人可能會辯稱，這不過是商業行為：防務工業向能銷售的地方銷售，并不在意買方的更廣泛地緣政治取向。

商業可以解釋交易，卻未必能解釋政治上的縱容。以色列對貝爾格萊德所展現的，似乎已不僅僅是系列合同。它更像是一種戰略關系，愿意容納那些在其他地方可能更難處理的矛盾。

如果這聽起來像是阿爾巴尼亞的片面之詞，那么值得注意：對以色列與塞爾維亞軍事合作的關切已不再局限于地拉那、普里什蒂納或薩拉熱窩。

這些關切也出現在北約和歐盟成員國之中。

克羅地亞總統公開指責以色列幫助武裝塞爾維亞，并充當系統集成商，將這些能力整合到更廣泛的軍事架構中。

他不僅限于言辭，還暫停了與以色列的軍事合作，并拒絕了一項重大的以色列防空系統采購。

克羅地亞政府并非始終認同他的做法，其觀點在國內仍存爭議。他提出的關切是具體的。

它們呼應了巴爾干地區越來越常聽到的低語：核心戰略問題不在于一個小型穆斯林占多數的國家是否與以色列保持關系，而在于當圍繞否認種族滅絕的疑問仍未解決時，一個更大的地區角色是否正在被武裝和增強。

至此，討論不再僅僅是阿爾巴尼亞、波黑或克羅地亞的問題。它成為一個更廣泛的地區性問題。

在此基礎之上，如今又添加了以色列的打擊技術和一座無人機生產設施，以色列工業正幫助將這些能力整合到更廣泛的軍事框架中。

貝爾格萊德郊外正在形成的不僅是一個國家武庫。它或許是歐洲唯一一處，幾乎在所有其他領域相互競爭的地緣政治贊助者圍繞同一個客戶匯聚的地方：中國系統、俄羅斯影響力、與德黑蘭的持續往來，以及日益先進的以色列軍事技術。對于巴爾干地區的觀察者而言，這引發了關于該地區未來戰略平衡的合理疑問。

為什么許多阿爾巴尼亞人對此類事態發展如此憂慮？因為我們的歷史記憶，是由小國利益被視為可以協商的時刻所塑造的。

一個半世紀以來，阿爾巴尼亞人一再被迫捍衛自身政治存在的合法性。這種經歷持續影響著今天對戰略事態的看法。這也是土耳其所熟悉的一段歷史，它曾在談判桌的另一端目睹了諸多相同的變遷。

針對這一論點最強烈的反對意見，需要得到誠實的回答。阿爾巴尼亞也購買以色列武器。

阿爾巴尼亞企業與埃爾比特合作，該國相當一部分國防開支也用于以色列系統。在整個巴爾干地區，隨著各國政府現代化武裝力量，以色列已成為重要的供應商。

因此，問題不在于以色列技術本身，也不在于防務合作的存在。

武器本身不是問題。問題在于它們被整合到的更廣泛的政治和戰略框架。

正因如此，阿爾巴尼亞與以色列的接觸應被理解為一種戰略盤算，而非意識形態偏好。

在地拉那和普里什蒂納，與土耳其關系的重要性幾乎沒有歧義——土耳其仍然是兩國地區愿景和安全伙伴關系中最重要的支柱之一。與以色列的接觸并未改變這一現實。

科索沃總理阿爾賓·庫爾蒂的騰挪空間更為有限。

由于科索沃大使館已設在耶路撒冷，其外交余地更小，他必須謹慎行事，在保護已取得成果的同時維系關鍵關系。

從這個角度看，阿爾巴尼亞的目標從來不是復制塞爾維亞與以色列的關系。而是確保貝爾格萊德不會在一段日益對更廣泛地區具有戰略影響的關系中享有不受挑戰的優勢。

最終，爭論焦點不在于阿爾巴尼亞是否與以色列過于親近。而在于巴爾干地區的戰略關系如何演變，以及這些變化對該地區未來的平衡可能意味著什么。

塞爾維亞成功與國際爭端中常處于對立面的各方建立了牢固關系。這種外交靈活性或許令一些人贊賞，也令另一些人懷疑。無論如何，它值得密切關注。

但全局圖景值得審視。

關于以色列在巴爾干角色的討論，不應始于也終于阿爾巴尼亞。

1878年，地圖在阿爾巴尼亞人缺席的情況下被繪制。如今，情況不同了。阿爾巴尼亞、科索沃及其他地區行為體在塑造自身未來方面擁有更強的自主性、更堅實的伙伴關系和更清晰的聲音。

因此，塞爾維亞不斷擴展的關系所引發的問題不僅僅是阿爾巴尼亞的問題。

它們是地區性問題，而且將在當前爭論平息之后，長期保持其相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