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圖 :《天然子結構》

編者按：

• 六月，全國1290萬考生走出高考考場。當人們討論分數、志愿與升學時，另一群孩子正在尋找別的出口。他們中的一些人休學，一些人陷入厭學與抑郁，一些人因為種種原因離開了原來的軌道。過去一年，教育博主雨林走訪了50多家創新學校、學習社區和教育機構。在那里，人們看見的不是關于未來教育的宏大敘事，而是一群教育者如何陪伴那些無法繼續沿著既定路徑前行的孩子。高考之外，還有許多關于成長的故事正在發生。

“還有沒有別的地方？”

過去一年里，雨林的微信幾乎沒有安靜過。她創建了120個“教育第三條路”微信群。

• “雨林老師，有沈陽的學校推薦嗎？”
• “女兒初中了，想進在家自學的群。”
• “家有A娃，西安有沒有合適的學校？”
• “孩子軀體化癥狀嚴重，想找自然療愈類學校。”

提問題的人來自北京、成都、縣城，也有人剛從國外回來。職業不同，收入和教育背景各異。唯一相似的是，他們似乎都走到了同一個拐點。

2025年5月，雨林開始系統探訪國內創新學校。從北京到成都，從大理到海南，從深圳到桂林，再到浙江、河南、安徽的縣鄉和郊區，她和團隊一年走訪了50多家機構，吸引了15萬用戶關注，社群聚集了9000多個家庭。

出發之前，她準備了關于項目制學習、自主教育、自然教育、混齡教學的問題，這些都是過去十年創新教育領域最熟悉的話題。原以為會和校長們聊這些，但一路下來，她發現，話題總會繞到別處：“孩子還能不能回到正軌？”“休學之后怎么辦？”“不愿見人，又能去哪兒？”她開始好奇：這些孩子究竟是誰？他們為什么會在同一個時間坐標里尋找“別的地方”？

一次探訪途中，她經過一座叢山間的峽谷大橋。橋上車輛川流，橋下深不見底。站在橋上，她低頭看了一眼橋下的峽谷。那一刻，她忽然想起手機里那些不斷涌來的消息。

不是每個孩子都能一直走在橋上。

01

2017年，雨林的兒子剛上一年級。因為認字問題被老師留堂，老師建議盡早報班。她有些意外，幾年前大女兒讀小學時，還沒有如此明顯的超前學習氛圍。那一年，校外培訓行業如日中天。競爭被視為理所當然，教育投入也被相信終將獲得回報。

2021年，“雙減”落地后的那個暑假，大女兒進入初中。培訓班陸續關停，競爭卻沒有消失。家長們私下尋找老師，學習資料在家長群里流轉，新的焦慮替代舊的焦慮。那一年，轟轟烈烈的行業轉向開始，但關于教育的困惑反而愈發明顯。

到了2025年，女兒曾經就讀的一所著名創新學校突然爆雷。與此同時，大批家長開始涌向她的賬號和社群，咨詢學校，咨詢轉學，尋找各種體制外的可能性。這一次，人們討論的不再只是如何贏得競爭。穩定，變得和成功一樣重要。

后來回頭看，2017年、2021年、2025年，像三塊路牌立在同一條路上。

探校一年后，雨林試著給社群里的9000多個家庭做過一次粗略統計，結果有些出乎她的意料。超過60%的孩子無法繼續適應原有的教育節奏，他們處于厭學、休學、抑郁或者長期停滯狀態；約30%的孩子擁有明顯興趣和特長，卻很難在標準化評價體系里找到位置；剩余10%則屬于ADHD、孤獨譜系、讀寫障礙等需要特殊支持的人群。

數字背后的人群遠比統計表里的比例具體。

占比最高的是那些原本沒有打算離開的家庭。他們和大多數人一樣，上學、補課、考試、升學，沿熟悉的軌道向前。直到某一天，孩子頻繁請假，拒絕去學校或者把自己關進房間。有人連續幾個月晝夜顛倒，有人出現明顯的軀體化癥狀，有人休學后不知道下一步往哪邁。雨林發現，這些家庭很少再討論重點班和升學率，他們討論睡眠、情緒、孩子什么時候愿意出門。相比未來，他們首先面對的是眼前，“先把今天過下去”。

還有一些家庭是在主動尋找另一種可能。過去一年，雨林在大理、桂林、海南見到不少這樣的父母。他們不反對應試教育，也不認為傳統學校毫無價值。只是隱約覺得，孩子不該只有一種長大的方式。比起分數和排名，他們更在意另一件事：孩子是否還能保持探索世界的熱情。他們希望孩子擁有選擇的權利。

第三類家庭長期處于主流教育討論之外。探訪浙江初陽書院之后，雨林曾在社群里提到學校專門面向ADHD、孤獨譜系和讀寫障礙兒童開設支持項目。原本是一條普通的探校分享，沒想到短時間內，有上百個家庭主動舉手。過去很長時間里，這些家庭奔波于醫院、康復機構、培訓班和學校之間。他們想找到的并不是什么特殊通道，只是一個孩子能待下去的地方。

離開的原因各不相同。有人被迫退出，有人主動轉身，有人從一開始就無法進入那條標準化路徑。他們開始尋找新的可能，那些散落在城市邊緣、鄉村、社區和山谷里的學校與學習社區，也因此重新進入人們的視野。

02

過去一年里，雨林走訪過的學校彼此差異巨大。大的學校可以容納3400多名學生，小的不過5個孩子。對于一些孩子而言，學習從來不是最緊迫的問題，重新開始生活才是。

成都蒲江的青少年生命復元學習社區接收了一些厭學、休學和抑郁狀態下的青少年。每個學生有一位成長導師，老師和學生一起生活，一起吃飯，一起散步，一起度過那些看起來再普通不過的日子。第一次去到那里時，雨林一直試圖尋找某種特殊的方法，她想知道，孩子們為什么會發生變化。后來發現，老師們很少談方法，他們最常說的一句話是：“沒什么奇跡，只是日復一日的陪伴。”

大理心天賦社區所在的是一棟普通三層小樓。一樓是廚房、餐廳和公共空間。二樓三樓用于住宿和活動。公共區域的桌上擺著沒有下完的國際象棋，角落里堆放著各種型號的玩具槍，那是專門為一位阿斯伯格綜合征孩子設置的互動區域。負責人郝哥告訴雨林，很多時候，他們做的事情是鼓勵并陪伴學生，出門買一杯奶茶，幫忙倒一次垃圾，一起吃一頓燒烤。后來，他干脆把鄰居的燒烤店盤了下來，愿意參與的孩子可以自己烤串、收銀、招呼客人。不愿意參與的人也沒關系，可以只是坐在那里。

北京宋莊的洞回學社，雨林連續去了三次。洞回學社自我定義為成長危機青少年的“人生中轉站”。里面讓雨林印象最深的是一個女孩的故事：她被父母送去戒網癮學校八個月，被強制帶離接受“行為矯正”，那段經歷讓她長期陷入痛苦，逐漸失去了對他人的信任。來到洞回之后，女孩用了很長時間慢慢走出來。沒人為她制定嚴格計劃，也沒有人催促她改變。更多時候，人們只是陪伴她，等待她重新開口說話，等她重新愿意和別人待在一起，等她重新相信別人。創始人王周鵬說起柏拉圖的“洞穴寓言”，看到真相的人再回到洞里是危險的，但總要有人回去。

一年探訪下來，雨林聽見最多的詞是：陪伴、關系、生活、等待。許多教育者坦言，他們所做的事情甚至算不上創新教育，至少不是外界想象中的創新教育。他們面對的往往只是一個具體的人：一個不愿出門的人，一個拒絕交流的人，一個失去方向的人。

先讓他恢復一點點行動力，恢復一點點好奇心，恢復一點點與世界發生關系的能力。然后，再談其他。他們做的，是正常的教育。

03

16歲那年，安安休學了。雨林在成都三川學社見到她。

當天，她站在開放日活動的舞臺中央擔任主持人。安安告訴大家，自己曾長期處于高壓的學業環境里。后來進入三川，慢慢找回了生活節奏。如今，她已經成為學生社長，負責組織活動和協調學生事務。開放日的主題叫《斜杠青年與斜杠工作》，分享者里有各類年輕人。雨林喜歡的脫口秀演員大國手是三川的哲學導師；炳勛是三川最早的學生，畢業后做過吉他手，后來成了一名會彈琴的玻璃匠。

開放日里，人們談論興趣、工作、責任，也談論選擇之后要面對什么。提問環節，一位家長問：“這么好的學校似乎不為人所知，它怎么活下去？”沒等社長李松林回答，安安在臺上大聲說：“我愛三川，這是一所很好的學校，希望我的學校能活下去。”

好奇學習社區由于羅振宇在跨年演講上推薦為人們所知。事實上，它沒有固定教室，整個玉林路的書店、咖啡館、公園、展覽館，甚至整座城市，都是他們的課堂。學生們告訴雨林，“到了成都，你是找不到好奇學習社區的，但到處都可以是好奇學習社區。”當被問到是否考慮擴張、是否會在北京開設校區時，創始人池曉搖了搖頭：“沒計劃，也沒那個精力，生存依然有問題。”

類似的嘗試也出現在BOSA播撒社區。創始團隊成員來自投資機構、互聯網企業和科研領域。社區里的年輕人參與項目、實踐和真實任務，也要自己面對選擇帶來的后果。創始人老唐告訴雨林，進入社區以后，家長需要“退居二線”，把更多決定權交給孩子和社區，這往往是最困難的一步。

去年秋天，雨林發布了一條關于北京日日新學堂的視頻。視頻里的學校并不“先進”，操場是沙土地，樹上掛著孩子們攀爬的身影。校長朱志強指著樹干上的紅布條說，那是爬樹的安全警戒線。雨季來臨時，孩子們會跑到沙坑抓蛤蟆和青蛙，弄得滿身是泥。這條視頻獲得了超過50萬次播放。評論區里，有人留言：“這不就是我們小時候的學校嗎？”

在桂林森林谷實驗小學，孩子們種菜、收菜，沿著后山辨認花草昆蟲，撿拾樹枝和石頭制作手工。村莊、古道和樹林都是課堂。在那里，一位比利時籍母親告訴雨林，很多在桂林生活的外國家庭都會把孩子送來這里。她們在學校附近租房定居，只希望孩子能夠熱愛生活、內心豐盈。

浙江龍游的初陽書院，則讓另一群長期被忽視的孩子有了去處。孩子們收集桂花制作桂花蜜，撿拾昆蟲制作標本，種植蘿卜，照顧小動物。從播種到收獲，從照料到告別，完成一輪完整的生命教育。探訪內容發布后，隨后幾個月，約40組家庭前往學校實地探訪，一些孩子留了下來。

04

探訪一年后，雨林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除了北京、成都和大理，很少有城市能同時聚集多家創新學校，它們更多地散落在城市邊緣、城鄉結合部、縣城和村莊，有藏在居民樓里的，有開在農場旁邊的，有的干脆是幾組家庭共同維持的微型學習社區。從地圖上看，它們像一些零散分布的孤島，彼此之間難以連成陸地。

在大理，當地朋友告訴雨林，如果認真去搜尋，面向青少年的學習社區可能有上百個。但真正進入其中之后，她發現許多機構異常謹慎。很多創辦者拒絕陌生探訪，只接受熟人推薦或者家庭共建。有些社區不會公開具體位置。對于這些機構來說，保持低調是一種生存本能。

很多學習社區并不具備學校辦學資質，必須自覺守住那條看不見的邊界。尋找這類社區的人越來越多，而它們卻很難長大。

雨林給創新教育大致分了四種形態：課程型、實踐型、自主學習型以及療愈型。面對的家庭全然不同，但幾乎所有機構都會遇到同一道難題：生存。

探訪過程中，雨林見過少數規模較大的創新學校，但真正構成這一領域主體的，仍是幾十個孩子、十幾個孩子，甚至幾個孩子組成的小型社區。招生波動、教師流動、場地變化，都可能直接影響機構運轉。很多創辦者坦言，辦一所創新學校不難，難的是把它辦下去。

更深層的困難來自人。一個愿意長期陪伴孩子的老師，一個能與家庭建立信任關系的創辦者，一個穩定運轉多年的社區文化，這些東西無法像課程一樣復制，也不能像商業模式一樣快速擴張，許多機構因此天然傾向于保持小規模，而小規模意味著長期處于脆弱狀態。

雨林逐漸意識到，這或許也是創新教育始終難以形成規模化生態的原因之一。許多機構最重要的資源不是課程，而是關系；最核心的資產不是校舍，而是人。問題在于，這些東西往往無法被標準化復制。它們能支撐一所學校存在，卻未必能撐起一門“生意”。

回到大理。許多學習社區的創辦者最初并不是教育從業者，他們往往是父母。因為找不到合適的學校，才開始自己搭建新的學習空間，后來吸引來朋友、鄰居和認同理念的家庭。這些機構的誕生方式，決定了它們更像一種社區，而非標準意義上的學校。一開始，它們回應的就是具體的人，而不是抽象的市場。

雨林感覺，創新教育形成了需求，卻遠遠沒有形成生態。五年前，創新學校討論的是如何培養與眾不同的人，那時它們帶著某種先鋒主義色彩，像實驗室，也像理想國。但雨林這一年看到的，已經不是同一個世界。今天，眾多創新機構面對的，不再是如何讓一個孩子走得更遠，而是如何讓一個孩子重新出發。尋找第三條路的人變多，能夠提供第三條路的地方依然零散、脆弱，隨時可能消失。

這或許是一個時代的課題。教育從來不是孤立的教育問題，它映照社會情緒、階層預期和時代的脈動。一個社會的教育是否多元，不僅取決于它能培養多少優秀的人，也取決于它能否為那些暫時掉隊、走得緩慢，甚至拒絕奔跑的人保留空間。

雨林常回想起那座峽谷大橋。橋上車流不息，速度越來越快。橋下，那些被反復問起的問題依舊沒有消失：“還有沒有別的地方？”所謂第三條路，從來不止于另一類學校，它更像是一種社會能力，當有人偏離主路，依然有人愿意接納，理解，等他重新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