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老媽去街道蓋章折騰了19趟沒成，身為省委組織部副部長的我暗中返鄉，直接打給縣長：老班長，你手下這效率真高，我親媽都得在那等著？

“你手下這效率真高，我親媽都得在那等著？”

電話那頭沉默了三秒，隨后傳來縣長壓低聲音的試探：“老領導，您……怎么回來了？”

我沒接話，掛斷后只是站在街道辦事處對面，看著母親第四次被工作人員推出門。

十九趟，一個章，從初秋跑到深冬。

我這次回來，沒亮證件，沒驚動市里，甚至連司機都沒帶。

但就在剛才，我注意到那個負責蓋章的小窗口里，貼著一張我剛簽發不久的紅頭文件復印件——關于全省“放管服”改革督查的緊急通知。

而更巧的是，縣里剛上報的整改報告，簽名欄上正是我的老班長。

窗外的暮色漸濃，母親終于佝僂著背往回走，懷里還揣著那份蓋不上章的材料。我撥出了第二個電話，這次打給了省紀委的老同學。

有些事，總要拆開來看才知道，究竟是誰在等誰......

我叫周文斌，今年四十二歲，在省委組織部當副部長。

晚上九點多，我還在辦公室看一份關于干部作風的文件，手機響了。

是我弟弟周文濤發來的語音消息。

我點開聽。

“哥，媽的事我實在憋不住了。”

“街道那個殘疾證蓋章，從去年秋天跑到今年開春，整整十九趟了。”

“十九趟啊，一趟都沒辦成。”

“今天媽又去了，回來說辦事的人讓她下周一再去，材料還得補。”

“媽腿腳不好你又不是不知道，從家到街道辦那三公里路，她每次都是走著去的。”

“回來的時候天都黑了。”

弟弟的聲音有點抖，像是壓著火。

我沒馬上回他。

過了幾分鐘，他又發來一條。

“哥，我不是想給你添麻煩。”

“可這事太氣人了。”

“昨天我在菜市場碰見街道辦王主任的小舅子，他說他辦營業執照變更，上午送材料下午就拿到了。”

“憑什么啊？”

“就因為他姐夫是主任？”

我放下手機，從通訊錄里翻出母親的號碼。

電話響了十來聲才接通。

“文斌啊。”

母親的聲音聽著有點喘。

“媽，您在家呢？”

“剛到家，走得急了點。”

“文濤跟我說了，您最近老往街道跑？”

“沒事沒事。”

母親趕緊說。

“就是辦個證，跑幾趟正常的。”

“您跑了多少趟了？”

“沒多少，十來趟吧。”

“文濤說是十九趟。”

電話那頭沉默了一會兒。

“這孩子，跟你說這個干啥。”

“你在省里工作忙，別操心這些小事。”

“媽，這怎么是小事呢？”

“真是小事。”

母親的聲音輕了下來。

“可能就是材料沒備齊，我多跑幾趟就行了。”

“您把每次去的時間、見了誰、人家怎么說的，都記下來了嗎？”

“記那干啥。”

“您告訴我，最后一次去是什么時候？”

“今天下午。”

“辦成了嗎？”

“沒，說還缺個啥證明，讓我下周一再去。”

掛斷電話，我靠在椅子上，閉了會兒眼睛。

母親不是我的生母。

我六歲那年，親生父母出車禍都沒了。

是母親把我從福利院領回家，一個人把我拉扯大。

她那時候在紡織廠上班，三班倒，工資不高。

我記得最清楚的是我上初二那年。

學校組織去省城參加數學競賽，要交一百五十塊錢。

那時候一百五十塊是母親大半個月的工資。

她沒說什么，下班后去菜市場幫人看攤子，看了整整一個星期。

晚上回來還要給我做飯。

“文斌啊，好好考。”

她把錢塞給我時這樣說。

“媽沒本事，就能供你讀書。”

“你出息了，媽就高興。”

后來我考上大學，考上公務員，一路走到今天。

每次回家，她總是說：“看看，我兒子多爭氣。”

現在，這個養我長大的老人，為了蓋一個章，在街道辦和家之間走了十九趟。

我打開電腦，查了清河街道的基本情況。

清河街道屬于懷安縣，離省城八十多公里，下轄八個社區，常住人口一萬多人。

街道黨工委書記叫孫建國，五十一歲。

辦事處主任叫李紅梅，四十八歲。

副主任里有個叫趙德海的，四十六歲，分管民政。

我又查了懷安縣的班子。

縣委書記姓鄭，叫鄭國棟，五十六歲。

縣長叫吳建軍，五十三歲。

吳建軍。

這個名字讓我頓了頓。

九年前，我在市委組織部當科長的時候，吳建軍是市財政局的處長。

我們在一個培訓班待過三個月。

那時候覺得他這人實在，做事也認真。

后來他調到懷安縣當縣長，聯系就少了。

如果是他管的縣，不該出這種事才對。

我點開懷安縣政府工作報告，看到一段話。

“持續推進‘一窗通辦’改革，優化辦事流程，提升服務效能。去年群眾滿意度調查顯示，我縣政務服務好評率達到百分之八十八點三。”

八十八點三。

我盯著這個數字看了好一會兒。

我給弟弟回了條信息。

“媽這十九趟，每次因為什么沒辦成，你能想起來多少？”

“大部分都記得，我記在本子上了。”

“拍給我看看。”

幾分鐘后，照片發過來了。

第一趟，去年十月八號，說表格是舊版的，要用新表。

第二趟，十月十五號，說照片底色不對，要白底的。

第三趟，十月二十二號，說社區證明沒寫清楚殘疾等級。

第四趟，十月三十號，說醫院診斷書缺科室主任簽字。

第五趟，十一月七號，說身份證復印件不清晰。

一直記到第十九趟，今天，說趙副主任不在，沒人審批。

我看完這些記錄，手指在桌面上敲了敲。

十九個理由。

每個理由單獨看都像那么回事。

放在一起看，就是故意刁難。

我拿起桌上的內線電話。

“小張，明天后天我請兩天假，家里有點事。”

掛掉電話，我從柜子里拿出一件半舊的夾克和一條洗得發白的褲子。

這套衣服是我平時下基層調研穿的。

十九趟。

這個數字像根針，扎在我心里。

我關掉辦公室的燈，下樓開車回家。

路上我想起母親年輕時的樣子。

那時候她在紡織廠擋車，三班倒，下班回來累得腰都直不起來。

但還是要先檢查我的作業。

“文斌，作業寫完了沒？”

“寫完了。”

“拿來媽看看。”

她戴著老花鏡，一個字一個字地看。

看到錯題，就讓我改。

改對了，她就笑。

改不對，她也不罵，就一遍遍講。

現在，這個為我操了一輩子心的老人，在街道辦事處的門口，被擋了十九次。

三月二十六號早上六點，我開車出了門。

為了不惹眼，我開了家里那輛開了七年的灰色轎車，車身上還有沒洗干凈的泥點。

我換上舊衣服，戴了頂鴨舌帽，看起來像個普通中年人。

從省城到清河街道要兩個多小時。

街道的主街不寬，兩邊是些老房子，有幾家小超市和飯館。

街道辦事處在一棟五層的樓里，門口掛著牌子。

我把車停在街對面，走路過去。

院子里有個小廣場，停著幾輛車。

一樓是辦事大廳，玻璃門上貼著“便民服務中心”幾個字。

我推門進去。

大廳里有十來個人在排隊。

有老人，有中年人，也有年輕人。

六個窗口開了四個，工作人員在里面忙著自己的事。

我在后排找了個位置坐下，看著。

最右邊的窗口，一個五十來歲的男人正在跟工作人員說話。

他手里拿著一沓材料，說話聲音有點急。

“同志，我這個材料真的齊了，您再看看。”

窗口里是個三十出頭的女人，燙著卷發，涂著口紅。

她頭都沒抬。

“不行，你這個缺個章。”

“上次來您沒說缺章啊。”

“上次是上次，這次是這次。”

女人的語氣硬邦邦的。

“你回去把章蓋了再來。”

“可這個章得去區里蓋，一來一回又得一天。”

“那我不管，規定就是這樣。”

“同志，我這事挺急的，孩子上學要用......”

“急也沒用，下一位！”

男人張了張嘴，還想說什么，但最后還是閉上了。

他轉過身，慢慢往外走。

我看到他眼圈有點紅。

我跟了出去。

“大哥，等等。”

他回頭看我。

“你是？”

“我也是來辦事的。”

我掏出煙遞給他一根。

“聽您剛才說，這事跑了好幾趟了？”

他接過煙，點上，狠狠吸了一口。

“第五趟了。”

“每次來都說缺東西，今天缺這個，明天缺那個。”

“您辦的是什么？”

“給孩子辦助學金證明，需要街道蓋章。”

他苦笑了一下。

“本來以為很簡單的事，沒想到這么難。”

“街道沒有加急的通道嗎？”

“有啊。”

他指了指大廳里一個掛著“綠色通道”牌子的窗口。

“但那得領導批條子，咱們普通老百姓，上哪兒找領導批條子去？”

“那什么人能用綠色通道？”

“還能有誰？”

他壓低聲音。

“有關系的人唄。”

“上個月我來的時候，看見街道劉副書記的侄子來辦營業執照，直接走綠色通道，幾分鐘就辦好了。”

“我問工作人員，人家說那是‘特殊情況’。”

我沒再問，拍了拍他的肩膀。

回到大廳，我走到綠色通道窗口。

窗口里坐著個四十來歲的男人，穿著白襯衫，頭發梳得整齊。

胸前掛著工作牌：陳志剛，大廳負責人。

“您好，我想問問，綠色通道怎么申請？”

陳志剛抬起頭看我。

“你辦什么業務？”

“我就問問流程。”

“綠色通道是針對特殊情況的，需要領導批準。”

“什么算特殊情況？”

“比如緊急就醫、重大項目、特殊群體這些。”

他頓了頓。

“你是哪個社區的？”

“我是光明社區的。”

“哦。”

他點點頭。

“認識街道領導嗎？”

這個問題問得很直接。

“不認識。”

“那你就走普通窗口吧。”

他低下頭，繼續看手里的文件。

我沒走，接著問。

“如果事情確實急，但不認識領導，有沒有別的辦法？”

陳志剛皺了皺眉。

“我說了，綠色通道需要領導批準。”

“哪位領導批？”

“分管民政的趙德海副主任。”

“趙副主任在嗎？”

“在樓上辦公室，不過他不直接接待群眾，你得先預約。”

“怎么預約？”

“打電話。”

“電話多少？”

“自己去門衛那兒問。”

我轉身出了大廳，走到門衛室。

門衛是個六十多歲的大爺，正在聽收音機。

“大爺，我想找趙副主任，他辦公室電話您知道嗎？”

大爺關掉收音機。

“找趙副主任？你有預約嗎？”

“沒有。”

“那電話打了也沒用，他不接陌生電話。”

“那怎么辦？”

大爺上下打量了我一眼。

“你是來辦事的吧？”

“對。”

“辦什么事？”

“想問問綠色通道的事。”

“那個啊。”

大爺笑了笑。

“你找趙副主任也沒用，他不會隨便批條子的。”

“那什么人能批到條子？”

大爺的笑容有點意味深長。

“你要是認識街道的人，或者認識街面上有頭有臉的人，那就好說。”

“要是不認識呢？”

“那就老老實實排隊吧。”

我謝過大爺，走出門衛室，在院子里轉了轉。

辦事處院子不大，前面是辦公樓，后面有個食堂。

快到中午了，食堂里飄出飯菜香味，有幾個工作人員往那邊走。

我跟著進了食堂。

食堂分兩邊，左邊是工作人員吃飯的地方，右邊是小灶。

我在左邊找了個角落坐下，要了一碗面條。

正吃著，我看到一個熟悉的身影。

她穿著一件深藍色的外套，褲子洗得發白，手里拎著個布袋子。

在食堂門口站了一會兒，沒進來。

轉身走到院子角落的一棵樹下。

從布袋子里拿出一個饅頭，就著水吃起來。

是我的母親。

她的手比以前更粗糙了，頭發白了一大半。

背有點駝。

我放下筷子，站起來。

但我沒走過去，就站在食堂門口看著。

她吃得很慢，咬一口饅頭，喝一口水。

可能是饅頭太干，她咽得有點困難。

吃到一半，她突然咳嗽起來。

咳了好一陣才停。

我轉過身，靠在墻上，閉上了眼睛。

我想起她年輕時的樣子。

那時候她在紡織廠上班，每天站著工作八個小時。

下班回來，腿都是腫的。

但她還是要給我做飯，檢查作業。

“文斌，今天老師講什么了？”

“講了幾何。”

“難不難？”

“有點難。”

“哪兒難？媽看看。”

她雖然沒上過幾年學，但總要我把作業拿出來，她看著。

現在，這個為我付出了一輩子的老人，在街道辦事處的院子里，吃著冷饅頭。

為了蓋一個章，跑了十九趟。

我睜開眼睛，深吸一口氣，走出了院子。

我沒去跟她相認。

我要先弄清楚，到底是誰在為難她。

下午兩點，我又回到辦事大廳。

那個燙卷發的女人還在窗口。

我走過去。

“你好，我想辦個證明蓋章。”

她抬起頭。

“辦什么？”

“殘疾證蓋章。”

“材料帶齊了嗎？”

“需要哪些材料？”

她遞給我一張紙。

“填這個表，然后要身份證復印件、戶口本復印件、社區證明、醫院診斷書，還有兩張一寸照片。”

“都帶齊了今天能辦完嗎？”

“不一定，得看領導有沒有時間批。”

“哪位領導批？”

“趙副主任。”

“他今天在嗎？”

“在是在，但不一定有時間。”

她的語氣很不耐煩。

“你先把材料備齊了再說。”

我拿著表格走出大廳，給弟弟打了個電話。

“文濤，媽這十九趟，每次都是誰接待的？”

“大部分都是個姓劉的女人，叫劉玉玲。”

“劉玉玲？”

“對，街道民政科的工作人員。”

“好，我知道了。”

掛掉電話，我打開手機，查了查清河街道的人員信息。

民政科確實有個叫劉玉玲的，三十三歲，在街道工作八年了。

我又查了綠色通道的使用記錄。

這個需要權限，我暫時查不到。

但我有別的辦法。

我撥通了市政府辦公室副主任王明的電話。

“王主任，我是周文斌。”

“周部長！您有什么指示？”

“幫我個忙，查一下懷安縣清河街道辦事大廳的監控系統和辦事記錄，最近三個月的。”

“這個......需要什么理由嗎？”

“就說省里在做基層服務效能調研，需要一些數據。”

“好的，我馬上聯系。”

半小時后，王明回電話了。

“周部長，懷安縣那邊說需要縣里領導批準才能調取。”

“你告訴他們，如果不行，我就讓省委督查室直接發函。”

“別別別，我再去溝通。”

又過了二十分鐘，王明再次打來。

“周部長，搞定了，縣信息中心說今天晚上就把資料發您郵箱。”

“謝謝。”

“周部長客氣了，應該的。”

晚上七點，我在街道附近找了家小旅館住下。

旅館老板娘是個五十多歲的大姐，話挺多。

我趁機跟她聊起來。

“大姐，咱們街道辦事好辦嗎？”

“好辦啥呀！”

大姐一擺手。

“現在辦個事，沒熟人根本辦不成。”

“我閨女去年辦生育證明，跑了七八趟，最后托了人才辦下來。”

“托的誰？”

“托的我外甥，我外甥在街道城管科，認識民政科的小王。”

大姐壓低聲音。

“劉玉玲那個人，勢利得很，你要是不給她點好處，她能拖你一年。”

“這么厲害？”

“可不是嘛！”

“前陣子隔壁樓的老李頭辦低保，材料齊齊全全的，劉玉玲就是不批，說還要研究。”

“老李頭后來托人給她送了兩桶油，第二天就批了。”

“街道領導不管嗎？”

“領導？”

大姐哼了一聲。

“領導更黑！”

“趙德海管民政，他手底下那些人，哪個不看他臉色？”

“聽說他閨女在省城上學，學費都是下面人湊的。”

“沒人舉報嗎？”

“誰敢舉報啊？”

大姐搖搖頭。

“街道就這么大，你今天舉報，明天全街道都知道是你。”

“到時候不光你的事辦不成，你家人的事也難辦。”

我沒再問下去。

第二天上午九點，我收到了郵件。

郵件里有三份文件：辦事大廳監控錄像、窗口辦理記錄、綠色通道使用臺賬。

我先看窗口辦理記錄。

記錄顯示，最近三個月來辦事的人里，有十九次是我母親的名字。

第一次，去年十月八號，辦事人：王秀蘭（我母親），事項：殘疾證蓋章，經辦人：劉玉玲，結果：表格不符，退回。

第二次，十月十五號，辦事人：王秀蘭，事項：殘疾證蓋章，經辦人：劉玉玲，結果：照片不符，退回。

第十九次，三月二十六號，辦事人：王秀蘭，事項：殘疾證蓋章，經辦人：劉玉玲，結果：領導未審批，待辦。

十九次，全是劉玉玲經辦。

十九次，全是退回或待辦。

我打開綠色通道使用臺賬。

臺賬顯示，最近三個月用了綠色通道的，一共三十八件。

我一條條看下去。

第一件，去年十月十號，辦事人：李紅梅丈夫張建國，事項：戶口遷移，批準人：趙德海，當天辦結。

第二件，十月十八號，辦事人：孫建國外甥陳偉，事項：營業執照變更，批準人：趙德海，當天辦結。

第三件，十月二十五號，辦事人：街道超市老板趙大富，事項：衛生許可證，批準人：趙德海，當天辦結。

我把這三十八件都列出來，分了分類。

街道領導親屬：九件。

街道工作人員親屬：十三件。

轄區企業老板：十六件。

普通群眾：零件。

我看著那個“零”字，手指在桌面上敲了敲。

三十八件綠色通道，沒有一件是給普通老百姓用的。

我打開監控錄像，找到三月二十六號下午的片段。

畫面里，我母親拎著布袋子走進大廳。

她在普通窗口排了二十多分鐘的隊。

輪到她了，劉玉玲看了一眼材料，說：“趙副主任不在，你下周再來吧。”

母親愣了一下。

“同志，我這事挺急的，能不能先辦著？”

“不行，這個必須趙副主任批。”

“那他什么時候回來？”

“不知道，可能今天，可能明天。”

母親還想說什么，劉玉玲已經揮手讓她走。

“下一位！”

母親站在那兒，呆了幾秒鐘。

然后她走到綠色通道窗口，小聲問陳志剛：“同志，我這個能走綠色通道嗎？我已經跑了很多趟了。”

陳志剛頭都沒抬。

“綠色通道要領導批，你有批條嗎？”

“我......”

“沒有就回去等著。”

母親沒再說話，低著頭走出了大廳。

我關掉視頻，點了根煙。

煙霧在房間里飄散。

我又翻出母親第一次去辦事那天的記錄。

去年十月八號上午九點，母親到窗口交材料。

劉玉玲收了材料，說：“這個表格是舊版的，要用新表。”

母親說：“我在社區拿的，社區的人說就是這個表。”

劉玉玲說：“那是舊表，新表在街道網站上有，你自己去下載打印。”

母親說：“我不會用電腦。”

劉玉玲說：“讓你家里人幫你下載。”

就這樣，第一次被退回。

我查了清河街道的網站，表格下載欄里確實有殘疾證申請表。

上傳時間是去年九月三十號，比母親第一次去辦事早了八天。

也就是說，母親從社區拿的表，確實是舊版的。

但同一天，同樣是來辦殘疾證的，還有兩個人。

一個叫孫建軍，上午十點半到窗口，用的也是舊表，但劉玉玲給他辦了，當天蓋章。

另一個叫趙麗華，上午十一點到窗口，也是舊表，也當天辦結了。

我查了這兩個人的信息。

孫建軍，街道辦事處司機。

趙麗華，街道財政所出納。

我靠在椅子上，閉上了眼睛。

不是表格的問題。

不是材料的問題。

不是流程的問題。

問題在于，你是誰。

如果你是街道的人，或者認識街道的人，舊表也能用，材料不齊也能辦。

但如果你只是個普通老百姓，那就得按“規矩”來。

他們定的規矩。

我打開通訊錄，找到吳建軍的號碼。

手指在屏幕上停了一會兒，我還是撥了出去。

電話響了四聲，接通了。

“喂？”

吳建軍的聲音聽著有點疲憊。

“吳縣長，我是周文斌。”

電話那頭安靜了幾秒。

“文斌？哎呀，老同學，怎么想起給我打電話了？”

“有點事想跟你聊聊。”

“什么事？你說。”

“關于清河街道辦事大廳的。”

電話那頭又安靜了幾秒。

“清河街道？出什么事了？”

“吳縣長，我問你個問題。”

我的語氣很平靜。

“你知道清河街道的‘綠色通道’嗎？”

“知道啊，那是我們縣里推行的便民措施，專門為特殊情況設置的。”

“那你知道最近三個月，這個綠色通道辦了多少件事嗎？”

“這個......具體數字我不太清楚，但應該不少吧？”

“三十八件。”

我說。

“其中街道領導親屬九件，工作人員親屬十三件，企業老板十六件，普通群眾零件。”

電話那頭的呼吸聲重了一些。

“文斌，你這個數據哪來的？”

“縣信息中心的臺賬。”

“你查這個干什么？”

“因為我母親，在清河街道辦殘疾證蓋章，從去年十月到今年三月，跑了十九趟，到現在還沒辦下來。”

電話那頭徹底沒聲音了。

過了十幾秒，吳建軍的聲音才響起來，這次嚴肅了很多。

“文斌，這事我真不知道。如果真是這樣，那是我們工作沒做好。我明天就派人去查......”

“不用了。”

我打斷他。

“我已經查清楚了。問題出在街道副主任趙德海身上，還有民政科的劉玉玲，大廳負責人陳志剛。”

“你現在在哪兒？”

“我在清河街道。”

“你......”

吳建軍的聲音有點緊。

“你是以什么身份來的？”

“私人身份，來看看。”

“文斌，這事你先別聲張，我明天......”

“吳縣長。”

我的聲音冷了下來。

“我再問你一個問題。去年你們縣報的政務服務滿意度，是多少？”

“八十八點三。”

“這個數怎么來的？”

“我們委托第三方機構做的調查......”

“調查了多少人？”

“這個......”

“我告訴你，你們調查的那些人里，有多少是真正辦過事的老百姓？有多少是你們提前打過招呼的？”

電話那頭沉默了。

我接著說。

“吳縣長，我記得九年前咱們在培訓班的時候，你說過一句話：‘咱們干工作，不能光看數字，得看老百姓實實在在得到了什么。’你還記得嗎？”

“記得。”

吳建軍的聲音有點澀。

“那你現在看看，你管的這個縣，老百姓實實在在得到了什么？是得到了方便，還是得到了刁難？”

“文斌，我承認我們工作有不足，但你也得相信，我一直在努力改進......”

“努力？”

我笑了一聲。

“吳縣長，你知道我母親是什么人嗎？”

“她是個普通工人，在紡織廠干了一輩子，退休金一個月兩千多。”

“她把我從福利院領回家，一個人把我拉扯大。”

“現在她六十七了，腿腳不好，從家到街道辦三公里路，她走了十九趟！”

“十九趟啊！”

我的聲音高了起來。

“每趟來回六公里，十九趟就是一百一十四公里！”

“她每次去，都帶著干糧，舍不得在街上吃飯！”

“她每次被拒絕的理由都不同！今天說表格不對，明天說照片不對，后天說證明不對！”

“但同一天，街道干部的家屬，企業老板，拿著同樣的材料，十分鐘就辦完了！”

“這就是你推行的‘一窗通辦’？這就是你說的‘為民服務’？”

電話那頭傳來吳建軍沉重的呼吸聲。

我吸了口氣，讓自己冷靜下來。

“對不起，我有點激動了。”

“不，你說得對。”

吳建軍的聲音很沉。

“是我的責任。文斌，明天上午你能來縣里一趟嗎？咱們當面談。”

“行。”

“還有，趙德海那邊，你先別驚動他，我得先核實一下情況。”

“吳縣長，你應該明白，這不只是趙德海一個人的問題。”

“我明白。”

掛掉電話，我坐在床邊，看著窗外。

街道上的路燈亮了，昏黃的光照進來。

我知道，這通電話打完，事情就瞞不住了。

第二天上午八點，我開車去了懷安縣城。

縣政府大樓是棟十層的樓，看起來挺新。

我把車停好，走進大廳，報了名字。

接待我的是縣政府辦公室的一個小伙子，二十多歲，有點緊張。

“周部長，吳縣長在辦公室等您。”

他領我上了九樓，縣長辦公室在走廊最里面。

推開門，吳建軍站起來迎我。

他比九年前老了不少，頭發白了很多，臉上皺紋也深了。

但眼神還是那樣，直直的。

“文斌，坐。”

他給我倒了杯茶。

“昨天晚上我一夜沒睡，把清河街道這半年的材料都調出來看了。”

“看出什么了？”

“問題比你說的還嚴重。”

吳建軍坐回椅子上，遞給我一個文件夾。

“這是清河街道去年的信訪記錄，關于辦事難的投訴，一共二十七起。”

我翻開文件夾，一頁頁看。

“去年四月，居民王桂花投訴：辦老年證被要求買二百塊錢的保險。”

“去年六月，居民張建國投訴：辦低保被索要兩條煙。”

“去年八月，居民李秀英投訴：辦營業執照被要求交一千塊錢‘加急費’。”

二十七起投訴，每一起都讓人心里發堵。

“這些投訴后來怎么處理的？”

“都被壓下去了。”

吳建軍的聲音很冷。

“街道給的回復都是‘經查不實’‘已批評教育’，然后就沒下文了。”

“你沒追問過？”

“我問過。”

吳建軍苦笑。

“但孫建國每次匯報都說‘已經整改’‘加強管理’，我也就信了。”

“你信得太容易了。”

“是啊，信得太容易了。”

吳建軍揉了揉太陽穴。

“文斌，我跟你說實話，這兩年我在縣里推改革，阻力不小。有些事我知道有問題，但只能慢慢來，不能太急。清河街道的事，我聽說過一些，但沒想到這么嚴重。”

“吳縣長，你知道最諷刺的是什么嗎？”

“什么？”

“你在推‘一窗通辦’，下面的人卻把這個變成他們撈好處的工具。‘綠色通道’本來是為了方便群眾，現在成了關系戶的專用通道。你的想法是好的，但執行起來全變味了。”

吳建軍沉默了很久，然后說：“文斌，我需要你幫忙。”

“怎么幫？”

“以省委組織部的名義，對清河街道做個專項檢查。”

我看著他，沒說話。

“我知道這樣會讓你為難。”

吳建軍站起來。

“但如果只是縣里自己查，很難查徹底。趙德海在清河街道干了六年，關系網很深，孫建國跟他關系也不錯。我要是直接動他，肯定會有人報信。”

“你懷疑孫建國也有問題？”

“不敢肯定，但可能性很大。”

吳建軍又遞給我一份文件。

“這是孫建國的個人事項報告，他報的家庭年收入十五萬，但他兒子去年在省城買了套二百多萬的房子，首付八十萬。”

“錢哪來的？”

“他說是親戚借的。”

“查過嗎？”

“查了，借他錢的親戚是街道超市的老板，正好是綠色通道的常客。”

我放下文件。

“你想讓我怎么做？”

“明天我安排個會，讓趙德海來縣里匯報工作。到時候你以省委組織部調研的名義，當面問他。”

“你確定要這樣？”

“確定。”

吳建軍的眼神很堅定。

“文斌，這事要不查清楚，我這個縣長當得也沒意思了。”

我看了他一會兒，點了點頭。

“好，我配合。但我有個條件。”

“什么條件？”

“我母親的事，今天必須解決。”

“沒問題。”

吳建軍拿起電話。

“我現在就給清河街道打電話，讓他們今天就把你母親的證明辦好。”

“不。”

我搖搖頭。

“我要親自去辦。”

吳建軍愣了一下，然后明白了。

“你想看看他們的態度？”

“對。”

“那你小心點，別暴露身份。”

“放心。”

離開縣政府，我開車回清河街道。

下午兩點，我第三次走進辦事大廳。

劉玉玲還在窗口，看到我過來，她抬了抬眼皮。

“又是你？材料備齊了？”

“備齊了。”

我把文件袋遞過去。

劉玉玲接過文件袋，抽出材料一張張看。

表格、身份證復印件、戶口本復印件、社區證明、醫院診斷書、照片，全齊了。

她翻了一遍，沒挑出毛病，臉上有點不自在。

“這個......還得趙副主任批。”

“趙副主任今天在嗎？”

“在是在，但不一定有時間。”

“如果沒時間，能不能讓別的領導批？”

“不行，這個必須趙副主任批。”

“為什么必須他？”

我打斷她。

“別的領導不能批殘疾證？”

劉玉玲被問住了，支吾著說：“這是規定......”

“哪條規定？”

“我們內部的規定！”

“那你們內部規定是不是還規定，街道干部的家屬可以不遵守這個規定？”

劉玉玲臉色變了。

“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上個月李主任的丈夫來辦戶口遷移，走綠色通道，十分鐘就辦完了。為什么他不需要趙副主任批？”

“那是特殊情況！”

“什么特殊情況？”

“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劉玉玲聲音提高了。

“你到底辦不辦？不辦就走，別在這兒耽誤時間！”

我沒動，看著她。

“我辦，而且今天就要辦完。”

“不可能！”

“為什么不可能？”

“因為趙副主任不在！”

“那我等他回來。”

“他什么時候回來不知道！”

“那我就一直等。”

劉玉玲氣得臉發紅，她站起來，指著我。

“你再這樣胡攪蠻纏，我叫保安了！”

就在這時，一個聲音從后面傳來。

"叫什么保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