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震了一下，我從陽臺的花盆旁站起來。

屏幕上跳出一串陌生號碼，接起來，那頭不是吳飛的聲音，而是一個壓低了的男聲：“請問，您是吳飛的家屬嗎？”我手里的灑水壺“啪”地砸在地上，水濺了一褲子。

我還沒開口，那聲音繼續說：“昨晚山頂度假村出事了，參加聚會的同學都聯系不上了。”我的耳朵開始嗡鳴，手機差點滑落。

01

我叫丁龍，今年四十五，在國企干了二十年，工資五千出頭，在小城里混了個不冷不熱的位置。

老婆蕭明霞是護士，三班倒，比我還累。

日子說不上緊巴，但也絕對算不上寬裕——房貸還剩八年，兒子剛上高中，學費輔導班一年三四萬，哪哪都要錢。

那天是禮拜五，我正窩在沙發上看手機，微信群里突然熱鬧起來。

點進去一看，是劉和發的消息，說要在山頂那個新開的度假村搞個大學同學聚會，每人交兩萬，管吃管住三天兩夜。

群里一下子炸了鍋。

宋宏達第一個冒出來：“我就說老劉能干大事！這個必須去！”

吳飛也跟著起哄：“聚！我都二十多年沒見你們了，這次誰不去誰不夠意思。”

我盯著屏幕，手指頭在輸入框上方懸了半天，一個字沒打出來。

兩萬塊，我一個月工資加獎金也就這個數。

全家省著點花，兩萬能撐兩個月。

蕭明霞知道了，非罵我敗家不可。

消息群里叮叮當當響個不停，參加接龍的人數從三個蹦到八個，又蹦到十三個。

宋宏達還說，劉和這次下了血本，包了度假村整棟樓，請大家吃海鮮大餐，晚上還有篝火晚會。

我把手機翻了個面，扣在茶幾上。

蕭明霞端著削好的蘋果走過來，看我臉色不對，問：“怎么了？”

“沒啥，同學群聊天，說搞聚會。”

她坐下來，咬了一口蘋果：“去唄，這些年你也沒怎么跟老同學聚過。”

“兩萬塊。”

她咬蘋果的動作停了一下，然后說：“是有點貴。”

我沒接話。客廳里安靜了幾秒，她補了一句：“你自己看著辦，反正家里錢就那些。”

那天晚上我翻來覆去睡不著。

劉和這人我知道——大學時就是個悶葫蘆，畢業后聽說混得不錯，開了公司，買了別墅，朋友圈里天天曬高爾夫。

宋宏達也是人模狗樣的，做房地產賺了不少。

吳飛呢，在銀行干了二十年，也算穩定。

可我不是他們。

我仔細想了想二十年前那幫兄弟。

宋宏達，宿舍里的老大，嗓門大愛吹牛，但也仗義。

吳飛，跟我一個縣城出來的，老實巴交，大學四年睡我上鋪，我踹他床板他從來不發火。

還有胡蓉，班里的女生，長得好看，當年多少男生偷偷喜歡她。

可也有我不愿意想的事。

我在床上翻了個身。

蕭明霞睡得沉，呼吸均勻。

我盯著天花板，腦子里總閃著某些畫面——劉曉東坐在宿舍床上，低著頭，一句話不說。

宋宏達指著他的鼻子罵，吳飛站在邊上，想說又不敢說的樣子。

那個冬天很冷，宿舍沒有暖氣，劉曉東的被子很薄，我借給他蓋過一床。后來呢？

我把這些念頭壓下去，閉上眼睛。

第二天，我打開微信，看見劉和又發了一條消息：“名額有限，明晚截止報名，想來的盡快交錢。”下面是一個收款碼。

我盯著屏幕，手指在“我報名”三個字上停了幾秒，最后還是縮回去了。

我想了想，給劉和發了條私信：“老劉，實在不好意思，下周公司派我出差，去廣州，時間正好撞上了，這次去不了。”

等了十來分鐘，劉和回了一個“沒事，下次再聚”，末尾加了杯咖啡的表情。

我心里松了口氣。

接著吳飛的電話就來了。他在那頭嚷嚷：“丁龍你啥意思？兩萬塊出不起？這么多年沒見了，你這也太摳了！”

我笑了笑：“真有事，出差。”

“狗屁出差！你就是舍不得錢！”吳飛嗓門大，震得我耳膜嗡嗡響，“劉和說了，這次聚會他包了大部分，兩萬就象征性收一下，你還......”

“我真去不了，”我打斷他，“下次，下次一定。”

吳飛沒再勸，念叨了句“你這人真沒意思”，掛了電話。

我放下手機，心里空落落的。倒不是舍不得吳飛，而是那種感覺——像是錯過了什么。可又說不上來什么。

晚上蕭明霞回來，問我決定沒有。我說不去了。她沒說話，只是點了點頭。那點神情我看得明白——她松了口氣。

誰跟錢過不去呢？

臨睡前我刷朋友圈，看見宋宏達曬了一張圖，是度假村的夜景，遠處山頂亮著一排小燈，挺好看。配文是：“兄弟們，明晚山頂見！”

下面一群人點贊評論。

我也點了個贊，想了想又取消了。不知道為啥，心里隱隱覺得不踏實。

躺在床上，我又想起劉和那句“下次再聚”，總覺得哪里怪怪的，但又說不上來。

算了，不去了就不去了，還能省點錢。

我關了燈，翻了個身，決定不再想這些事。

02

第二天一早，我起床準備上班，順手打開手機一看，群里又炸了。

宋宏達凌晨三點發了一段小視頻，是在度假村的房間里拍的，幾個人圍著桌子打牌，桌上堆著啤酒和花生。

吳飛的鏡頭晃了一下，嘴里喊著“再來一杯”。

胡蓉穿了一件紅毛衣，靠在沙發上笑。

大家都在興頭上。

我看了兩遍，把手機揣兜里，騎車去上班。

上午沒啥事，我對著電腦發呆，腦子里總轉著那些畫面。二十年前的事，像放電影一樣一幕幕閃過來。

劉曉東是我們宿舍最悶的一個人。

他家在甘肅農村，條件很差，來上學一年四季就那兩件衣服。

冬天冷，他凍得嘴唇發紫也不吭聲。

宋宏達家里條件好，經常拿這事兒開他玩笑。

一開始是玩笑，后來就不對了。

那年冬天，宋宏達丟了兩百塊錢，一口咬定是劉曉東偷的。

吳飛想攔，被宋宏達罵了。

我也想說兩句，但看宋宏達那個架勢，話到了嘴邊又咽回去了。

劉曉東哭著說不是他，可沒人信。

那之后，宿舍的氣氛就徹底變了。

劉曉東變成了透明人，沒人跟他說話，沒人跟他一起吃飯。

宋宏達帶頭孤立他，有時候吃飯，會把他的碗推到一邊。

他忍了。

我幫過他一次，私底下。

那天我在食堂打完飯，看見劉曉東一個人坐在角落里，碗里只有米飯。

我端了自己的菜過去，放他桌上，沒說話就走了。

后來他找到我，說了聲謝謝，眼眶都紅了。

還有一次，我借錢給他。他家里斷了他的生活費，他實在撐不下去了。我偷偷塞給他五百塊，跟他說別聲張。

那五百塊錢，他沒來得及還。

跳樓的事發生后，學校封鎖了消息，說是“意外”。

校領導找我們挨個談話，讓別亂說。

宋宏達第一個閉嘴，其他人也跟著學。

沒人提那兩百塊錢的事，也沒人提排擠的事。

這件事就那樣被壓下去了。

我有時候會想，如果那天我接了那個電話，他會不會不跳？

可我沒接。

那個電話響了三聲，我看著屏幕上跳動的名字，猶豫了。

我心里打著鼓——他找我干什么？

會不會又是借錢？

我也沒多少啊。

猶豫的工夫，電話斷了。

我按了靜音，把手機塞進抽屜里。

那天晚上，他就從六樓跳了下去。

這件事像根刺，扎在我心里二十年。

平時不碰它沒事，一碰就疼。

我這次不去聚會，表面是嫌貴，可心里知道，更深層的原因是我不想面對那幫人——因為跟他們在一起，我就會想起劉曉東。

下午三點，又來了一個電話。

我拿起來一看，是黃芳芳。

黃芳芳也是我們班的，當年長得水靈，嫁了個有錢人，后來全職在家，很少露面。這次聚會她也拒絕了，群里有人問她，她只說“家里有事”。

“丁龍，你在哪？”她的語氣有點急。

“在公司上班呢。怎么了？”

“你明天真的不去？”

“不去了，出差。”

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然后她說：“其實我也不去。你收到劉和發的東西了嗎？”

“什么東西？”

“他給我打過一個電話，”黃芳芳的聲音很低，“讓我別去。還說......還說讓我告訴你，你也別去。”

我后背一涼：“他什么時候跟你說的？”

“前天晚上。他打電話來，說‘這個聚會不太平，你別去’，還說‘如果你不去，就幫我帶句話給丁龍，讓他也別去’。我說你自己打電話說唄，他說他打過了，但怕你不聽。”

我愣住了。

劉和確實跟我說過“不來可能是對的”，可我沒當回事。現在黃芳芳這么一說，我心里有點發毛。

“你確定他是這么說的？”

“確定，”黃芳芳聲音在抖，“我問他為什么，他說‘有些事，晚點你就知道了’。然后就掛了。”

我掛了電話，坐回椅子上，手心全是汗。

什么意思？劉和到底想干什么？

我拿起手機想打給劉和，手指按在號碼上又停住了。我說什么呢？問他為什么不讓我去？他會怎么回答？

窗戶外面，天漸漸暗了。遠處山頂的方向，云層壓得很低。

03

第二天一整天，我魂不守舍的。

上午開了兩個會，我一個字都沒聽進去。中午吃飯時看了一眼手機，群里安靜得反常，沒人發消息，沒人曬照片，就跟那個群突然死了似的。

我給吳飛發了條微信：“昨晚喝多了沒？今天還玩啥呢？”

等了半個小時，沒回。

我又發了一條：“你們是不是爬山去了？拍點照片看看。”

還是沒動靜。

下午兩點，我打了吳飛的手機，響了六聲，沒人接。又打了宋宏達的，也是沒人接。胡蓉的號碼我翻出來了，猶豫了一下還是打過去了——關機。

這事兒不對勁。

我打電話給劉和，也是無人接聽。他們都怎么了？山頂上信號不好？還是喝大了沒起床？我心里打鼓，但又不敢往深了想。

下午四點半，蕭明霞下班回來，一進門就看我在客廳來回踱步。

“怎么了？”

“同學都聯系不上了，”我說，“從昨天晚上到現在，群里沒一個人發消息，電話也打不通。”

她放下包：“是不是山頂信號不好？”

“昨晚他們還能打牌發視頻呢。”

“那就再等等唄。”

我想說的是，我有種不好的預感。可這話說出來太荒唐，跟演電視劇似的。我沒說。

五點二十，電視新聞里插播了一條快訊：通往山頂度假村的公路發生山體滑坡，路面垮塌了近兩百米，交通中斷，具體傷亡還在統計中。

我站在電視機前，腦子嗡了一下。

蕭明霞也跑過來，盯著電視看了幾眼：“那不就是你們同學去的那個度假村的路嗎？”

我說不出話來。

她拉著我的手：“別急，也許他們都沒上山，也許......”

“可他們昨晚就到了，”我的聲音在抖，“宋宏達凌晨發視頻的時候已經到了。”

我拿起手機，翻到宋宏達那段視頻——房間窗戶對著山頂，一排小燈亮著。那就是度假村的房間。

他們一定在那兒。

我撥了蔡立誠的電話。他是刑警隊隊長，是我高中同學，平時沒啥交情，但這時候只能問他。

“老蔡，我丁龍。”

“嗯，知道。”他的聲音很平靜。

“山頂度假村那邊是不是出事了？”

沉默了兩秒，他說：“你消息還挺靈通。”

“我同學都在那兒！二十多個人！我今天聯系不上他們，你給我個準話，到底怎么回事？”

又是一陣沉默。然后他說：“我暫時不能透露太多，但你最好來一趟分局。”

我掛了電話，腿有點軟。蕭明霞扶著我：“走吧，我陪你去。”

到分局的時候，天已經全黑了。

蔡立誠在辦公室里等我，桌上攤著一堆材料，屋里煙霧繚繞。

他讓我坐下，彈了彈煙灰，開口了：“度假村那邊，搜救隊今天下午才進去，路太爛，設備進不去。初步排查的結果是——失聯二十人。”

“什么叫失聯？”

“人不在度假村。房間里的東西都在，手機、錢包、行李箱，就是人不見了。也沒發現打斗痕跡，現場很干凈。”

我耳朵嗡嗡響：“會不會是出去玩了？”

“所有出口都被滑坡堵死了，”蔡立誠盯著我，“他們出不去。”

我整個人靠在椅背上，后背全是汗。

蔡立誠合上材料：“你最后一次跟他們聯系是什么時候？”

“昨天晚上。宋宏達發了一段打牌的視頻，凌晨三點。”

“你本人沒去，對嗎？”

“對。”

“為什么？”

我張了張嘴：“嫌貴......交不起兩萬塊。”

他點了點頭，沒再追問。但我看得出來，他這一句“為什么”不是隨口問問的。他一定在想：為什么偏偏你沒去？為什么你逃過一劫？

我也在想這個問題。

04

八點多了，我從分局出來，蕭明霞還坐在走廊的長椅上等我。她看見我臉色發白，站起來拉住我的胳膊：“怎么樣？”

“人還沒找到，”我說，“二十個人，全沒了。”

她沒說話，只是握緊了我的手。我們倆在走廊里站了好一會兒，燈管發出嗡嗡的電流聲，整個分局安靜得像沒人在一樣。

回家的路上，她突然說：“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我一愣：“我知道什么？”

“你這兩天一直心神不寧的。還有昨晚，你翻來覆去不睡覺。”

我沉默了一會兒：“黃芳芳打了個電話給我，說劉和讓她勸我也別去。”

“劉和？”她轉過頭看著我，“他不是組織者嗎？”

“是他。”

“那他為什么讓你別去？”

“我不知道。”

她不再問了，但我能從她眼神里看出恐懼。她攥著我的手，指甲掐進我的肉里，有點疼。我沒抽回來。

回到家，我坐在沙發上，拿起手機翻群里的聊天記錄。

從昨天晚上到現在，一條新消息都沒有。群里最后一次活躍，是宋宏達發視頻的那個時間點。之后，就像所有人都睡著了，再沒醒過。

我點開劉和的主頁，想看看他有沒有發點什么。他朋友圈很干凈，什么也沒有。我又翻到他的頭像——一片黑。

不對，我記得之前他的頭像是他自己的一張自拍照。什么時候換的？

我點開消息記錄，找到他跟我說“不來可能是對的”那條消息。盯著這幾個字看了很久，心里越來越涼。

“不來可能是對的。”

他從一開始就知道會發生什么。

可他為什么要告訴我？他不是組織了這場聚會嗎？他不是就是想讓我們都去嗎？為什么又專門提醒我？

我腦子亂成一團，理不出頭緒。

這時手機響了，是一個陌生號碼。我接起來，那頭傳來黃芳芳的聲音，她也在哭：“你看到新聞了嗎？他們真的出事了。”

“我知道，”我盡量讓自己的聲音鎮定，“你在哪？”

“我在家，我老公陪著。丁龍，我真的好怕。”

“你怕什么？”

她沉默了一會兒：“如果劉和讓我別去，那我們倆是不是也算同謀？”

我心里咯噔一下。

這個問題我沒想過——但她說得有道理。

警方一定會查劉和，查他為什么組織這個聚會，查他為什么告訴某些人“別來”。

一旦查出他對我倆說過這種話，別人會怎么想？

黃芳芳繼續說：“我老公讓我明天去分局說明情況，把劉和給我打電話的事說出來。我想了想，這樣也好。”

“嗯，去說吧。”

“你呢？”

“我也去。”

掛了電話，蕭明霞端了杯熱水給我。她坐在我邊上，看著我喝完，然后說：“你跟我說實話，你這次不去，真的是因為錢？”

我轉過頭看著她。她的眼睛里有一種我不敢直視的東西。

我低下頭：“大部分是。”

“那剩下那部分呢？”

我沒說話。

她把杯子拿過去，起身往廚房走。走了兩步，停下來，沒回頭：“你是不是怕見到吳飛？怕見到當年那幫人？”

我愣在那里，后背像被人澆了一盆冷水。

她知道。

她一直都知道。

05

第二天一早，我和蕭明霞又去了分局。

這次接待我們的不是蔡立誠，而是一個年輕警察，姓王。他辦公室里還坐著黃芳芳和她的老公——一個圓臉微胖的男人，姓陳。

黃芳芳眼睛腫著，一看就是哭了一夜。看見我進來，她點了個頭，沒說話。

錄完口供，我把劉和發給我的那條消息給警察看了。他截圖保存，然后問我：“你跟劉和關系怎么樣？”

“一般，就是同學。上大學的時候也不怎么說話。”

“他有沒有跟你提過他家里的事？”

“沒怎么提。”

“你們宿舍四個人，還有一個叫劉曉東的，對嗎？”

我的手一抖：“是。”

“他當年的事，你還記得多少？”

我咽了咽口水：“記得一些。”

“說說看。”

我挑著能說的說了——劉曉東情緒不好，跳樓了，學校說是意外。我沒提那五百塊錢，沒提那個我沒接的電話，也沒提他被排擠的事。

警察沒追問太多，讓我先回去等著，有消息會通知。

走出分局大門的時候，太陽已經很高了。我站在門口抽了根煙，腦子還是亂的。黃芳芳從后面跟上來，站在我旁邊，也抽了一根。

“昨天晚上有人給我打電話，”她說，“是劉和的號碼。”

“他給你打了？”

“嗯，響了一聲就斷了，我回撥過去，關機。我查了通話記錄，那個號確實是他的。”

“你覺得他想干什么？”

她搖搖頭：“我不知道。但我總覺得......他還在附近。”

我看著她，她的眼神很認真，不像在胡扯。但這話說得太瘆人了——如果劉和還在附近，那他為什么不出現？他想干什么？

下午三點，蔡立誠打來電話，讓我再去一趟分局。

這回辦公室里多了好幾個人，都是搜救隊的。蔡立誠坐在長桌一頭，面前攤著一張地圖，上面標了個紅圈。

“找到人了，”他說。

我心里一緊：“在哪？”

“度假村地下一層。有一個密道，一直通到山后。”

“他們都活著？”

蔡立誠沒回答，停頓了幾秒：“你最好做好心理準備。”

我盯著他，等著他說下去。

“二十個人，一個不少，”他揉了揉太陽穴，“全死了。一氧化碳中毒。死亡時間初步判斷是昨晚凌晨兩點到四點之間。現場沒有外傷。沒有掙扎痕跡。”

我腦子一片空白。

“二十個人，就這樣沒了？”

“昨晚他們的手機信號全部中斷，也在那個時間段，”蔡立誠說，“我們推測兇手用了某種手段，先讓所有人昏迷，然后堵死通道。二十個人，沒有一個逃出來。”

我坐在椅子上，身體在發抖。

蔡立誠從桌下面拿出一個塑料袋，里面裝著一部手機：“這是我們在房間里撿到的，吳飛的手機。屏幕上有最后一個來電記錄——他打過電話給你。”

他打開手機，翻出通話記錄，遞到我面前。

上面顯示：昨晚凌晨兩點十三分，來電人，丁龍。

“這個時間點，你接了嗎？”

我搖搖頭：“我沒接到。我從昨晚八點就睡了，手機開了靜音。”

蔡立誠盯著我看了好一會兒，然后收起手機：“我們已經調你手機的通話記錄了，你手機確實沒撥出過電話。”

我松了口氣，隨即又覺得不對——等等，吳飛打給我？

他為什么要打給我？是求救，還是說遺言？

我蹲在分局門口，扶著墻吐了。

如果我沒開靜音，如果我接了這個電話——我能做什么？什么都做不了。但如果我接了，至少他能跟人說上最后一句話。

而現在，他死在那，手機屏幕上還亮著我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