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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7月17日，同盟國首腦在柏林郊外的波茨坦舉行了最后一次戰爭指導會議。波茨坦會議的主要議題是德國投降后怎樣處理歐洲問題，同時討論了同原軸心國家簽訂和約的方式、機構以及占領德國的原則等問題。8月2日發表了關于處理德國和恢復歐洲戰后秩序的方案。

1、《波茨坦公告》發表后日本國內的反應

《波茨坦公告》是在這次會議中的7月26日，以中、美、英三國共同宣言的形式發表的。蘇聯當時還不是對日戰爭的參加國，所以在8月8日對日宣戰時才參加了這個宣言。

包括十三項條文的《波茨坦公告》，是一篇勸降文告，同時也是同盟國向全世界宣布的處理日本方針的文告，要求日本迅速和全面地接受這一宣言。同盟國主張消除日本的軍國主義，為保證公告的執行，而對日本領土進行占領，規定日本領土的范圍僅限于四個最大的島嶼，要解除所有日本軍隊的武裝，并承諾“我們無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滅其國家”，接著指出一定要懲辦日本的戰爭罪犯。

要求日本民主化和非軍事化的宣言，鮮明地表現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制度戰爭”性質。它是軍國主義日本必須服從的投降條件。

收聽到《波茨坦公告》后，首先是外務省在7月27日的干部會議經過討論，認為應該接受《波茨坦公告》，這是結束戰爭尚存的方法。至少對于企圖利用美蘇對立來保持天皇制的外務省來說，已經漸漸發現這樣一個事實：美國對日的綏靖氣氛在一些“對盟國的戰爭目的沒有信心和對蘇聯懷抱恐懼與不信任的美國人中間已經大大增強”，所以外務省當然在《波茨坦公告》的“文字”中發現了“些許光明”。

外相東鄉讀過《波茨坦公告》以后，立刻感到其中含有一種不同于盟國以往對日要求的“綏靖”的味道。因此，對于《波茨坦公告》既不能無條件地接受下來，也不能干脆加以駁斥。

根據時任情報局局長下村宏的戰后回憶錄，東鄉當時解釋說：美國民眾越來越厭倦流血犧牲，紛紛強烈要求結束戰爭，甚至有人認為堅持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的做法是不妥的。這些當然都屬于東鄉個人的臆想。按照東鄉的說法，這正是美國在波茨坦會議上要求日本“有條件投降”的原因。據傳，東鄉甚至猜測到美國要求蘇聯參與發表《波茨坦公告》。

隨后東鄉征詢其他大臣的意見，看是否要把《波茨坦公告》刊登在報紙上，以便讓日本公眾知曉。阿南惟幾說，如果政府決定向公眾毫無保留地公開此公告，政府應想好一套有說服力的辯詞，并與公告一起刊登，向民眾顯示政府對此如何進行“堅定回應”，以免動搖民心士氣。在深思熟慮之后，東鄉覺得日本政府最好不要立刻對公告發表任何評論，而應繼續研究議和條件和尋求對蘇外交策略。

鈴木也贊同日本不應對同盟國表現出挑釁性的反應，在不帶任何評論的情況下刊登公告即可。隨后內閣做出了消極應對的決定，許可將《波茨坦公告》的內容全文見報，但沒有就具體對策發表任何聲明。東鄉隨后覲見了天皇，呈送了《波茨坦公告》的譯文，并提出希望對《波茨坦公告》慎重應對，日蘇談判目前尚在進行中，待看清其發展后再做結論。天皇接受了上奏，據說他對《波茨坦公告》并未表態。天皇和外務省依然期待通過日蘇談判來結束戰爭，在看清談判發展之前，即使“原則上可以接受”，畢竟還是無法接受“投降”兩個字甩到自己頭上來。

翌日即7月28日，日本各報刊登了《波茨坦公告》的內容。例如，28日的《讀賣新聞》以“可笑!對日投降條件”為題，將其含義報道為同盟國“國內對日腳踩兩只船，是狡猾的謀略”，還援引日本政府聲明報道說:“向完成戰爭邁進，帝國政府視其是問題。”

鈴木甚至在記者招待會上回答對《波茨坦公告》的看法時斷言：“政府認為(《波茨坦公告》)沒有什么重大價值，只能對其予以默殺。”在戰后這被炒作為“翻譯錯誤”問題，說鈴木使用“默殺”這個詞在美國被翻譯成“完全拒絕”，所以美國之后就扔下兩顆原子彈，但其實日本政府當時的意思是“不予理睬”，如果這樣翻譯，美國就可能會繼續觀察日本政府的真實想法，而不會著急扔原子彈云云。將前因后果綜合考慮，所謂“翻譯錯誤”是不存在的。

日本各大報刊嘲笑《波茨坦公告》，鈴木說出“予以默殺”的話，都是在7月28日。而讓日本寄希望蘇聯調停的廣田-馬立克會談，是在7月29日才正式畫上句號的。也就是說，在28日這天，日本決策者沒有放棄通過談判得以體面投降的希望，不可能接受《波茨坦公告》明確要求的“無條件投降”。把宣言在報刊上發出來，無非因為可能有些日本民眾會自己用收音機聽到這份宣言，以為政府和軍部對此秘而不宣是打算接受，那不如發表出來然后鞭撻一番。

況且，實際上在日本報刊上公開發表的《波茨坦公告》內容有限，都是對日本有利的解釋和經過涂抹的條款。

例如宣言第九條“日本軍隊在完全解除武裝以后，將被允許返其家鄉，可以獲得和平的生產生活之機會”的內容，被日本報刊僅歸納為“日本軍隊完全解除武裝”，內容本意事實上都被隱瞞，這就說明了軍部對《波茨坦公告》內容強烈的反對態度。所以，日本高層是拒絕了《波茨坦公告》，沒有疑問，因為這份宣言說到底屬于“最后通牒”，根本容不得帶折扣的接受。

鈴木內閣所謂對宣言“予以默殺”的決定，不應被理解為它沒有意識到事態的緊迫性。《大本營機密日志》將《波茨坦公告》稱為“英美中聯合聲明”，并在后面用括號加注了“最后通牒”一詞，毫無疑問這個詞是指戰爭一方對另一方所作的最后外交要求。如果這個要求被拒絕了，則隱含著結束進一步“和平談判”的威脅。

不僅僅是政府官員注意到蘇聯沒有簽署《波茨坦公告》，來自各行各業的日本普通人，無論其社會背景、職業背景和居住地域，似乎對于日本停戰和隨后日本的命運都有著深刻的見解和觀點。到處廣撒耳目的日本憲兵隊曾對日本不同的市、縣進行了一次摸底調查。調查顯示，日本平民根據從報紙和其他渠道獲得的信息，正在熱切地討論蘇聯未簽署《波茨坦公告》背后的玄機。即使是日本的普通民眾能輕易地領悟到，蘇聯人沒有簽署公告的最簡單原因是他們那時候還沒有對日宣戰。

日本憲兵隊在神戶市的一份報告顯示，一名男性針灸師與他的顧客探討說，蔣介石簽署《波獲坦公告》沒有任何意義，因為他只是英美列強的附庸者。同時這位針灸師還認為，蘇聯沒有聯合發表公告，意味著同盟國之間出現了不和。

類似的觀點在日本其他地方也能聽到。在神戶，貴族院的一位成員松岡順吉懷疑，美國不得不在缺少蘇聯協助的情況下敦促日本投降，因為在戰后歐洲的安置問題上，美蘇之間產生越來越多的分歧。憲兵隊的報告還透露，經濟界的某些人士認為日本應利用這個“三國公告”來展開外交談判。他們認為，既然公告貌似提出了有條件的投降，那就意味著美國急于在沒有蘇聯參與的情況下結束戰爭。還有右翼政客猜測，雖然日本政府的官方立場強硬，但在私下里還是想議和的。它只是想通過無視公告這個決定謹慎地試探民眾的反應。

這些珍貴的日本憲兵隊秘密輿情調查資料，不得不讓人對于“日本最獨特的是日本人”這句話有更深刻的體會。這個民族具有如此活躍的思維能力，如此清晰的觀察能力，卻總是從一個奇葩的“日本邏輯”去產生只對自身有利的分析結論，與實際要發生的事實南轅北轍，令人哭笑不得。剛好與傳統印象相反，在鈴木貫太郎對《波茨坦公告》采取“默殺”態度之后，日本并非上下一心準備戰斗到最后一人。

2、原子彈的作用

7月的最后幾天就這樣波瀾不驚地過去了。根據木戶幸一的戰后回憶，在7月的最后一天，裕仁天皇對木戶說：“要是能把伊勢和熱田的神器移到自己身邊來守護就好了。”三件神器是天皇皇位的象征，是天皇作為一個“人間神”的證明。天皇此時想把三件神器搬到松代的大本營親自守護，在歷史上只有面對最后覆滅命運的天皇才會這么做——這意味著一種決心，當敵人殺到面前時，就抱著神器自盡“玉碎”。裕仁天皇這是在做“本土決戰”的準備。

戰后木戶接受《波茨坦公告》問題回顧認為，天皇和木戶本人雖然都希望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和平”，但是因為軍部內部的強硬派有發動政變或騷亂的可能，所以在立即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問題上不能不猶豫。但是，沒有相關證據表明從收聽到《波茨坦公告》，直到原子彈在廣島落下這段時間內，天皇找過鈴木或重臣，向其施加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壓力。

天皇對《波茨坦公告》的態度實際與鈴木一樣，或者說鈴木的態度就反映了天皇的態度，就是“予以默殺”。天皇及木戶大概認為他們從《波茨坦公告》的內容中未得到關于“維持國體”的保證。

《波茨坦公告》被拒絕的結果很快到來了。8月6日首先在廣島，美國投下一顆原子彈，瞬間毀滅了整座城市。美國總統杜魯門立刻向全世界公布向廣島投原子彈的事實。鈴木內閣雖然當日就召開有關閣僚會議商議對策。但會上討論的并非否因此投降，而是要如何“回應”美國總統杜魯門宣布使用原子彈的聲明。

阿南惟幾匯報說，大本營已經派出一個科學調查組前往廣島，以確認美國使用了原子彈。這個調查組就是上文所述，奧宮正武曾參加的那個廣島原子彈調查組。事已至此，作為外相的東鄉茂德竟然還在指責美國此舉嚴重違反了國際法，提議日本應通過國際紅十字會提出強烈抗議。過去當美國飛機在太平洋上擊沉了日本運送軍隊(日方稱船上全是傷兵)的醫院船之后，日本就通過國際紅十字會提出過強烈抗議，當然美方沒有做出任何回應。盡管到了非常時刻，東鄉還是敦促佐藤與莫洛托夫談論日本向蘇聯派遣和談特使的問題。

總而言之，東鄉的言行中沒有表現出任何立即投降的緊迫感。原子彈本身也并沒有促使日本下定決心投降。會議結果是采取陸軍方面的建議，以正在對廣島所發生的事進行調查為由，將事實對日本國民保密。在大本營戰報中將原子彈稱為“新型炸彈”，企圖隱瞞出現這一可怕武器的事實，鈴木內閣最終也附和了這一做法。隨即東鄉外相去拜見天皇。

在天皇的面前，他倒是以投下原子彈為由，提出盡快做出結束戰爭的決斷。對此天皇答道:“是的，既然使用了這種武器，戰爭不可能繼續，所以不應該為獲得有利條件而錯過結束戰爭的時機。”

天皇還指示將這一精神傳達給鈴木。

后世不少歷史學家認為美國投下原子彈并非促成日本投降的主要因素，這一判斷沒有什么問題。臨近戰爭后期，日本本身也研發原子彈，而且是陸軍和海軍分別以不同的方案進行研制，各自規模都不及美國“曼哈頓計劃”的百分之一，自然毫無成功的可能性。日本還曾經向納粹德國索取制造原子彈所需原料，后者派一艘潛水艇運載原料前往日本，但未能抵達日本就被擊沉了。

總而言之，日本高層完全清楚原子彈是怎樣的武器，至少懂得其基本原理。在8月6日第一枚原子彈投下后，日本決策層并沒有改變“本土決戰”的決心，這是事實。因為原子彈顯然只能摧毀日本的大城市，只要軍部將本土軍隊較為分散地進行部署，那么這種超級武器對于日本的“本土決戰”能力不會構成多少影響。但是，原子彈的使用畢竟起到了作用，徹底動搖了裕仁天皇的意志。天皇懾于原子彈的威力，同意“盡快結束戰爭”。可以認為從8月7日開始，在日本決策最高層請天皇予以“圣斷”來結束這場戰爭的“開關”，算是已經“通電”，處于隨時可以“按下啟動”的狀態了。

根據木戶日記，天皇此時說道:“我認為必須盡快應對時局，因此希望與首相充分商談。”至此，天皇開始擔心日本發生蘇聯主導的“左翼革命”。與先前堅持日蘇談判相反，天皇表示為了避免蘇聯影響力的擴大，應該與《波茨坦公告》的盟國即美國、英國方面接觸。然而，天皇在做出這番表態之后，并沒有做出具體措施來推進內閣接受宣言。

3、接受《波茨坦公告》的過程

莫斯科時間8月8日下午5點，此時是東京時間8月8日晚上11點，日本駐俄大使佐藤被俄外交部長莫洛托夫召見，后者一打照面就遞交蘇聯對日宣戰書。這份宣戰書引用了日本拒絕接受《波茨坦公告》的言論，并聲稱日本要求莫斯科進行和平斡旋的要求毫無意義。因此，按照同盟國的提議，為了盡快結束戰爭，促使和平到來，蘇聯政府決定對日宣戰。根據這份宣戰書，蘇聯將在8月9日與日本進入交戰狀態，但它沒有明確交戰日期是莫斯科時間還是其他時間。

當莫洛托夫把宣戰書遞交到震驚不已的佐藤手上的時候，外貝加爾戰線和遠東第一、第二戰線已經是8月9日凌晨，蘇聯在宣戰的同時就開動了戰爭機器。佐藤匯報蘇聯宣戰的電報沒能及時抵達東京發出預警。一個小時之內，外貝加爾方面軍和遠東第一、第二方面軍以雷霆萬鈞之勢穿越了偽滿邊界。蘇聯精心策劃的戰略進攻不僅發生在中國東北，在朝鮮、庫頁島和千島群島也同時展開，參戰官兵達150多萬人，在飛機、坦克、大炮的數量和質量方面相對于對面被抽走幾乎所有精銳的“關東軍”，具備碾壓性優勢。

當日本的同盟通訊社(今共同社的前身)截獲了一份來自莫斯科的無線電廣播，從廣播中獲悉蘇聯政府已經向日本大使佐藤遞交了宣戰書，東京方面才知道蘇聯發起了第一波進攻，而此時距開戰已過去了兩個半小時。

最后一篇《大本營機密日志》由陸軍省軍務局的竹下正度于8月9日重新執筆。日記稱，蘇聯的對日宣戰書是日本緊急召開最高戰爭指導會議的決定性原因。這只是一筆簡單的記載，但回應了戰后一個被反復問起的問題：如果8月9日只發生了美國在長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彈這件事，但沒有蘇聯宣戰并大舉進攻，日本決策層會不會在8月9日這天決定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投降要求?顯然不會。

促成召開8月9日這次“終結之會”的原因，就是蘇聯宣戰。

竹下在9日早上7時10分接到一通電話，被告知蘇聯已經宣戰，讓他馬上趕去辦公室。此前，外務大臣東鄉茂德正在其官邸與外務省三位高官聊天，他們一致認為日本應馬上接受《波茨坦公告》，再也不能猶豫。上午8時左右，東鄉拜訪了首相鈴木的官邸，將外務省的提議告知鈴木，鈴木顯然也同意他的意見。

日本最高戰爭指導會議于上午10時30分在絕密狀態下召開。與會者包括鈴木貫太郎、東鄉茂德、阿南惟幾、米內光政、梅津美治郎、豐田貞次部。根據梅津美治郎撰寫的會議備忘錄，內閣總理鈴木宣布此次會議的目的是討論應采取何種措施來應對蘇聯宣戰。

根據記錄，東鄉在會議上宣稱蘇聯參戰這件事沒人能夠預測。然而，軍部實際已經提出蘇聯宣戰日期可能是8月10日，現在不過提前大約48小時而已。

為了自圓其說，東鄉又補充說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剛在8月8日凌晨5時提出要與大使佐藤會面，討論日本要向莫斯科派遣特使的問題。事實上，莫洛托夫在那次會面只干了一件事，就是向佐藤遞交了蘇聯的宣戰書。東鄉所謂的蘇聯提出會面，可能是指蘇聯大使馬利克要求在8月9日照會，向日本遞交蘇聯宣戰書。無論東鄉是否在掩蓋蘇聯宣戰這個消息帶來的震驚和悲傷，他這番胡說八道為戰后幾代人提供了一種標準說法，即蘇聯是“背信棄義”發動進攻的。

東鄉最后的結論就是應立即接受《波茨坦公告》，米內也認為戰爭已無勝算，傾向于接受，但阿南堅決反對，他指出:“對于將來固然無法樂觀，但是就此結束戰爭，大和民族無異于精神上死亡。”陸軍依然重復著過去的論調，大和民族是由一個“人間神”即天皇領導的高貴民族，戰敗絕不可接受，“一億總玉碎”相比而言更容易接受。實質上，陸軍是在竭力避免因接受《波茨坦公告》而導致這支在亞洲猖狂了幾十年的軍隊被迫解體。

在會議上，米內認為首先應決定是無條件接受還是有條件接受《波茨坦公告》，東鄉認為應以“維持國體”作為保留條件，此外不可附加任何條件。與之相反，阿南和梅津、豐田認為除了“維持國體”，還應就占領范圍劃定、解除武裝、戰犯處置問題提出日本不可退讓的條件。會議于是決定有條件接受的方針。對此，他們還就將條件集中在一項還是四項(一、承認皇室；二、自主性撤兵;三、由日本自行處理戰爭責任者；四、保障占領)展開激烈爭辯。

會議本來是決定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的，而《波茨坦公告》明白無誤是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的。并且，日本政府拒絕要求后立即遭受了兩顆原子彈和蘇聯參戰的巨大打擊，此時這些日本最高權力者們互相之間討價還價，純粹是在浪費寶貴的時間。所有人心知肚明，到最后是肯定要接受的，只不過對于是否還要拋出更多日方條件有分歧。

木戶了解到情況后，將重光的意見上奏天皇。此時，天皇也明確表態放棄四項條件論，同意僅以一項條件即“承認皇室”來接受《波茨坦公告》。木戶更加堅定通過“圣斷”來做出最后決定的想法。促使實施“圣斷”方案的是高松宮、近衛、細川滬貞等置身政治指導層以外的所謂天皇親信和宮中集團，絕非鈴木突發奇想。

在遭受了原子彈轟炸和蘇聯宣戰之后，天皇和木戶決定采取重臣及宮中集團提議的“圣斷”方式。顯而易見，作為最后收拾時局方策的“圣斷”，既不是天皇和木戶的“英明決斷”，也不是他們的“主體性判斷”。

無論天皇這個“人間神”感覺有多么“痛苦”，決斷時刻還是來臨了。下午5時30分，最高戰爭指導會議休息1小時，6時30分再開，到晚上10時仍然爭論未絕，沒能達成共識。鈴木和東鄉于是起身趕往皇宮，向天皇報告了兩個會議的情況，建議立刻再召開最高戰爭指導會議的御前會議，天皇立刻表示同意。

兩位大臣出宮后，天皇又召見了木戶，這就是當天木戶的第六次覲見。隨即天皇前往地下防空洞面對重臣和將軍們，他出現在那里的時間，是晚上11時50分。電影《最長的一日》中經典的一幕上演了。事實上，戰后文學作品將鈴木“恭請圣斷”描繪為突發事件，實際上每一個出席那次御前會議的人，在進入會議室前就已心知肚明，“圣斷”即將發生。

日本決策層通過天皇“圣斷”，接受了《波茨坦公告》。又經過了一番曲折斗爭，8月15日，“天皇玉音”放送了投降講話。9月2日，日本代表在東京灣美國海軍“密蘇里”號戰列艦上正式簽署了投降書。在中國等國家也舉行了當地日軍的投降儀式。

年號為昭和的裕仁天皇，在二戰結束的同時，宣告自身“人間神”的身份的結束，并用最明顯的證據向全世界表明了這一點:他親自去拜會了占領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在美國人身邊擺出順從和謙卑的姿態，其所傳達的信息勝過千言萬語，一直延續到了今天。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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