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4日19時39分，太原衛星發射中心，長征六號改運載火箭成功將千帆極軌第11組衛星發射升空，衛星順利進入預定軌道，發射任務取得圓滿成功。

胡海鷹，中國科學院微小衛星創新研究院院長、千帆星座衛星系統總指揮。千帆星座，又被稱為“中國星鏈”，是中國正在建設的低軌衛星互聯網星座計劃。截止到6月5日，千帆衛星數量增加到200顆，接下來還將是高頻次發射。

“千帆”和“星鏈”計劃都屬于低軌衛星互聯網星座計劃，瞄準的是在距離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衛星，形成覆蓋整個地球的網絡。相對于高軌衛星，這個高度的衛星就像是貼著地球飛行的“空中基站”，不僅信號延遲短，更能通過成千上萬顆衛星的織網，徹底解決高山、荒漠、深海等地區的網絡通信盲區，由萬顆衛星交織而成的“天網”構想由此形成。很少有人知道，中國對低軌衛星的關注，其實是世界上最早的。2003年，當中國把第一顆低軌通信實驗星送入太空時，馬斯克的“星鏈”還不存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馬斯克的“星鏈”已經在軌上萬顆衛星，而中國的“千帆星座”一期目標是在2026年7月前完成324顆衛星的組網。

胡海鷹：整個世界上低軌互聯網衛星的興起，我自己認為應該是在2015年左右。也就是在這個過程中，其實我們是處于摸索的階段，因為國內也沒有意識到這件事情，這也跟通信產業的發展有相應的關系。國家從2G、3G學著干，到4G、5G領先。實際上現在國內基礎的地面網絡設施非常好，這給做天上帶來一定影響。因為地面的網絡服務太好了，美國恰恰相反。美國實際上從5G開始，切實感覺到自身差距。所以我自己猜想，馬斯克或者美國也想另外一條路子，就把這套系統挪到天上去，說白了把基站搬到天上去做，換了一個道。這個道做得其實還是非常成功的，因為一下就是網絡化的運行、商業化的服務，最后還做到了商業的閉環。

這是一個耐人尋味的悖論。中國用幾十年時間，建成了全球最發達的地面通信網絡。但也正是這張強大的通信網絡，讓低軌衛星通信在國內顯得“沒那么急需”。然而，在有些急需的地方，地面基站是夠不著的。

胡海鷹：比如中國科學院現在有好多海外的臺站，有很多臺站建在高山上、森林里，這些數據怎么回來？有野外臺站的事情，有海洋浮標采集的事情等等，這都需要網絡去解決，包括南北極科考的事情。

記者：這是科研的角度，還有沒有更加國計民生的戰略的角度？

胡海鷹：比如說現在遠洋運輸的問題，那么多輪船在海洋上，實際上地面基站是夠不著的，那怎么去解決成千上萬個遠洋運輸輪通信的問題？我們還有空中的事情?，F在空中，比如說現在東航、國航都提高了網絡，其實用的都是國外的衛星。

記者：如今國外多數航班已實現飛機上正常上網，這是否和我國低軌衛星尚未完成組網有關？

胡海鷹：有關系。我坐過法航的飛機，拿手機在法航的飛機上刷視頻，跟地面是一樣，就是“星鏈”在支持它。因為法國沒有它的低軌互聯網，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市場，需求也很大。我想從國家戰略發展需求來講，這些通信問題是低軌互聯網著急要去解決的。

當然還存在有極端情況，當特大災害摧毀一切地面通信設施，當戰爭炸毀所有基站時，只有天上的衛星能夠撐起那條信息通道。而如今這條通信通道完全掌控在別人手中。當年，美國利用GPS全球定位導航系統卡中國脖子的事件，讓很多中國人刻骨銘心。

1993年，中國“銀河”號貨輪在印度洋公海航行時，美國突然關閉了所在海域的GPS信號?！般y河”號失去方向，在茫茫大海上漂泊三十三天，被迫接受美方登船檢查。類似事件不只發生過一次。這讓中國人深刻認識到定位導航的命脈，必須掌握在自己手里。此后，中國開啟了北斗系統的艱難自研之路。

2020年，北斗三號全球組網完成，中國人終于把導航的主動權奪了回來。GPS的教訓就在眼前。如果中國不能在低軌通信領域擁有自己的“星鏈”，當年相似的一幕，難保不會重演。而低空軌道資源，無論是在空間還是時間上，給中國留下的都是有限的。

記者：如果馬斯克放了一萬顆衛星已經組網，是不是好地方都給占了？

胡海鷹：網絡資源包含兩個方面，一個是軌道資源，一個是頻率資源。

• 軌道資源，比如高軌衛星，兩度之間只能放一顆星。低軌原則上就是從防避碰的角度，希望正負50公里里面，在軌道高度里面，別到這個區域里面來。

• 頻率資源就更緊缺，因為大家可用的通信頻率資源高度重合。所以這就是現在我們自身的緊迫感、危機感的來源。

因為天上的軌道、頻率資源是不可再生的，“星鏈”打得越多，而我們沒有打上去，沒有用起來，自然而然就把這些不可再生的資源拱手讓給人家。

第二個事情，因為低軌互聯網隨著后面的發展，比如算力網、人工智能的服務，實際上是解決了很多原來想象不到的問題。比如飛機上刷視頻，這是一個很大的市場。

事實上，馬斯克的“星鏈”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占領低軌空間。截至2026年6月，“星鏈”在軌運行衛星已突破1.24萬顆，占全球在軌活躍衛星的60%以上。而它獲批的星座規模高達4.2萬顆——這意味著僅“星鏈”一家，就鎖定了低軌衛星總容量約70%的“黃金席位”。尤其是在500至600公里高度的手機直連黃金軌道，“星鏈”已經提前布局，將超過70%的最佳軌道資源收入囊中。相比之下，中國在軌航天器僅占全球的不到10%。與此同時，中國還面臨著一個正在快速關閉的時間窗口——國際電信聯盟奉行的是“先申報先使用”規則——誰先打上去、先提供服務，誰就有優先權。

2021年，中國開始啟動千帆星座研制。千帆星座，正式名稱“全球多媒體衛星系統”，其目標市場首先是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和中國出海企業——那些“星鏈”觸及不到或被政治因素隔絕的地區。而千帆星座計劃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衛星怎么造？傳統衛星一顆造價動輒數億，像打磨藝術品。但低軌星座要的是成百上千乃至上萬顆衛星，而且從經濟效率考量，使用壽命只有七年。

胡海鷹：我剛參加工作時候一顆低軌星也得三個億左右，現在千帆為例應該在一千多萬元，因為現在需求改變了。我們原來做的都是叫傳統類的衛星，它機會少，行內有一句話叫做到萬無一失，一失就萬無。因為都是國家立項的星，所以基本上行內做這件事情的理念都是往高可靠去做，要保證萬無一失。現在突然需要做低軌網絡，是一個大規模的星座，把全球都覆蓋住了，才能把區域給覆蓋住，穩定蓋住。總體上我想還是需求帶來了一定的空間。比如我打68顆星，我本身每個位置上都是有冗余的概念。從網絡角度來講，比如損失了一顆星，壞了一顆星，整個網絡服務的能力沒有太大損失。研發的過程，如果做一個它的成本也會很高，如果平攤開，做300多顆星，成本又下來了。

資料顯示，中國千帆星座計劃分三期：

• 一期目標1296顆，2027年完成；

• 二期新增約1萬顆，2030年完成超萬星組網；

• 三期終態超過1.5萬顆，支持多媒體與遙感一體化，融入6G生態。

在設計上，胡海鷹團隊走了一條與傳統航天不同的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

為了在有限的運載空間內實現更大的發射量，胡海鷹和他的團隊把目光投向了衛星的“身形”設計——重新定義每一顆衛星的樣子。

記者：您是主要設計者，一開始要在有限的空間內去搭更多的衛星上天。設計本身困難嗎？

胡海鷹：實際上是把傳統的方方正正、長得比較高的衛星給它壓扁。壓扁這個過程其實有很多東西要重新去做設計，比如星務計算機、測控應答機等，現在把它集成起來做成一個扁平的，用堆疊的方式去發射，它的數量應該是最多的，當時我們設計下來大概能做到18顆左右。

記者：一次性出去18顆，怎么不互相碰著、不互相纏繞，這是個大問題，技術上對你們來說這個事好做嗎？

胡海鷹：這個我們在地面做了好多輪的仿真。因為是堆疊狀態，外面有四個連桿給它壓在一起，解鎖的時候是頂上一解鎖，彈簧把它頂開。就是運載的上面級要把整個18顆星要起旋，所以當在起旋的過程中，它每顆星的速度和加速度不一樣，跟打水漂一樣，一顆星一顆星這樣就分開了。

2025年12月，中國向國際電信聯盟提交了一份令全球航天界震動的申請——新增20.3萬顆衛星的頻率與軌道資源，覆蓋14個衛星星座，包括中低軌衛星。這是迄今為止我國規模最大的一次國際頻軌集中申報行動。

記者：為什么會一下申請這么多？

胡海鷹：我想從國家的角度來講，它可能也是戰略上的儲備，要把這些網絡資料，先申請肯定是做好準備的第一步。

二十多年前，中國率先望向低軌。而如今，千帆星座的每一顆衛星，都是在填補時間窗口。從2003年的第一顆實驗星，到2026年6月的密集發射，千帆星座正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追趕。這不只是一場商業競賽，更是一次必須打贏的戰略突圍。

記者：沒人做過這件事，你屬于率先做的一批人，會感受到來自里面、外面的壓力嗎？

胡海鷹：壓力肯定存在。因為整個網絡服務商的要求是不降低的，七年的服務壽命等在整個合同里都寫得很清楚。我自己覺得現在這幾家都處于爬坡過坎的階段，衛星也是一樣，運載、發射場、運維、運營都處于這個階段，我自己還是很有信心的。我自己判斷，大概再給我們兩年左右的時間，基本上這幾方都會有一個很大的發展。我們要組成一個天地一體化的網絡，這是基礎性的工程。以后譬如老百姓要用網絡，就跟用電、用水一樣，隨處可以接入，拿來就用，這樣一個服務范疇我想一定要靠天上。

來源：中央廣播電視總臺

責任編輯：梁春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