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的十年，我們無可爭議地遭遇到了一個不友好的國際環境，一般認為是中美遭遇到了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是一個政治學概念，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在研究伯羅奔尼撒戰爭時認為，雅典的日益強大引起了斯巴達的恐懼，這種恐懼導致了雙方之間的緊張關系不斷升級，最終引發了戰爭。格雷厄姆?艾利森借用這一歷史案例，提出：一個新興大國對守成大國的挑戰，將不可避免地陷入沖突和戰爭狀態。

然而，僅僅用一個新興大國對守成大國的挑戰來描述中美沖突是不夠的。

中美沖突是更為深刻的沖突，它不僅僅是一個新興大國對守成大國的挑戰，也融入了全球化的意識形態與體制性的沖突，這種意識形態與體制性主導的沖突，我們稱之為價值沖突。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中美沖突是美蘇冷戰 2.0 版。

它的確有體制性沖突的背景。

歐盟最近與美國達成了一個共識，在受稀土限制后，提出了體制性約束的概念，也就是說，當體制性沖突與商業沖突交錯時，可以犧牲商業利益，逐漸弱化中國主導的供應鏈，將安全意識上升到了制度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