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晚上十點，我的手機鬧鐘都會準時響起。鬧鐘的標簽只有一個簡單的句號。聽到這個聲音，無論我是在公司加班，還是在家里看書，或者是在某個高端餐廳和客戶應酬，我都會立刻放下手里的一切，借口去一趟洗手間。在洗手間的隔間里，我會從隨身攜帶的愛馬仕包的暗格中，摸出一個沒有任何標簽的白色小藥瓶，倒出一粒藥丸，就著一口水迅速吞下。

這套動作我已經重復了將近三百天，熟練得就像呼吸一樣自然。但每次藥丸滑過食道，那種苦澀的異物感都會提醒我一個殘酷的事實：我是一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今年我三十歲，在一家知名外企擔任市場部總監。在別人眼里，我是標準的都市精英女性。我穿著剪裁得體的職業套裝，踩著七厘米的高跟鞋穿梭在甲級寫字樓里，年薪百萬，在市中心擁有一套屬于自己的江景公寓。

我的生活看起來光鮮亮麗，無懈可擊。我也曾以為，只要我足夠努力，只要我在職場上拼盡全力，我就能掌控自己人生的全部。

但我錯了，錯得徹頭徹尾。我用三十年時間搭建起來的完美堡壘，僅僅因為一個放縱的夜晚，就轟然倒塌。

那是去年深秋的一個周末。當時我剛剛帶領團隊拿下了一個國際品牌的年度營銷全案。為了這個項目，我們整個團隊連續熬了三個月的通宵。那三個月里，我的生活就是無休止的會議、改了幾十版的PPT、喝到反胃的冰美式、以及凌晨三點空無一人的街道。我是團隊的定海神針，所有人都可以崩潰，唯獨我不能。我每天都在強壓著內心的疲憊和焦慮，像一臺上了發條的機器一樣高速運轉。

提案成功的那天下午，我在會議室里聽到客戶說出“就選你們了”的時候，緊繃了三個月的神經終于徹底松懈下來。

當晚，我請整個團隊去吃了頓大餐，大家歡呼雀躍，甚至有人激動得哭了。晚餐結束后，考慮到大家都很累，我便讓他們早點回家休息。

看著同事們三三兩兩地散去，我獨自站在深秋的冷風中，突然感到一陣巨大的空虛。我不想回那個空蕩蕩的江景公寓，那里沒有等待我的人，只有冰冷的家具和一室的寂靜。長期的超負荷工作讓我失去了所有的社交生活，我沒有男朋友，朋友們也都有了自己的家庭。在那種極度疲憊又極度渴望釋放的心理狀態下，我走進了一家平時偶爾會去喝一杯的高端清吧。

我坐在吧臺前，一杯接一杯地喝著威士忌。酒精讓我僵硬的肩膀慢慢放松下來，也讓我的防備心降到了最低。就在那個時候，他坐到了我旁邊。

他看起來三十出頭，穿著質感很好的襯衫，談吐幽默且分寸感極好。我們順理成章地聊了起來。他沒有像那些油膩的男人一樣急于打聽我的隱私，而是安靜地聽我抱怨工作的壓力，適時地遞上紙巾，甚至點了一杯溫水放在我手邊。

在酒精的作用下，他那雙專注看著我的眼睛，成了我當時最渴望的避風港。我太累了，太想在這個寒冷的夜晚找一點溫暖，哪怕是短暫的、虛幻的溫暖。

離開酒吧時，我的腳步已經有些虛浮。他扶著我，輕聲問我要不要去他住的酒店休息一下。我沒有拒絕。

在酒店的房間里，理智曾有過短暫的掙扎。當事情發展到最后一步時，我模糊地問了一句“有安全措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