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聲明：本文為虛構小說故事，借虛構故事傳遞積極價值觀，呼吁讀者遵紀守法，弘揚友善、正義等正能量，共建和諧社會。

那天的聚會，我本不想去。

十五年沒見的老同事，一個個坐在那張包廂圓桌邊，推杯換盞，說著彼此都不怎么在乎的近況。我夾在人群里，面上掛著笑，心里卻像是有什么東西在悄悄松動。

直到劉雅君端著酒杯走過來，眼神里帶著那種我太熟悉的、居高臨下的憐憫，開口問："陳曉，你現在……過得好嗎？"

我看了她一眼，慢慢放下手里的茶杯，笑了。

然后，我說了一句話。

她的臉，紅到了耳根。

故事得從十五年前說起。

2009年的秋天，我剛滿二十四歲，進入了南城一家國營印刷廠做文員。那個年代，國企還是鐵飯碗，父母托了關系把我送進去，叮囑我好好干，別挑剔，早點找個穩當的人嫁了，安安穩穩過日子。

我當時并不覺得這話有什么問題。

廠里的文員室一共八個人，女的居多，平均年齡三十出頭，有一半已經結婚生子。我是里頭最年輕的，坐在靠窗的位置，每天處理進出庫單據，偶爾幫車間主任打打材料。日子不算難過，只是有點無聊。

劉雅君是那年比我早半年進來的，二十七歲，圓臉，愛燙頭發，手腕上總戴著一串金色的細鏈子。她已經有男朋友了，隔三差五就在辦公室里煲電話粥，聲音壓得很低，笑得卻很甜。

我跟她算不上親近，也算不上不和，就是普通同事的關系。

一直到那個年底的部門聚餐，才真的出了事。

那天是臘月，廠里年終飯局，包了附近一家川菜館，點了一桌子菜，大家喝得七八分醉。坐我斜對面的劉雅君不知道是喝多了還是本來就藏著這句話，忽然抬起頭問我："陳曉，你有對象沒有啊？"

我搖搖頭，說還沒有。

她"哦"了一聲，語氣里帶著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意味，轉頭跟旁邊的老楊媳婦說："這孩子眼光太高，總挑來挑去的，怕是不好嫁出去哦。"

老楊媳婦跟著笑了兩聲，倒沒接話。

但這句話，像一根刺，扎進了我心里。

我當時沒說什么，舉杯喝了一口酒，把那口氣壓了下去。

后來，這種話越來越多。

廠里的老同事逢年過節見了我就問"有對象沒有"，春節回家父母催，七大姑八大姨催，連隔壁鄰居的王阿姨見了我都要問一句"找好了沒"。我二十五歲、二十六歲、二十七歲，一年一年地過，周圍人的語氣從熱心變成同情，從同情變成一種微妙的憐憫，甚至是某種說不出口的輕視。

劉雅君是最明顯的那一個。

她在我進廠的第二年嫁了她那個對象，對方是南城某單位的副科長，婚禮辦得不大，卻在辦公室里被她反反復復提了半年。之后她懷孕、生子、休產假，回來上班的時候眼神里多了一種什么東西——那種東西，我很多年之后才想清楚叫什么名字，叫"已經跑贏了的人對還沒出發的人投來的目光"。

"陳曉啊，你還不急啊？"她有一次端著保溫杯走到我工位邊，笑著說，"你都快三十了，再不找，挑的人就少了。"

我抬頭看她，心里有千言萬語，嘴上只說了句："知道了。"

她嘆了口氣，那嘆氣的方式，像是在感嘆一盆救不活的花。

那段時間，我確實低落過。

不是因為沒有對象，而是因為沒有對象這件事被反復拿來提醒我，仿佛我的人生價值，全系在這一件事上。我在工位上發過呆，回到租住的小房間里哭過，也在日記本上寫過很多憤怒的話，第二天又一筆劃掉。

我媽那時候每周末打電話，十句話里有七句是催婚。我爸不怎么說話，但有一次接了我的電話，沉默了半晌，說了句："曉曉啊，你一個人，爸不放心。"

這句話讓我比所有的催婚話都更難受。

我知道他們是愛我的。可是愛，有時候也會把人壓垮。

轉折發生在二〇一一年的春天。

那時候廠里接了一批新業務，需要更新一批設計排版系統，廠長從外頭請來一個年輕的技術顧問，負責軟件培訓和系統調試。那個人叫方遠，三十一歲，個頭不高，戴副細框眼鏡，說話慢條斯理，有種安靜的勁兒。

他第一天來的時候，我負責給他登記來訪信息，幫他安排了臨時工位。他道謝的時候低頭看了我一眼，說："麻煩你了。"

就這四個字。

我當時沒往心里去。

但后來有一次，車間主任讓我整理一批老版本的排版檔案，文件量很大，我一個人弄到六點多還沒弄完。方遠經過的時候看見了，沒說話，直接坐下來幫我一起整理。

我說不用。

他說："沒事，我也沒什么事。"

那天我們兩個人，在燈光有點昏黃的檔案室里，一直弄到晚上八點多，把三年的舊檔案全部歸好類。他幫我把文件夾依次放上柜子，拍了拍手上的灰，說："好了，走吧，請你吃碗面。"

我沒有拒絕。

那碗面是附近一家小館子里的陽春面，清湯，蔥花，簡單得很。我們坐在館子角落的小桌子邊，說了很多話。他說他是外省來的，在南城做了兩年技術顧問，打算再過一段時間去別的城市。我說我是土生土長的南城人，父母都在，走不遠。

他沒有評價，只是點了點頭，認真聽。

這件事，在現在看來簡單得不像一個開頭，卻真的是我們一切的開頭。

后來的事，劉雅君她們辦公室都知道一些。

我跟方遠在那年夏天確認了關系，悄悄談了將近一年，沒有大張旗鼓，也沒有刻意隱瞞，只是沒有主動宣揚。我爸媽知道的時候，松了口氣，媽媽在電話里哭了，說了句"好，好，你終于有人了"。

那句話聽得我又好氣又好笑。

但我也哭了。

劉雅君是從旁人那里知道的。她那天來找我，神情有點復雜，問我"那個外頭來的顧問"是不是真的跟我好了。我說是。她"哦"了一聲，頓了頓，說："那……感情穩嗎？他那種到處跑的人，靠譜嗎？"

我沒有多解釋，只說："挺好的。"

她走了之后，我在心里嘆了口氣。

我知道她說的不全是壞意，但那種"擔心"本身，就帶著一種預設——預設我是那種隨時可能被辜負的人，預設我的選擇必須經得住別人的檢驗才算數。

二〇一三年，我和方遠結了婚。

婚禮不大，在南城一家小酒店擺了兩桌，雙方父母都來了，熱熱鬧鬧，簡單而真實。方遠當時拉著我的手，在酒杯碰在一起的聲音里，小聲說："以后我就陪著你了。"

我當時笑了。

也在心里悄悄想：那些嘲笑我"嫁不出去"的人，現在在哪里？

婚后的日子，跟我預想的一樣，也跟我預想的不一樣。

方遠的工作需要經常出差，一年里有四五個月都不在南城。我一開始不習慣，一個人住在新家，有時候夜里睜開眼睛，旁邊是空的，心里會有一種說不出的落空感。但我慢慢學著跟這種落空感相處。

我開始在業余時間學設計，買了課程，利用晚上的時間，一點一點地啃。我媽有一次來家里，看見我對著屏幕做練習，問我學這個干嗎。我說，就是想學。

她搖了搖頭，沒再說什么。

可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印刷廠的日子是安穩的，但安穩里有一種把人壓平的力量。我在那里待了五年，見過太多人在"安穩"里慢慢失去了什么，連自己都說不清失去了什么，只是某一天照鏡子，覺得鏡子里的人陌生又疲倦。

我不想變成那樣。

二〇一五年，我辭了廠里的工作，用這幾年自學的設計技能，跟一個朋友合伙開了一家小型設計工作室。當時很多人覺得我瘋了。我媽打來電話，聲音很急，說你放著好好的鐵飯碗不要，出去折騰什么。我爸在旁邊說不出話來。

劉雅君的消息，是通過老同事那里輾轉聽來的，說她覺得我腦子不好使，"國企都不要，出去開什么設計公司，能撐幾年？"

我當時苦笑了一下，沒有多說什么。

工作室最初的兩年是真的難。

接不到單子的時候，我跟朋友在小辦公室里坐著，對著空白的接單記錄表發呆，心里壓著石頭一樣的東西。方遠那段時間回來的次數少，有時候打電話，他在那頭說"你行的"，我當時也不知道信不信，只是靠著這句話撐著。

轉機來得慢，但它來了。

二〇一七年，工作室接到了一個地方品牌的整體視覺設計項目，做完之后客戶滿意，口碑傳出去，慢慢有了更多的訂單。兩年后我們擴了一次團隊，租了更大的辦公室，我從合伙人變成了真正意義上說得上話的經營者。

那一年，我三十四歲。

方遠從出差的城市回來，專門給我買了一束花，放在工作室門口，附了一張紙條，寫著："陳曉，你一直都行的。"

我把那張紙條夾進本子里，沒有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