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谷的雨季總是來得毫無征兆，2009年的那個下午，天空像被突然捅破了個窟窿，暴雨砸在素坤逸路的柏油路面上，濺起一片白色的水霧。我躲在一個破舊的報刊亭雨篷下，渾身上下連同背包里的提貨單，都被汗水和雨水浸得濕透。

那年我二十三歲，剛進廣州一家外貿公司不到半年。老板看我平時做事勤快，便派我來泰國跟進一批被扣在林查班港的紅木原料。那是一筆關乎公司下半年存亡的大單，原本聯系好的當地清關代理叫阿彪，拿了我們兩萬美金的手續費后，人間蒸發了。

我當時已經在那個悶熱潮濕的城市里像無頭蒼蠅一樣亂撞了三天。警察局去了，得到的只是語言不通的敷衍和遙遙無期的等待；港口也跑了，那些粗獷的裝卸工和戴著墨鏡的辦事員根本不拿正眼看我。

兩萬美金在當時對我來說是個天文數字，我甚至不敢接國內老板打來的越洋電話，腦子里只剩下一種絕望的念頭——我可能要死在異國他鄉了。

雨勢稍小些時，我漫無目的地走到了唐人街（耀華力路）。這里滿街都是繁體字的霓虹燈牌，燕窩、魚翅、金行的招牌擠擠挨挨。我走進一家不起眼的潮汕粿條店，要了一碗湯粉，剛吃了一口，連日來的委屈、恐懼和疲憊瞬間涌上鼻腔，眼淚吧嗒吧嗒地掉進湯里。

店老板是個六十多歲的干瘦老頭，正用搭在脖子上的毛巾擦汗。他看了我一會兒，用帶著濃重潮汕口音的普通話問，后生仔，遇到難處了？

我像抓住了救命稻草，語無倫次地把阿彪卷款逃跑、貨物被扣的事情說了一遍。老頭聽完，沒有表現出太多的驚訝，只是慢條斯理地把抹布洗干凈，晾在一旁。他從柜臺抽屜里撕下一小塊煙盒紙，用圓珠筆歪歪扭扭地寫了一個地址，遞給我。

“去石龍軍路，找這間‘合順茶行’。進去后，找一個叫林伯的人。你只說，是三巷賣粿條的老陳讓你去的。他能不能幫你，看你造化。”

我捏著那張被汗水浸軟的紙條，半信半疑。但在那種絕望的境地里，哪怕是懸崖邊的一根蛛絲，我也得死死抓住。

按照老陳給的地址，我穿過幾條散發著香料和下水道混合氣味的逼仄小巷，終于找到那家茶行。從外面看，這只是一個非常普通的臨街鋪面，木制的大門有些年頭了，掉漆嚴重，門上掛著一塊黑底金字的牌匾，上面寫著“合順”兩個字。

推門進去，外面的喧鬧聲仿佛被瞬間隔絕。屋里光線有些暗，空氣中彌漫著一股陳年普洱混雜著線香的味道。天花板上的吊扇發出“吱呀吱呀”的單調聲響。大堂里擺著幾張沉甸甸的酸枝木太師椅，幾個中年男人正圍坐在茶臺前低聲用方言交談。

看到我進來，談話聲停止了。幾雙銳利的眼睛同時盯向我，那種眼神沒有惡意，但透著一種長期在江湖里摸爬滾打才有的警惕和審視。

“我找林伯。是三巷賣粿條的老陳讓我來的。”我強壓著心頭的緊張，盡量讓自己的聲音聽起來平穩。

其中一個穿著花襯衫的男人上下打量了我一眼，什么也沒說，轉身挑開后堂的布簾走了進去。沒過多久，他走出來，沖我揚了揚下巴，示意我進去。

穿過布簾，是一個采光極好的天井，幾盆茂盛的羅漢松生機勃勃。天井后面是一間寬敞的內室，正中間供奉著關公像，香爐里的線香正燃著裊裊青煙。一個穿著白色對襟短褂、頭發花白的老人正坐在一張寬大的書案后，手里盤著兩枚核桃。他看起來很瘦小，甚至有些佝僂，但當他抬起頭看向我時，那雙眼睛卻異常明亮且深邃。

“坐吧。”林伯指了指對面的椅子，聲音出奇的溫和，甚至帶著幾分長輩對晚輩的慈祥，“老陳說你遇到了麻煩，跟我說說。”

我咽了口唾沫，把事情的原委再次原原本本地說了一遍。包括阿彪的樣貌特征、我們交易的細節、貨物在港口的具體位置。我說得很慢，生怕漏掉任何一個細節。

林伯全程安靜地聽著，手里的核桃偶爾發出清脆的碰撞聲。等我說完，他問了幾個問題，不問貨，也不問錢，反而問我：“后生仔，你是哪里人？家里父母做什么的？怎么這么年輕就出來跑單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