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25日午后，張學良沒跟任何人商量，登機親送蔣介石飛離西安。飛機昂首那一瞬，楊虎城就站在地面人群里，仰頭望著。他那時還不會知道，十二年后自己會被毛人鳳手下的特務勒死于重慶戴公祠，面部被淋上硝鏹水毀容；他更想不到，那位他視為“生死搭檔”的少帥，晚年面對唐德剛的錄音機時，會輕飄飄地吐出這樣一句——“西安事變就是楊虎城……那可以說他是主角哇，不過名義是我”。

這句卸責之辭，很容易讓人想起民間廣為流傳的一種說法：張學良前期靠郭松齡，后期靠王以哲，大事靠楊虎城。三人都死得慘，而他們的慘死，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源于張學良的沖動與無能。

這種說法將張學良的一生切割成三段依賴關系，又用“慘死”把三人的命運捆在一起。在老黑看來，歷史雖然難以用如此工整的歸因來總結，但不可否認，這種說法，是審視張學良的一個既殘酷又真實的角度。

先說郭松齡。

張學良與郭松齡的關系，張作霖有過一句痛罵：“除了不能和郭松齡睡以外，你大概吃點什么東西都會惦記他”。張學良自己也承認：“他跟我，我們倆差不多像弟兄一樣”。

郭松齡在講武堂做戰術教官時，張學良一見折服，此后郭一路升遷，雖名義上是張學良的副手，實則代行全部軍權。

第一次直奉戰爭奉軍全線崩潰，只有張、郭所部保持建制；第二次直奉戰爭郭松齡更把直軍打得落花流水。張作霖把郭視為輔佐兒子的不二人選，最好的裝備盡數撥給郭軍——“前期靠郭松齡”在事實層面毫無爭議。

但問題在于張學良對郭松齡的“靠”是純情感式的托付，而非理智的駕馭。

郭松齡起兵前在天津以治病為名，張學良前去探望，郭當面說出“趕走老楊，父讓子繼”的謀逆之言，張學良竟未及時制止。

起兵后張作霖一度懷疑兒子與郭合謀，張學良親筆寫信勸郭罷兵，信中寫道：“承兄厚意，擁良上臺，隆誼足感。唯良對于朋友之義，尚不能背，安肯見利忘義，背叛乃父”。這封信情真意切，卻暴露了致命軟肋——他在此前對郭的縱容已到喪失判斷的地步。

郭兵敗后于1925年12月25日被張作霖下令槍決，直接兇手是張作霖，但張學良養虎為患的責任無可推卸。

郭松齡死后，接替其位置的是王以哲。

王以哲保定軍校出身，經人引薦入張學良教導隊，因編寫《步兵操典譯解》一書嶄露頭角。討郭時他建議破壞鐵路水塔斷郭軍補給，與張作霖英籍顧問意見吻合，立下戰功，此后一路升至六十七軍軍長。

張學良對王以哲的信賴毋庸置疑，王也確曾陪同他會晤李克農，共商聯共抗日。1936年，王以哲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這一身份使他在聯共抗日問題上與張學良高度契合。

但“后期靠王以哲”這個說法需要仔細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