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希臘西部埃托利亞地區的安杰洛卡斯特洛遺址上，中希聯合考古隊員俯身在探方內作業，小心清理土層，零散陶片從沉積中逐漸顯露。這個曾見證古希臘城邦興衰的遺址，如今有了中國考古團隊常駐田野的身影。隨著中國古典文明研究院首個田野考古項目正式開工，中國學者開始在古希臘文明研究現場獲取一手材料，參與世界古代文明研究的知識生產。

數千公里外，在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罕西南、西天山北麓的薩扎干遺址，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教授王建新帶領的團隊發掘出一座古代康居貴族大型墓葬。這座墓葬的考古成果表明，撒馬爾罕盆地是古代康居人的重要活動區域，西遷中亞的大月氏遺存應在西天山以南的巴克特里亞（大夏）地區尋找。王建新團隊的一系列重大考古發現，在國際上引發了對絲綢之路中國考古成就的廣泛關注。

接受本報記者采訪的多位學者認為，從絲路古道到愛琴海畔，從歐亞草原到東非大裂谷，一場由中國考古人推動的“走出去”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廣度與深度，為世界文明對話聯結起學術紐帶。

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罕薩扎干遺址康居大墓發掘現場 受訪者/供圖

從“家門口”到“全球化”

21世紀之前，中國鮮有成規模、機制化的境外考古活動。真正的轉折發生在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之后。

“變化是根本性的。”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沈睿文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過去少數機構“單打獨斗”的模式，已轉變為由國家統籌，地方科研院所、高校與科技團隊廣泛參與的多元協同新格局。一個由考古學、人類學、地理學、測繪學、信息科學等領域學者組成的交叉團隊矩陣，正在全球范圍內“聯動出海”。截至目前，中國考古團隊已在全球28個國家和地區開展49項中外聯合考古項目，足跡遍及亞、非、歐、美四大洲，覆蓋“一帶一路”共建國家、世界古文明核心區域與人類起源關鍵地帶。

這一布局背后，是中國考古人清晰的戰略考量。沈睿文將其歸納為三大重點區域：一是“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古代文明交流通道，聚焦絲綢之路沿線；二是古埃及、兩河流域、古希臘羅馬等世界古文明核心區域，直面全球文明比較研究；三是東非、歐亞草原等人類起源與早期遷徙關鍵區域，參與解答“我們是誰、我們從哪里來”的重大命題。

近年來，中國社會科學院加速推動中外考古合作布局。2026年5月，中國古典文明研究院首個田野考古項目在希臘安杰洛卡斯特洛遺址開工。目前，中國社會科學院已在烏茲別克斯坦、洪都拉斯、埃及、羅馬尼亞、巴基斯坦、希臘等不同文明和史前文化的重要區域，持續開展長期、系統的田野發掘與實驗室研究。

王建新的中亞考古故事，也是這一宏大敘事的縮影。他的團隊沿著張騫的足跡，在中亞的巴克特里亞地區、費爾干納盆地和阿爾泰山—天山區域，與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等國機構展開了長達十余年的聯合考古。他們的目標是尋找一個在東西方史書中都留下印記，卻長期蹤跡難覓的神秘游牧民族——月氏。

公元前2世紀，原本生活在河西走廊的月氏人被匈奴擊敗，被迫西遷至中亞，最終建立了盛極一時的貴霜帝國。這段遷徙之路，是早期絲綢之路上波瀾壯闊的民族遷徙史詩，但具體遷移路線和文化遺存卻一直是困擾學術界的重要難題。“自然環境區域和古代人群的活動范圍，從來不以現代國家邊界為限。”王建新告訴記者，“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打破國界限制，以歷史文化區和自然地理單元為單位，開展多國聯合考古。”

王建新帶領團隊采用“大范圍系統區域調查+小規模科學精準發掘”的創新模式。他們并非在大型遺址上進行“尋寶式”發掘，而是以游牧民族的生存邏輯為線索，對廣袤的山前地帶、河谷階地開展系統調查，再對關鍵點位進行精準發掘。功夫不負有心人。在烏茲別克斯坦的薩扎干遺址和拉巴特遺址，王建新團隊成功確認了古代月氏、貴霜和康居的文化遺存，從考古學上厘清了絲綢之路沿線游牧人群遷徙與文化交融的脈絡。這一成果不僅為中國絲綢之路研究提供了關鍵實證，也讓中國考古學在中亞這片國際考古熱土上贏得了重要學術影響力。

如果說王建新團隊在中亞追尋的是“文明交流”，那么山東大學教授李占揚在肯尼亞的考古工作，則直指一個更宏大、更根本的問題——現代人類起源。2017年7—11月，李占揚帶領團隊與肯尼亞國家博物館合作，在肯尼亞吉門基石遺址開展系統性發掘。這是中國考古學家首次深入東非大裂谷這一被學術界公認為“人類起源核心區域”的地帶開展獨立考古工作。

長期以來，國際上關于現代人起源的“出自非洲說”占據主流，該假說認為，現代人在大約20萬年前形成于東非，隨后向世界各地擴散，完全取代了各地的古老型人類。吉門基石遺址正是檢驗這一假說的關鍵地點。發掘成果令人振奮。李占揚團隊發掘出2000余件細石器及舊石器時代中期的石制品。通過對這些石器的深入研究，李占揚團隊對“現代人在20萬年前形成于東非并向外擴散”的單一假說提出了有力質疑。“我們的發現從田野考古層面，否定了‘完全取代說’。”李占揚對記者表示，研究表明，現代人的起源和演化可能是一個更復雜、多點互動、多線進化的過程，不同地區的古老人類可能存在基因交流與技術交流。這一基于一手材料的中國聲音，為全球人類起源研究提供了新的關鍵證據。

阿爾泰山脈西側的蘇聯路I號冶煉遺址出土的部分器物 受訪者/供圖

迥異于西方的文明互鑒之路

中國考古走出國門，帶去的是一種全新的考古哲學與倫理取向。“中國考古‘走出去’，能從源頭上打破西方中心主義的話語壟斷。親手發掘、解釋人類不同文明的遺跡，讓我們不再依賴二手文獻，直接與古埃及對話。這有助于構建文明交流互鑒的理論。”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世界考古研究室主任、研究員，中埃盧克索孟圖神廟聯合考古項目中方團隊負責人賈笑冰表示。

中國海外考古從起步之初，就明確提出并踐行“尊重文明多樣性、平等合作、互學互鑒”的理念。這種以“文明互鑒”替代“文明沖突”、以“區域互動”替代“獨立演進”的研究視角，成為區別于西方范式的鮮明底色。

埃及薩卡拉遺址的考古工作，堪稱這一理念的最佳實踐場。薩卡拉是古埃及文明的核心遺址區，擁有從早王朝到希臘羅馬時期綿延3000多年的墓葬群，其豐富的考古材料是書寫古埃及史乃至整個人類文明史的關鍵檔案。然而，這里長期由西方考古隊主導，形成了以西方視角為中心的敘事體系，大量遺址在發掘后因缺乏有效保護而遭到破壞。上海外國語大學世界藝術史研究所研究員薛江帶領的中埃聯合考古團隊，達成“兄弟般協作”的共識，堅持同吃、同住、同工作，建立起深厚的個人友誼與學術信任。

“埃及方面有主場優勢和對遺址的深刻理解，中國方面則提供最前沿的科技考古、數字化保護和文物修復技術，這是一種真正的雙向奔赴。”薛江說，中國考古團隊引入的高精度三維掃描、多光譜成像等技術，對遺址和文物進行了毫米級精度的全方位數字化記錄，構建起古埃及文物材料與工藝技術數據庫。這不僅為埃及薩卡拉遺址的保護與研究提供了科學的“數字孿生”，更以中、阿、英三語向全球發布成果，讓古文明遺產真正惠及全人類。

“我們不是搶奪解釋權，而是貢獻中國智慧，提供一種基于東方文明經驗的‘內部視角’。”薛江這樣闡釋他們的工作。這種模式被其他國家的考古隊視為創造了合作共贏的“奇跡”。

在遙遠的俄羅斯西伯利亞，中國學者的視角同樣體現著這種開放融通的格局。吉林大學考古學院講師權乾坤參與了伊爾庫茨克霍爾穆西諾3號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發掘。他所在團隊沒有將目光局限在梳理貝加爾湖西側的本地文化序列上，而是以此為支點，系統探討東北亞北部不同考古學文化之間的內在聯系，試圖還原史前人群流動與技術傳播的宏大路徑。“我們始終在跳出單一遺址、單一族群的研究局限。”權乾坤說，“我們聚焦的不僅是物，更是人——古代人群如何移動、技術如何傳播、文化如何交融。這背后是中國考古學對‘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這一核心理念的堅持。”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韓建業表示：“與其他古文明相比，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延續至今未曾中斷的‘活文明’。中國的海外考古正是通過扎實的實證，去比較、去回答‘文明何以長存’這一問題。這既是對‘文明優越論’的實證反駁，也是為全球治理提供來自中華文明的古老智慧。”

全面展現精細發掘技術

中國考古之所以能在海外贏得尊重，除了先進的理念，更離不開硬核的技術實力。針對烏茲別克斯坦蒙扎鐵佩墓葬遭水蝕損毀、現場發掘難度大的難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烏聯合考古團隊創新運用多項科技考古手段——在當地啟用“整體套箱提取”技術，把承載墓葬遺存的土體用鋼板、木箱整體封裝，并轉運至實驗室細致清理。為就近開展研究，2025 年初就地建成移動式保護實驗室，從國內拆解轉運實驗儀器，依托三維掃描、高光譜成像等無損檢測技術，對套箱文物開展類似 CT 式全方位勘測。同時，團隊依托模塊化設計精簡設備架構，統籌發掘、保護與科研全流程，在壓縮配置的同時，于野外就地打通文物應急管護、數據采集、科學檢測一體化作業鏈條，圓滿完成考古與保護工作。

在百余年的本土實踐中，中國考古學錘煉出以地層學、類型學為核心的精細發掘技術，尤其在辨識和發掘土遺址的灰坑、墓葬等遺跡方面，有著舉世公認的深厚功底。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張良仁在伊朗的考古經歷，讓他對此深有體會。在伊朗北呼羅珊省的一處史前土丘遺址，當地傳統的“情境發掘法”是先整體揭露，再反向還原遺跡，這種方法在對土遺址邊界的把握上不夠精確，也容易造成遺跡破壞。經過平等溝通與現場演示，張良仁團隊引入中國“精細化揭露”發掘方法，將探方劃分為更小的操作單元，嚴格按照土質、土色和包含物的變化劃分遺跡邊界，一層層向下清理，確保每一處遺跡的原始形態都得到完整保留與精確記錄。“兩個發掘季下來，效果可以說是脫胎換骨。”張良仁說。中方探方的圖紙清晰度、記錄的完整性遠遠超出伊方預期。最終，伊方不僅心悅誠服地接受了這套方法，還主動邀請中方人員為他們的年輕考古隊員進行培訓。

在俄羅斯聯合考古中，一個極具中國特色的傳統工具意外地成了“明星”——洛陽鏟。這種在中國田野考古中司空見慣的探鏟，因其高效、精準且對遺址擾動小的特點，在探測俄羅斯遠東地區的凍土遺址和草原墓葬時展現出了驚人的適應性，很快被俄方考古人員采納和推廣，成為中國考古技術“走出去”的一個標志性符號。

如果說精細發掘是“傳統手藝”，那么日新月異的科技手段，則為中國海外考古插上了跨越式發展的翅膀。薛江團隊在埃及展示了“高精度現場采集+尖端實驗室分析”的全鏈條科技考古。除了三維掃描和多光譜成像技術，他們還利用微痕掃描技術分析文物制作工藝，通過X射線熒光光譜儀進行材料成分無損檢測。所有數據最終匯入他們正在籌建的古埃及文物大數據庫，一個集保護、研究、展示于一體的數字化平臺已初具規模。

在俄羅斯，權乾坤團隊聯合國內地球科學專家，系統應用光釋光和碳十四高精度測年技術，致力于搭建該區域精準的史前文化年代序列。這項被俄方同行譽為“補齊了短板”的工作，讓基于模糊地層和器物類型學建立的相對年代框架，有了可供校準的絕對年代“標尺”。

最令人感到未來已來的，是山東大學人類演化研究團隊對人工智能的應用。李占揚介紹，他的團隊首次采用卷積神經網絡技術，實現了對人和猩猩牙齒化石的完美鑒定。結合CT掃描、三維掃描和幾何形態測量學方法，他們可以對化石和石器進行高精度、全方位的形態數據分析。“過去靠肉眼和經驗比對，現在用算法和數據說話。”李占揚說，這不僅大幅提升了研究的客觀性和創新性，更彰顯了中國學者在交叉學科領域的國際引領力，為探索人類起源開辟了全新的技術路徑。

蒙古博格多遺址發掘現場 受訪者/供圖

讓中國考古成為溝通世界的橋梁

“中國考古‘走出去’，探究的是中華文明以外或受中華文明影響的其他地域的文化和文明發展狀況。”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中烏聯合考古隊中方團隊執行領隊劉濤告訴記者，這些新認識能夠幫助人們更加深入地理解和認識中華文明的發展歷程與特性。這種借助他者視角獲得的比較，對于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具有重要價值。

在累累海外考古碩果背后，是常人難以想象的艱辛。海外考古學者的日常，充滿了地域阻隔、極端天氣、文化鴻溝與語言壁壘等多重考驗。然而，當記者問及這些是否構成最大困難時，學者們的回答出奇地一致：這些從來不是真正的問題。

“搞田野考古的，誰沒在荒郊野外掉過幾層皮？”王建新笑言。對于當前中國海外考古面臨的瓶頸，沈睿文作了系統剖析。比如，在理論構建層面，原創性不足導致國際學術話語權偏弱，工作多停留在材料發掘與整理階段，尚未形成具有廣泛影響力的理論體系，“全球史觀”仍未成形。在人才梯隊層面，兼具一流田野經驗、現代科技手段、多語種能力和跨文化素養的復合型人才儲備明顯不足。“我們需要能使用國際學術語言，在國際頂級期刊上與同行進行理論對話的‘帥才’。”沈睿文說。在傳播效能層面，學術成果與公眾傳播、文明對話的銜接依然薄弱。諸多顛覆性的重大發現，在國內社會和大眾中的認知度偏低，國際傳播能力建設更是任重道遠，中國故事尚未形成系統性的文明敘事。

王建新對此感觸很深。他以機制保障為例說，中國的考古項目布局仍顯分散、周期偏短。與西方有長達百年的海外考古傳統和穩定的國家投入機制不同，我國的專項經費支持、成果轉化與出版機制都有待健全。

如何突破瓶頸，讓中國考古真正成為世界認識中國、中國理解世界的重要橋梁？學者們給出了路徑建議。

一是理論的創新與話語體系的構建。韓建業表示，海外考古的核心價值，不僅在于“走出去”發掘新材料，更在于用中國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重新闡釋全球文明史。“目前，能夠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全球史、全球考古類的著作太少。‘中國故事’多半停留在碎片化、獵奇式的傳播，尚未撼動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論。”他直言，海外考古必須從單純的技術輸出轉向全方位的學術構建，產出由中國人書寫、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全球史著作，從文明互鑒的視角確立中國材料和中華文明在人類文明敘事中的獨特地位。

二是復合型人才的體系化培養。令人欣慰的是，先行者已在路上。西北大學、吉林大學、南京大學等高校已展開積極探索，把海外考古現場建成“移動課堂”，讓學生在跨文化的實踐中快速成長；聯合國外機構，開展雙學位培養、短期交流和聯合論文發表；面向國內外青年學者舉辦專題培訓，實現人才共育、成果共享。

“我們應堅持‘考古、保護、人才培養’三位一體的工作方式。”王建新說，“既要培養中國的國際化考古人才，也要為所在國培養文物保護與研究的力量。只有人才互通，才能支撐起真正深入的文明互鑒。”

三是以多元傳播提升國際影響力。成果只有被傳播、被理解，才能真正形成話語權。沈睿文提出“學術高度、傳播溫度、合作深度”相統一的原則。這意味著，未來的海外考古，要把專業研究、文明對話與公共傳播更緊密地結合，用故事化、可視化、國際化的敘事方式，講述中國與世界文明交流互鑒的精彩故事。

海外考古，不僅是“走出去”貢獻世界，更是為了“返回來”反哺自身，推動構建中國考古學自主知識體系。薛江對此體會尤深。長期以來，中國埃及學研究依賴西方的二手資料與研究視角，處于被動跟隨的尷尬地位。而埃及薩卡拉遺址項目讓中國學者獲得了寶貴的一手材料，得以構建起以東方古文明國家為主體的“內部視角”體系。

“我們可以用我們的文明經驗理解古埃及，從而修正一些西方傳統的解讀，填補他們留下的研究空白。”薛江說，“這是一個從‘他者視角’到‘自主視角’的跨越，其意義遠超考古學本身。”

從烏茲別克斯坦蒙扎鐵佩墓葬到希臘安杰洛卡斯特洛遺址，中國海外考古以十年磨一劍的堅韌，悄然完成了一場學術范式的轉型——從參與融入到共建引領，從技術輸出到理論發聲。這不僅是一場跨越國界的田野探索，更是一次中國學術走近世界舞臺中央的整體性努力。多位受訪學者表示，中國海外考古正在用最扎實的實證，講述著一個亙古不變的真理——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這一基于數千年文明智慧的當代實踐，正在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一份來自中國考古學的堅實支撐與深刻滋養。

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 陳雅靜 查建國 陳煉 吳楠 趙徐州 練志閑

來源 ： 中國社會科學報

新媒體編輯：程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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