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八年前，當國際足聯選定美國、墨西哥和加拿大共同舉辦2026年世界杯時，它設想的是一場規?？涨暗谋泵朗菏澜绫瓪v史上首次由三個國家聯合承辦、共有48支球隊參賽，數百萬球迷將跨越國界觀賽，賽事本身也將成為三國伙伴關系與區域團結的象征。然而，這一團結愿景如今已顯得過時。隨著賽事開幕在即，移民限制、貿易爭端、安全擔憂，以及特朗普主導的美國新一輪民族主義浪潮，共同將這屆世界杯推向一場不同尋常的地緣政治實驗：它不再只是檢驗北美承辦超級賽事的能力，也將檢驗這個曾被寄望于展示一體化的地區，究竟已經分裂到了何種程度。

2025年12月5日，美國華盛頓肯尼迪中心，2026美加墨世界杯抽簽儀式。視覺中國 圖

時間回到一年之前，2025年1月20日，權力完成交接的那一天，特朗普并未坐在白宮的辦公桌前簽署首批行政令，而是將筆落在了華盛頓的第一資本體育館（Capital One Arena）。這一看似象征性的選擇，很快被一組更異常的數據所印證：截至2026年6月，特朗普重返白宮尚不足一年半，卻已至少16次現身重大體育賽事現場；與此同時，白宮官網可查的、以體育為核心議題或以重大賽事承辦為對象的行政令，已可統計出至少8項。體育不再只是他的政治舞臺背景，而已成為其第二任期中高度制度化、持續擴張的治理場域。

這些舉動像一次有節奏、有方向的政治部署。問題隨之浮現：為何是體育，而非其他文化領域，成為政治議程如此密集的承載者？為何偏偏是在后疫情時代、文化戰爭全面升溫的當下？又為何以如此系統化、制度化的方式深度介入？

如果說以往的美國總統更多把體育視為背景板，將它用于象征團結、軟性外交或公共情緒的安撫，那么，在特朗普的第二個任期中，體育正在被改造為一種機制化的政治技術。這也許是一場對體育與權力關系的重新構想。

一、舞臺、工具與網絡：當下美國體育政治的三個取向

特朗普第二任期以來，一種系統性的介入席卷美國體育界，我們可以從三個層面來思考，特朗普政府如何把原本屬于娛樂消遣范疇的體育，改造成承載多重功能的政治場域。

第一個層面是作為舞臺（stage）的體育。

特朗普重返白宮后對體育活動的出席頻率具有指向性，在他的政治日程中在體育賽場露面已經不是什么新鮮事：從第59屆超級碗、戴通納500、美國大學體育協會（National 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NCAA）男子摔跤錦標賽、多場UFC賽事，到國際足聯俱樂部世界杯決賽、美網男單決賽、紐約洋基隊比賽、萊德杯、華盛頓指揮官隊比賽、陸海軍橄欖球賽、大學橄欖球全國冠軍賽，以及2026年5月在其自有球場舉行的PGA和LIV高爾夫賽事；最新一次則是2026年6月8日，他現身紐約麥迪遜廣場花園觀看尼克斯對馬刺的NBA總決賽第三場。2025年2月，他成為美國歷史上首位在任內現場出席超級碗的總統；2026年6月，他又成為首位現場出席NBA總決賽的在任美國總統。

這些選擇經過篩選，被反復選中的項目大多具有高度男性化、直接對抗的特征，容易與民族榮耀、國家力量等主題相連接。摔跤、綜合格斗、賽車的受眾結構，與特朗普試圖動員的選民群體高度重合。傳播策略印證了這一點：曾任UFC通訊總監、后出任白宮通訊主管的史蒂文·張（Steven Cheung，文件中亦譯張志強），工作重心之一就是借助體育文化和播客平臺，觸達年輕的、對傳統政治冷感的男性群體。

舞臺的邊界并不限于國內。對國際足聯世界杯、奧運會這類全球賽事的深度介入，把這一舞臺延伸到國際層面。2025年7月，切爾西（Chelsea）贏得俱樂部世界杯后的頒獎環節出現了一個被電視鏡頭完整記錄的場面：在與國際足聯主席詹尼·因凡蒂諾（Gianni Infantino）共同頒獎后，特朗普沒有退場，而是留在領獎臺中央，球員們一度不知是否該等他離開。這一畫面引發爭議，因為它直觀呈現了舞臺邏輯的運作方式：特朗普總統試圖把自己嵌入一場并非由他取得的勝利，并占據畫面的視覺中心。

2025年7月13日，美國新澤西州東盧瑟福，在切爾西足球俱樂部準備慶祝戰勝巴黎圣日耳曼贏得2025年國際足聯俱樂部世界杯決賽后，唐納德·特朗普仍然留在臺上。視覺中國 圖

第二個層面是作為工具（instrument）的體育。

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行政令把體育規則轉化為政策杠桿。截至2026年6月，白宮官網可查的、以體育政策為核心議題或以重大賽事承辦為對象的行政令已可統計出至少8項，內容涵蓋女子體育參賽資格與Title IX執法、大學體育中的運動員薪酬、轉會與參賽資格秩序、青少年體能與體育參與、陸海軍橄欖球賽的賽程與轉播窗口，以及世界杯、奧運會等大型國際賽事的聯邦籌備和賽車賽事的紀念性安排。

2025年2月的第14201號行政令“禁止男性參與女子體育運動”（Keeping Men Out of Women's Sports）規定，接受聯邦資助的K-12、大學及職業級別女子聯賽不得允許跨性別女性參賽。該命令的特殊之處在執行機制：它把性別議題與聯邦教育撥款掛鉤，拒絕遵守的院校面臨失去聯邦資金的風險。這項行政令頒布后不久，NCAA即調整規則，女子項目只允許出生時被指定為女性的運動員參賽；司法部隨后就緬因州、加利福尼亞州的政策提起訴訟。教育部長琳達·麥克馬洪（Linda McMahon）——曾任世界摔跤娛樂公司（WWE）首席執行官——威脅對不合規的大學采取法律行動。這項命令在民意調查中獲得了相當程度的支持，意味著它既是文化戰爭中的一次表態，也是一項有選民基礎的政策。

其余幾項命令延續了相同的工具化思路。2025年7月的“拯救大學體育”（Saving College Sports）行政令確立了姓名、形象和肖像權（Name, Image, Likeness，NIL）的聯邦框架，限制運動員代言，并明確禁止與外國實體合作。2025年8月恢復總統體能測試、重建總統體育、健身和營養委員會的命令，則復活了一項帶有冷戰身體政治色彩的傳統，WWE首席內容官保羅·萊維斯克（Paul Levesque，即職業摔角手Triple H）出席了簽署儀式。2026年世界杯白宮特別工作組（2025年3月設立）和2028年洛杉磯奧運會工作組（2025年8月設立）的成立，把大型體育賽事的籌備提升到國家行政的優先級，并由總統本人擔任世界杯工作組主席。

第三個層面是作為網絡（network）的體育。

一個橫跨體育商業、媒體和行政權力的聯盟已經成型。這個網絡的密度在本文討論的三個層面中最容易被低估，卻對理解美國當下的體育政治具有最強的解釋力。

商業與文化動員的樞紐是UFC和WWE及其背后的資本與高管。Endeavor（TKO母公司）首席執行官阿里爾·伊曼紐爾（Ariel Emanuel）曾在《學徒》（TheApprentice）時期擔任特朗普的經紀人，如今掌控UFC與WWE兩大體育娛樂平臺；UFC首席執行官達納·懷特（Dana White）與特朗普的關系可追溯至2001年，目前被視為總統的非正式顧問之一。這些平臺擁有龐大且忠誠的受眾，構成文化敘事的天然傳播渠道。

外交層面的“互利伙伴”是國際足聯主席因凡蒂諾。他與特朗普的關系建立在相互依賴之上：因凡蒂諾需要白宮的支持來確保國際足聯在美國市場的地位，特朗普需要世界杯這樣一臺宣傳機器，在美國250周年國慶之際把一場全球盛事重新包裝為“美國的勝利”。2025年12月，國際足聯在肯尼迪中心的世界杯抽簽儀式上向特朗普頒發了首屆國際足聯和平獎（FIFA Peace Prize），值得玩味的是，這一獎項在特朗普未能如愿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后臨時設立。儀式結束后，一家倡導組織向國際足聯提交投訴，指控因凡蒂諾數月來多次違反國際足聯的政治中立政策。體育與政治利益的融合如此徹底，以至于白宮2026年FIFA世界杯工作組執行主任安德魯·朱利安尼（Andrew Giuliani）將世界杯分組揭曉儀式描述為“MAGA-FIFA世界杯抽簽儀式”。

資本嵌入的代表是沙特公共投資基金（Public Investment Fund，PIF）。其總裁亞西爾·魯邁揚（Yasir Al-Rumayyan）通過高爾夫（LIV高爾夫）、UFC潛在收購等渠道與特朗普建立了私人與職業往來，沙特資本得以借助總統的人脈克服在美投資的政治與監管障礙。

受眾動員則依靠從體育界轉型的官員、公開站臺的明星運動員和播客主持人。前NCAA游泳運動員萊利·蓋恩斯（Riley Gaines）成為限制跨性別女性參賽的主要倡導者；前UFC冠軍康納·麥格雷戈（Conor McGregor）在圣帕特里克節訪問白宮并發表講話；UFC評論員、播客主持人喬·羅根（Joe Rogan）在2024年大選前夕的支持，幫助特朗普觸達傳統政治媒體之外的年輕和中年男性聽眾。這些人物各自占據不同的受眾入口，共同編織出一張覆蓋制度、媒體和受眾的網絡。

三個層面的疊加，標志著體育在美國政治生態中角色的一次轉變：它同時充當權力展示的舞臺、政策實施的工具和聯盟締結的網絡。以往的總統多把體育用于禮儀性活動或軟性外交，特朗普把它改造成可以同時承載多種政治功能的復合場域。

二、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一場被改寫的全球盛事

6月12日，墨西哥將在首都墨西哥城拉開本屆世界杯的序幕，對陣南非隊。這屆體育盛事被譽為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世界杯，共有48支球隊參賽，將創造許多令人難忘的時刻。賽場內外，這屆賽事也集中體現了舞臺、工具與網絡三者的交匯，也暴露了其中的矛盾。

回到起點。2017年，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聯合申辦2026年男足世界杯時，申辦方案以三個關鍵詞為核心：“團結、確定、機遇”（Unity, Certainty, Opportunity）。在官方申辦文件中，三國將世界杯稱為“全球體育界最偉大的人類團結盛會”，并借此強調美加墨三國“不僅是鄰居，更是伙伴”。三國還承諾，將以“誠信、透明和負責”的方式支持公平競賽，并尊重人權、基本自由及相關價值觀。這份申辦書試圖把2026年世界杯塑造成一場超越體育本身的政治團結敘事：一個開放、穩定、合作的北美，將共同向世界展示其制度信譽與區域凝聚力。

這一雄心很快遭遇重大政治障礙：特朗普于2017年1月簽署第13769號行政令（Executive Order 13769），并通過后續命令延續、調整相關入境限制；這一政策因主要針對多個穆斯林人口占多數國家的公民，通常被稱為“穆斯林禁令”（Muslim Ban）。該禁令被廣泛批評為具有歧視性，也引發外界對美國是否適合申辦世界杯的質疑。時任歐洲足球管理機構歐足聯主席亞歷山大·切費林（Aleksander ?eferin, UEFA president）警告說，這一政策可能損害美國申辦前景；他告訴《紐約時報》：“如果球員因為政治決定或民粹主義決定而無法前來參賽，那么世界杯就無法在那里舉行。”因凡蒂諾（Gianni Infantino）也表達了類似立場，強調任何獲得世界杯參賽資格的球隊都必須能夠進入主辦國參賽，“否則世界杯就辦不成”。為控制事態，特朗普政府隨后向國際足聯發出信函，承諾“來自世界各國的所有符合條件的運動員、官員和球迷都將能夠不受歧視地進入美國”。特朗普的女婿兼高級顧問賈里德·庫什納（Jared Kushner）在爭取沙特等海灣國家支持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據報道他曾與沙特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談判至凌晨。2018年6月，美加墨聯合申辦以134票對65票擊敗摩洛哥。

現在回顧申辦文件的“政治信息”部分，美加墨三國的工作組曾試圖淡化特朗普因素帶來的不確定性，稱受任期限制影響，特朗普到2026年將不會再擔任總統?，F實證明，特朗普在2024年贏得非連續第二任期，從而回到2026年世界杯籌備與舉辦進程的核心位置。正如《費城問詢報》專欄作家威爾·邦奇（Will Bunch）帶有諷刺意味地指出的，申辦官員顯然低估了美國政治史上“非連續任期”這一可能性，前美國總統格羅弗·克利夫蘭（Grover Cleveland）早已提供過先例。

進入第二任期后，特朗普把世界杯籌備置于政治議程的核心位置。2025年5月，他主持了世界杯白宮工作組的首次會議，成員包括副總統JD·萬斯（JD Vance）和時任國土安全部長克里斯蒂·諾姆（Kristi Noem）。會上，萬斯對前來觀賽的外國游客提出明確要求：歡迎他們觀看比賽、參與慶祝，但賽事結束后必須離境，否則將由諾姆部長處置。這一表態把世界杯的接待問題與特朗普政府的核心政策直接連接起來，即大規模驅逐與移民執法。

這一連接帶來了實際后果。特朗普已簽署行政令，對三十多個國家的公民實施全部或部分入境限制，其中四個國家已晉級世界杯。美國國務院把移民立場轉化為一套具體的領事操作。據《政治報（POLITICO）》獲得的一份長達九頁“體育外交策略手冊”（sports diplomacy playbook），國務院要求各使領館增派人手處理球迷簽證，開發了世界杯專屬的FIFA Pass簽證系統，同時向其他國家索取所謂“足球流氓”名單作為拒簽依據。國務卿馬可·魯比奧（Marco Rubio）的提醒概括了這一立場：門票不等于簽證。

眼下伊朗的處境是這套邏輯走向極端的案例，也是本屆賽事最尖銳的政治問題。2026年2月底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發動聯合軍事打擊后，伊朗足球隊能否參賽一度成疑。這將是世界杯歷史上首次出現東道國接待一支來自交戰國的球隊。圍繞簽證的安排，差異待遇相當明顯。據美聯社多家媒體報道，伊朗球員的簽證在首場比賽前約十天才獲批，部分支持團隊成員，包括關鍵的管理和行政人員，未獲簽證；伊朗駐墨西哥大使表示，球隊被告知必須在比賽當天入境、當天離境。伊朗方面指責美國的做法帶有歧視和惡意，并呼吁國際足聯追究美國違反自身規則的責任；美方稱不會允許伊朗把與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有關聯的人員混入代表團。最終，伊朗把訓練基地從原定的亞利桑那州圖森（Tucson）遷至墨西哥蒂華納（Tijuana），整個賽事期間駐扎墨西哥，僅在比賽日往返美國西海岸。與此同時，原本有望成為首位執法世界杯的索馬里裁判奧馬爾·阿爾坦（Omar Artan）被拒絕入境美國，失去執法資格。

當體育的工具屬性（移民政策借賽事落地）與舞臺屬性（賽事服務于國家形象）發生沖突時，特朗普政府選擇了前者優先。這一取舍與申辦文件承諾的團結與無歧視形成直接對照。

矛盾不止于此。第二任期以來，特朗普對加拿大和墨西哥兩個聯合主辦國發動貿易戰，公開提及加拿大應成為美國第51個州，并以侮辱性語言描述墨西哥。關稅帶來的價格波動、潛在的安全協調障礙，都與世界杯長期宣傳的團結精神相左。美國旅游協會（U·S· Travel Association）警告，美國的航空旅行系統難以應對世界杯和2028年洛杉磯奧運會預計帶來的客流激增，聯邦機構的開支削減可能進一步削弱辦賽能力。

這些矛盾指向一個判斷：特朗普把世界杯當作放大政治敘事的舞臺，而這一舞臺的成功恰恰依賴他在其他政策領域所削弱的條件，包括開放的入境、順暢的國際旅行和與鄰國的穩定關系。世界杯因此成為觀察特朗普執政取向的窗口，既展示了這套做法的雄心，也暴露了它的內部矛盾。2025年3月，當被問及美國與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緊張關系將如何影響本屆世界杯時，特朗普表示，這些緊張關系會讓比賽“更加精彩”，并補充說“緊張是件好事”；5月，在得知俄羅斯被禁止參賽后，特朗普表示，取消禁令可以成為鼓勵俄羅斯與烏克蘭實現和平的“良好激勵”。外界給這屆賽事起的幾個綽號：“貿易戰世界杯”“美國優先世界杯”“MAGA世界杯”“特朗普世界杯”，正是對這些矛盾的概括。

《衛報》撰稿人利安德·沙爾拉肯斯（Leander Schaerlaeckens）甚至預測，這屆世界杯可能被用來“榮耀一位領導人”，其個人政治色彩之強，或將達到自貝尼托·墨索里尼主導1934年意大利世界杯以來罕見的程度。

三、超越宣傳：作為政治基礎設施的體育

把前兩部分的觀察放在一起，可以得出一個超出“政治作秀”范疇的判斷。如果僅把特朗普與體育的密切關系理解為提升人氣的手段，會低估它的結構性意義。更準確的看法是，體育已經成為特朗普政治運作的一部分“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

幾乎每一位美國總統都曾被冠以“體育總統”之名。社會學者道格拉斯·哈特曼（Douglas Hartmann）和凱爾·格林（Kyle Green）的研究指出，體育對政治至少有三重功能：為政治人物提供曝光平臺，鞏固其作為普通民眾一員的身份認同，借助體育所承載的卓越、成功和積極情感來提升合法性。從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到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政治人物利用體育的傳統由來已久。這一傳統依賴一種平衡：政治家在借用體育達成目的的同時，需要維護體育看似超脫于政治之外的地位，因為體育的政治力量來自公眾對它非政治屬性的認知。

特朗普的做法打破了這種平衡。他沒有維護體育的中立外觀，而是公開把體育規則、賽事籌備和場館冠名變成政治議題。這一轉變體現在幾項具體動作上：把聯邦教育經費與按出生性別確定的參賽規則掛鉤；任命職業摔跤高管進入國家健身委員會；在橢圓形辦公室展示世界杯獎杯，并堅持要原件而非復制品；試圖讓華盛頓指揮官隊（Washington Commanders）的新球場以他的名字命名；威脅把世界杯比賽甚至奧運會從他認為不安全的民主黨執政城市遷走。這些動作的共同之處在于，它們不再把體育當作政治活動的背景，而是把體育本身當作政策對象和權力工具。

從這一角度看，特朗普對體育的介入有三個值得關注的特征：

第一，它服務于受眾動員，而非單純的形象塑造。前文提到的男性化項目偏好、播客和社交媒體渠道的運用、明星運動員的站臺，都指向一個具體目標：觸達并激活那些對傳統政治冷感、卻活躍于體育和網絡文化中的群體，特別是年輕男性。這一群體在選舉政治中具有邊際價值，體育是接觸他們成本較低的入口。

第二，它把文化偏好轉化為可執行的政策?？缧詣e參賽、NIL中的外國資本限制、總統體能測試的恢復，分別承載著關于性別、國家與外部世界、身體與紀律的特定立場。通過行政令和撥款機制，這些立場不再停留在表態層面，而是獲得了強制力。哈特曼和格林所說的“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即關于哪些問題被定義為需要糾正、哪些社會安排被視為天經地義的爭奪，在這里通過行政手段推進。

第三，它依賴一個穩定的聯盟網絡維持運轉。第一部分描述的網絡并非松散的支持者集合，而是分別占據制度、資本、媒體和受眾入口的若干節點。這一網絡讓特朗普的體育政治不依賴單一渠道，也不會因某個環節的變動而瓦解。

這套做法同時面臨真實的約束。本屆世界杯作為一個典型案例已經顯示，移民打壓可能抑制國際觀眾，與鄰國的貿易摩擦可能干擾辦賽協調，聯邦開支削減可能影響基礎設施。把體育全面政治化是一種權力擴張，也制造了新的脆弱點：當一場被高調認領的全球賽事出現問題時，責任同樣會歸到認領者身上。體育政治化的邊界在哪里、公眾對這種介入的容忍度有多高，目前仍是開放的問題。民意對“禁止男性參與女子體育”命令的支持，與對移民執法在賽場內外現身的擔憂，可能并存于同一批受眾之中。

對政策觀察者而言，更值得追蹤的不是接下來特朗普的某一次出席或某一份行政令，而是這套三層結構能否延續到2028年洛杉磯奧運會乃至更長的政治周期。如果體育從禮儀性場合穩定地轉變為政治運作的常規組成部分，受影響的就不只是體育在美國社會生活中的位置，還包括公共資源分配、聯邦與州的權限邊界，以及國家對待外部世界的方式。哈特曼和格林在文章結尾提出的那個看似溫和的目標，即意識到政治存在于體育之中，并以恰當的方式參與，放在當下美國政治生態中看要比他們2012年寫作時更顯迫切。

四、體育政治化的思想源流：身體、國家與懷舊

要理解這套日益精熟的體育政治運作，我們需要越過喧鬧的政策宣示與沸騰的現場聲浪，去凝視那臺龐大機器得以持續運轉的深層動力。體育自有的邏輯就與權力共振。無論是那種公開而殘酷的競爭、清晰且不容置辯的規則，還是一切圍繞身體展開的直觀在場，恰恰與當下MAGA運動中涌動的意識形態暗流深深契合。那是一種對秩序、邊界與確定性的深切渴望，試圖在變動不居、充滿未知的現代社會中，重新尋獲穩固的支點。而體育，恰恰提供了一個高度可感、易于動員的隱喻空間，將身體、國家與時間重新編織進同一套政治想象之中。

（一）身體秩序的回歸：以剛克柔是正道

長期以來，美國政治的傳統爭論場域往往聚焦于抽象的憲法權利、自由意志或分配正義。然而，在特朗普的政治光譜中，一種更為原始、更具生物學色彩的“身體轉向”正在發生。保守派的論述重心正從單純的制度設計下沉到對自然秩序的某種迷戀。在這一視域中，社會不再僅僅是權利主體的集合，更是由遵循特定生理法則的肉體所構成的整體。由此，政治秩序的合法性部分地回溯到身體差異、力量分布與自然界限之上。

體育之所以成為這一轉向的前哨站，正因為它不僅是身體能力的競技場，更是生理差異的放大鏡。特朗普政府簽署了關于禁止跨性別女性參與女子體育賽事的行政令，其深意遠超單一的競技公平議題。這是一場對生理性別二分法的政治定論。在自由主義思潮試圖解構性別、強調社會建構屬性的當下，MAGA陣營通過體育這一最具大眾感知度的切口，重申了一種基于染色體和激素的生理鐵律。他們將賽場重塑為捍衛自然秩序的最后堡壘，因此，任何對傳統性別規范的挑戰都會遭遇最直觀的物理反彈。這種策略極其高明地將晦澀的社會學辯論轉化為直觀的身體對抗。在百米跑道或格斗場上，關于“力量”與“公平”的敘事不再需要復雜的學術論證，而是變成了不言自明的“常識”（common sense）。

對“總統體能測試”的復活與軍事化訓練的推崇進一步勾勒出這種身體政治的輪廓。2025年7月31日，特朗普在簽署了關于恢復總統體育、健身和營養委員會以及相關的總統體能測試的行政令（President’s Council on Sports, Fitness, and Nutrition and the associated Presidential Fitness Test），新一代學生將通過這項測試在學校和全國范圍內進行比賽，以表彰他們在俯臥撐、引體向上和一英里跑等體育項目中的出色表現。行政令中強調，政府“必須解決美國民眾健康狀況和身體素質下降對國家活力和長壽構成的威脅”。特朗普指示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部長小羅伯特·F·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 Jr）負責管理該計劃，并由教育部長琳達·麥克馬洪（Linda McMahon）提供支持。在眾多職業運動員的簇擁下，特朗普表示：“這將是一件大事。這是一個美好的傳統，我們要把它恢復過來……事實證明，這樣做非常受歡迎?！?/p>

上述測試起源于20世紀50年代德懷特·D·艾森豪威爾（Dwight D· Eisenhower）總統時期，但已于2013年奧巴馬執政期間逐步取消，轉而以更強調包容性、健康導向和心理福祉的總統青年健身計劃取代；績效排名被取消，競爭色彩被弱化。當時，健康協會對這些改變表示贊賞。在拜登執政時期，這類帶有強制性和標準化色彩的測試徹底退出歷史舞臺。與此同時，負面影響慢慢顯現。2022年，一個名為“體育活動聯盟”（PAA）的非營利性組織發布了一份關于美國兒童和青少年體育活動的報告。根據其審查的研究和自身觀察，PAA給美國的體育活動水平打了D-的低分。2024年，該組織再次進行評估，結果與之前相同。不過，特朗普政府恢復仰臥起坐、引體向上等傳統項目恐怕不僅是提出簡單的公共健康倡議，而更像是對國民身體進行重新規訓的信號。醫學專家威廉·G·威爾科夫（William G· Wilkoff）預測，不排除未來特朗普將學生納入更具軍事化色彩、集體化日常訓練體系的可能。

特朗普的回歸為美國帶回了一種近乎斯巴達式的審美秩序：強壯、敏捷和耐受痛苦被視為健康與美德的象征，而攻擊性的身體則被賦予優越性。在新右翼的話語體系中，肥胖、遲緩或性別模糊的身體往往被隱喻為國家精神的衰退。通過恢復體能測試與強調身體等級，行政權力試圖在青少年階段便植入關于紀律、忍耐與服從自然差異的價值觀，塑造一個在物理與精神層面都更加“剛健”的公民群體，以此對抗其所認定的、由現代自由主義孕育的“頹廢”文化。

（二）國家復興可視化：作為圖騰的競技場

在特朗普的政治修辭中，強健的個體身體與強健的民族國家身體之間存在著直接的互文關系。競技場上的每一次沖撞、每一塊金牌、每一次在逆境中的翻盤，都被轉化為關于美國國家實力、內部凝聚力與國際地位的寓言。

這種邏輯使得體育賽事超越了娛樂的范疇，成為國家復興的隱喻。特朗普將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與2028年洛杉磯奧運會的籌備工作直接提升至白宮特別工作組層級，甚至安排聯邦調查局高層親自介入與職業格斗聯盟訓練合作。這足以說明體育已被特朗普納入國家安全與大國競爭的戰略框架。舉辦全球體育盛會不再只是文化交流的副產品，而變成了一場事關綜合國力的“大閱兵”——從基礎設施、行政協調到秩序維持能力，都是面向全球的公開宣示。

特朗普對大力神杯表現出近乎執迷的占有欲，他甚至希望在白宮私藏世俱杯獎杯。獎杯作為勝利的終極符號，被一位極度推崇“贏家通吃”哲學的總統人格化地占有。這是什么含義？這恐怕不僅是個人的虛榮，更是一種政治符號——領袖擁有獎杯，即國家擁有勝利。在這個邏輯鏈條中，國家不再是抽象的行政機構，而是像一支球隊一樣，需要強有力的教練（總統）、嚴明的紀律（法律與秩序）以及對勝利的無限渴望。

此外，體育場館本身也被轉化為一種神圣的政治空間。當數萬名觀眾在高爾夫球場或賽車場齊聲高呼“USA”，當戰斗機在超級碗上空呼嘯而過，這種感官沖擊力極強的儀式感，有效地彌合了政治分歧造成的裂痕。體育提供了一種無需語言翻譯的團結體驗，在這種體驗中，復雜的政策爭論被懸置，取而代之的是對同一面旗幟、同一個國家符號的原始認同。對于MAGA運動而言，這種源自看臺與賽場的集體歡騰恰恰展現了“讓美國再次偉大”的感染力。

（三）懷舊的時間觀：重返黃金時代的想象裝置

驅動這一切的更深層情感結構，是MAGA愿景中揮之不去的懷舊底色。這種懷舊并非簡單的多愁善感，而是一種激進的政治方案：它認為未來應當是過去的重演。體育，憑借其相對穩定的規則體系和深厚的歷史積淀，成為了連接當下與那個被理想化的“黃金時代”的橋梁。

無論是大力推動皮特·羅斯（Peter Rose）入選美國棒球名人堂，還是呼吁華盛頓和克利夫蘭的職業球隊恢復帶有種族爭議的舊名，這些舉動都指向同一個目標：召喚一個沒有“政治正確”束縛、不需要為歷史感到歉疚的過去。在那個被重構的記憶中，英雄就是英雄，哪怕帶有瑕疵；名字就是名字，代表著傳統而非冒犯。特朗普對這些議題的介入，實質上是在向選民承諾一種“時間機器”——通過恢復舊的符號和規則，人們可以逃離當下這個充滿身份政治焦慮、語言審查和復雜道德判斷的現代世界，回到一個黑白分明、更為簡單粗暴的舊秩序中。

復活冷戰時期的總統體能測試同樣服務于這一時間觀。那個時代雖然充滿了外部威脅，但在保守派的集體記憶中，那也是一個美國內部高度團結、國民充滿斗志、是非標準清晰的年代。通過重啟這些古老的儀式，新政府試圖喚醒沉睡在國民潛意識中的冷戰記憶，將那種備戰狀態下的緊張感與凝聚力重新注入松散的現代社會。

《體育與美國總統：從西奧多·羅斯福到唐納德·特朗普》（Sports and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From Theodore Roosevelt to Donald Trump·）一書的合編者亞當·伯恩斯（Adam Burns）表示，打造強健國民的理念在歷任總統中一直很受歡迎。艾森豪威爾召集了總統青少年體能委員會，約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在全國范圍內推廣50英里徒步旅行，林登·B·約翰遜（Lyndon B· Johnson）甚至正式設立了總統體能獎。總統鼓勵運動的傳統甚至可以追溯到美西戰爭后的老羅斯福（西奧多·羅斯福）時期?！帮@然，特朗普在過去幾年里經常使用這種敘事方式，即他必須讓美國再次偉大，”伯恩斯說，“這有點像是對五六十年代的懷舊，大多數美國人都會記得自己曾參與過那個時代?！?/p>

體育在此充當了無需論證的歷史想象裝置。由于體育比賽的結果往往具有確定性（勝負分明），它給處于不確定性中的人們提供了一種心理慰藉。在懷舊的濾鏡下，棒球場上的綠草地、摔跤場上的肉搏、賽車場上的轟鳴，都成為了某種永恒價值的載體。這種懷舊政治并不真的意在復原歷史的每一個細節，而是通過提取體育中的某些特定元素——強硬、等級、傳統——來構建一種指向未來的行動指南：如果我們能像過去那樣打球、那樣鍛煉、那樣慶祝勝利，我們就能像過去那樣偉大。

五、體育賽場外，美國政治正在走向“超雄”？

當體育從一種文化消遣被提升至政治議程的中心，這一現象本身即是一個強烈的歷史征兆。它預示著美國政治文化的運作邏輯正在發生根本性的位移，一種理性的、基于文本和辯論的政治傳統，正在被一種感性的、基于身體和奇觀的政治形態所侵蝕。

（一）政治的“身體化”與“審美化”

在國內政治層面，最顯著的變化是公共爭論的重心正呈現出高度的身體化趨勢。傳統以政策細節、制度設計為核心的辯論，愈發難以激起廣泛情緒共振；相應地，政治影響力正在從國會山的聽證會室，持續而不可逆地轉移至UFC的八角籠、NFL的更衣室，以及YouTube上的健身與格斗播客。當總統、議員候選人需要在高爾夫球場上展示揮桿動作，或在格斗賽事后臺與滿身汗水的拳手稱兄道弟時，政治合法性的建構方式已被悄然改寫。這是一種“荷爾蒙政治”，政客們不再主要依賴邏輯自洽的施政綱領，而是訴諸更本能、甚至更具動物性的吸引力，以力量、勇氣、侵略性與求勝決心展現自己大有可為。

在喬·羅根（Joe Rogan）的播客里，在保羅兄弟的拳擊賽中，政治信息被包裹在關于男性氣質、自我優化和反建制文化的閑談中加以傳播。這種傳播方式的優勢不在于說服，而在于穿透：它繞開了傳統媒體與理性論證的過濾機制，直接作用于受眾的感官與情緒，在潛移默化中完成政治態度的塑形。

圍繞這一趨勢，進步派的批評集中于其可能對跨性別者、非二元性別者與雙性人的心理福祉造成傷害，并助長toxicmasculinity的擴散。該概念指向一種由父權結構衍生的極端陽剛模式，其典型特征包括情感壓抑、支配沖動、恐同傾向與對暴力的浪漫化。社會學家邁克爾·弗勒德（Michael Flood）指出，這類觀念往往要求男性“必須活躍、好斗、堅韌、大膽并具有支配性”。

與此同時，一部分保守派思想者則試圖為男性氣質的復興賦予道德與秩序的正當性。加拿大心理學家喬丹·彼得森（Jordan B· Peterson）以“榮耀”與“擔當”的修辭為男性抗爭辯護。他認為，現代信息經濟與教育體系正在系統性地挫傷男性的社會地位與自我認同，而強健體魄、承擔責任便是男性重獲尊嚴的路徑。相較之下，世界級格斗巨星、極右翼網紅安德魯·泰特（Andrew Tate）則將這一邏輯推向更具攻擊性的方向：他鼓吹以“紅色藥丸”原則（Red Pill Principle）捍衛男性支配地位，將女權主義與多元性別文化視為必須被反擊的威脅。在政治極化、權威象征坍塌、性別對話斷裂的環境中，這類扭曲而充滿排他性的強者哲學，對那些在現實生活中遭遇挫敗、情感失序、并積累性別焦慮的年輕男性，具有異常強大的吸引力，并客觀上為保守主義陣營積累著可持續動員的后備力量。

伴隨身體政治的抬升，政治本身也在發生明顯的審美化轉向。復雜的治理問題被壓縮為直觀的勝負敘事與強烈的視覺符號。特朗普在賽場上的每一次亮相、在簽署行政令時刻意拉長的每一個戲劇性停頓，都將公共治理轉化為一場精心編排的真人秀。在這一審美框架中，強硬姿態往往比可行政策更具價值，羞辱對手比達成共識更能贏得喝彩。選民逐漸被訓練為觀眾，他們期待的不只是治理成效，更是充滿張力的沖突場面與最終的“擊倒”（knockout）。美國的政治空間呈現持續賽場化的趨勢：協商與妥協被視為軟弱與失敗，而零和博弈、情緒對抗乃至對暴力的曖昧縱容則獲得更高的象征回報。慢慢地，力量將逐漸取代論證，身體凌駕于制度之上。

（二）民主規范的隱性侵蝕

這種將體育與政治深度捆綁的治理模式，對既有的民主規范構成了隱蔽但深遠的風險。最直接的威脅來自行政權力對社會自治空間的入侵。體育聯盟、大學體育協會（NCAA）、奧委會等機構，傳統上被視為獨立于政府之外的公民社會組織，它們擁有自我管理和制定規則的權利。然而，當白宮開始通過行政令直接干預NCAA的商業規則（NIL協議），或者利用聯邦教育經費作為杠桿來強制推行特定的性別政策時，這種自治邊界便蕩然無存。

權力的觸角伸向了原本屬于民間協商的領域。“公平”這一概念本應是社會各界在不斷的對話與博弈中形成的動態共識，現在卻變成了由行政長官單方面定義的法令。當“保護女子體育”或“拯救大學體育”成為聯邦政府的官方任務，體育機構為了生存或逐利，不得不加深對政治權力的依附。我們看到，從國際足聯主席到UFC高管，再到各路體育明星，紛紛向權力中心靠攏，形成了一種新的依附關系。這種依附不僅削弱了體育機構的獨立性，也使得它們成為了政治動員的傳聲筒。當體育不再是不同觀點交鋒的緩沖地帶，而變成了執行官方意志的陣地，社會的自我糾錯能力和多元包容空間便會被大幅壓縮。

更令人擔憂的是，這種治理模式可能會在無形中重塑公民的心理結構。當年輕一代習慣于在一種高度政治化、強調絕對服從和二元對立的體育環境中成長，他們對于“公平”、“競爭”和“權威”的理解將被深刻重塑。這種潛移默化的價值觀植入，比任何直接的政治宣傳都更為有效，因為它借用了體育這一最無害的外衣。

（三）從普遍價值到肌肉外交

在國際層面，特朗普時代的體育政治化標志著美國軟實力輸出模式的重大轉型。長期以來，美國習慣于通過體育輸出一套基于“自由、平等、規則”的普遍價值敘事。然而，隨著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到來和2028年洛杉磯奧運會的臨近，一種更具現實主義色彩的“肌肉外交”正在浮現。

在這套新的外交語系中，體育賽事不再僅僅是連接世界的友誼之橋，而是展示國家肌肉、確認等級秩序的演兵場。美國作為東道主，其關注點正從展示開放社會的魅力轉向展示超級大國的威望。特朗普政府成立了高級別的白宮特別工作組來統籌賽事安保與后勤，甚至暗示可能動用軍隊參與。他向世界傳遞的信息是明確的：這里是秩序的中心，安全與效率由強大的國家機器背書。

這種轉變也體現在對盟友與對手的選擇上。在處理與沙特阿拉伯主導的LIV高爾夫聯賽或與國際足聯的關系時，原本在人權或民主價值觀上的考量被擱置，取而代之的是赤裸裸的利益交換與地緣政治博弈。體育成為了交易的籌碼，簽證政策可能被用作外交施壓的工具，而賽事的舉辦權和商業利益分配則成為了鞏固盟友體系的粘合劑。

這種外交形態的微妙變化，折射出美國在全球舞臺上的自我定位正在發生調整。面對多極化世界的挑戰，MAGA政府似乎不再執著于通過道德感召力來維持領導地位，而是傾向于一種更為古典的霸權展示。就像羅馬競技場曾向周邊蠻族展示帝國的富庶與威嚴一樣，現在的美國試圖通過舉辦最壯觀的賽事、聚集最頂級的資本、展示最強健的體魄，來重新確認其在全球秩序中的主宰地位。這是一種基于實力的傲慢，它或許能帶來短暫的敬畏，但也可能因為其排他性和攻擊性，激起更廣泛的疏離與反彈。當加拿大的球迷在冰球場上對美國國歌發出噓聲，當國際體育組織在權力的重壓下戰戰兢兢，我們看到的正是這種力量美學所帶來的復雜回響——它既創造了令人眩暈的奇觀，也暴露了霸權之下的裂痕。

六、結語：作為“征兆”的體育

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在萬眾矚目中拉開帷幕，我們不禁回想起亞倫·蒂姆斯（Aaron Timms）在《衛報》一篇文章中的發問：在一個日益去全球化的世界里，足球還能否繼續成為一種“全球化力量”（a globalizing force）？

體育被推向政治舞臺的中央，不單單因為特朗普作為總統的個人愛好。在美國的政治發展中，體育的語法——清晰的對決、明確的勝負、身體的等級、懷舊的儀式、民族的榮耀——與一個正在變化的美國政治邏輯產生了高度共鳴。這個邏輯越來越依賴直觀的情緒而非復雜的說理，依賴身份的排他而非包容的整合，依賴力量的展示而非價值的辯論。特朗普敏銳地捕捉并系統性地放大了這種共鳴。體育在此刻的極度政治化，并非美國政治病變的原因，而是其身體溫度升高時，一處最為顯眼的征兆。政治斗爭的未來戰場可能遠遠不止于議會和票箱，而將深入我們如何定義身體、記憶比賽和想象共同體的每一個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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