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晚，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巴爺公務小鎮，剛剛吃完晚飯的郁達夫被一名當地青年喚出家門。

他穿著睡袍和木屐，神色平常地對屋內友人說了句“我出去一下”，便再也沒有回來。

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兩周后，這位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具才情與爭議的浪漫主義作家，被日本憲兵秘密綁架并殺害于叢林深處，年僅四十九歲。

左為郁達夫與原配孫荃，右為郁達夫與王映霞

神仙眷侶的幻象與裂縫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四日，上海霞飛路尚賢坊孫百剛家中，時已憑 《沉淪》享譽文壇的三十一歲作家郁達夫，初遇杭州美女王映霞。

王映霞本姓金，后隨外祖父改姓王，畢業于浙江省立女子師范，時年十九，明眸皓齒，有“杭州第一美人”之譽。

郁達夫當天日記寫道：“遇見了杭州的王映霞女士，我的心又被她攪亂了。”

此后半月，他幾乎日日登門，熱烈追求，寫情詩、送花、在四馬路泰豐酒館請酒，甚至追到杭州，哭求王映霞接納。

彼時郁達夫在北平已有發妻孫荃，是母親包辦的婚姻，孫荃溫厚知書，為郁達夫生下兩子一女，獨居富陽老宅。

郁達夫為娶王映霞，冷落孫荃卻不正式離異，而這一曖昧態度日后成為王映霞心中長久的刺。

一九二七年六月五日，兩人在杭州聚豐園舉行訂婚宴。

郁達夫將追求過程寫成 《日記九種》交付出版，銷行三萬余冊，把私密戀情公之于眾，既是那個年代的營銷手段，也折射出郁達夫“自我暴露”的性格底色，日后這將變成刺向這段婚姻的利刃。

一九二八年春，郁達夫與王映霞正式結婚，定居上海，后移居杭州并自建住宅“風雨茅廬”，柳亞子贈詩稱他們為“富春江上神仙侶”。

最初數年確是郁達夫一生中難得的安定時光：他勤于創作，版稅收入豐厚，王映霞主持家政，兩人育有三子一女（長女早夭）。

郁達夫在福州任職時日記中仍頻頻表達對王映霞的思念，“獨坐無聊，更作霞信，對她的思慕，如在初戀時期”，友人也證實他這一時期對妻子忠貞不二。

裂痕始于二人性格與觀念的根本錯位，郁達夫是典型的浪漫派文人，情緒化、嗜酒、向往不羈生活，內心深處又殘留舊式文人的妻妾想象：他曾對王映霞說，她是自己的“王朝云”（蘇軾侍妾），令崇尚平等現代婚姻的王映霞深感屈辱。

他動輒不告而別，醉酒夜不歸宿，與友人喝到爛醉躺碼頭被扒光財物再叫王映霞去接。

王映霞外向愛社交，在杭州“風雨茅廬”常辦文化沙龍，周旋于名流之間，郁達夫則對此側目，疑其浮華。

更關鍵的是，郁達夫始終未與原配孫荃徹底切斷法律關系，偶爾回富陽老家與孫荃團聚，王映霞屢次抗議無效。

一九三六年郁達夫赴福州任省政府參議，夫妻長期分居。

王映霞獨居杭州，與浙江省教育廳長許紹棣有所往來：許紹棣曾幫郁家介紹建房地基，王映霞向他咨詢子女入學事宜。

一九三七年郁達夫返杭，在王映霞衣物中發現許紹棣寫給她的三封書信，內容是否為情書歷來有爭議，王映霞堅稱為普通書信，郁達夫認定為調情。

郁達夫由此認定妻子紅杏出墻，夫妻關系急轉直下。

郁達夫三兄弟（左為郁達夫）

毀家詩紀與公開羞辱

抗戰全面爆發后，一九三八年春，郁達夫攜王映霞及長子郁飛撤至武漢。

在武漢期間，郁達夫截獲王映霞與許紹棣的更多信息，怒而在《大公報》刊出“警告逃妻”啟事，暗示王映霞不貞并要求返還財物，將家丑公之于眾。

后經郭沫若、田漢等友人調解，郁達夫登報道歉，王映霞寫“悔過書”，兩人表面和解，約定“從今以后各自改過”。

但這紙字據不過是遮羞布，因為兩人裂痕已無法彌合。

同年冬，應胡文虎主持的新加坡《星洲日報》之聘，郁達夫帶王映霞與兒子遠赴南洋，希望“這里是一個新的所在，你沒有什么人認識，我要和你在這里終老”。

這是郁達夫試圖挽救婚姻的最后努力，抵星洲后他寫下“寧辜宋里東鄰意，忍棄吳王舊苑花”，分明是說：若不是為了留住你，誰愿意飄零至此？

然而在新加坡，矛盾反而加速激化。

郁達夫反對王映霞在報社兼職，希望她做全職主婦，但王映霞不甘枯守家中。

最關鍵的是一九三九年，郁達夫將在福州、武漢時期積攢的憤懣寫成十九首舊體詩并一闋詞，加上詳盡自注，寄往香港 《大風》旬刊發表，是為震驚文壇的《毀家詩紀》。

詩中直指“許紹棣奸淫吾妻”，稱王映霞為“逃妾”“下堂婦”，甚至注云“欲返江東無面目，曳尾涂中當死”，并捏造或夸大王映霞收受巨額港幣等細節。

將私密恩怨以文學形式赤裸展示給全國讀者，這在民國文人圈絕無僅有。

王映霞在同期《大風》發表《一封長信的開始》和《請看事實》，痛斥郁達夫“精神虐待”“人格陰暗”“瘋狂兼變態”，反擊其酗酒、不負責任、對前妻藕斷絲連。

這場文壇互曝使兩人徹底決裂，一九四〇年三月，郁達夫與王映霞分別在新加坡、香港、重慶三地報紙刊登離婚啟事，聲明“男婚女嫁各聽自由”，十二年婚姻正式終結。

王映霞后嫁重慶航業界人士鐘賢道，郁達夫獨留南洋。

王映霞

被婚姻悲劇改變的人生航線

郁達夫去南洋常被歸入“抗日文化宣傳”的正向敘述：他確實在新加坡主持《星洲日報》副刊，撰寫大量抗日檄文，鼓舞華僑支援祖國抗戰，這是不容抹殺的歷史貢獻。

但當事人及親友回憶均表明，郁達夫接受新加坡聘書最直接的觸發點是婚姻危機。

郁風（郁達夫侄女）后來也承認家庭變故是重要因素，郁達夫本人詩作直接點明，是為挽留王映霞而出走。

若僅為了抗日宣傳，郁達夫完全可選擇去武漢、重慶或大后方，不必遠赴已被日軍環伺的英屬馬來亞。